但是，沃拉斯的根本错误在于他无法告诉人们非理性的“情感力量”的起源、性质究竟是什么。显然，无法进行探询和解析的非理性要素及其力量并不能成为历史—政治科学的基础。1788年，约翰?亚当斯略带反讽地询问政治学和历史学是否还能成为一门科学，其标准和原则何在，在查询历史之后，他所得结论颇富人文主义的精英气息，认为在人类事物领域当中不存在构建科学的可能性，其中的一切都是偶然和巧合；人类事物中各个领域中的行动都同样富有创造性和独立的价值。因此，凭借统一的人性原则或者知识原则创建统一的政治学和历史学乃是不可能的。约翰?亚当斯显然继承的是汉密尔顿的人文主义贵族传统，但同时他也在更深的层面上打破了，或者说是反转了柏拉图以来直至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内部在历史上尽管存在内涵和形式上的巨大变化，但根本原则却未有变动，那就是赞同知识和理智对政治—历史领域的控制和主导。柏拉图设定了“理念”，包括作为完美之人原型的人的“理念”，其特质是理智对情感的控制；此种完人状态并非人类所能达到，不过所有人也都能理解并因此在知识基础上是可以无限制地切近此种状态的。因此柏拉图认定通过仔细地了解“理念”并据此进行更为细致的推理，便能够得出有关人类事物的统一且有效的法则。以之为标准和背景，政治—历史领域中的一切人类事物尽管短暂、易变，但都能通过模仿或者流溢而得以从“应然”的维度得到理解，永恒不变的“理念”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灌注到人类事物领域当中；据此，知识、推理成为政治生活的准则。这种“理念”原型与摹本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为上帝和尘世的本体论和流溢论关系，在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孕育出一套较之柏拉图虽然相像，但也趋于极端的统一的宇宙知识原则，这些原则无疑灌注并主宰着人对政治—历史的观念。洛克一方面继承了胡克的流溢论国教体系，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人之天赋权利的原则，在洛克看来，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因为它们都出自上帝；他在《政府论》上篇的一个著名段落里集中写道：“人是全能和全知的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是至高的上帝的仆人，奉上帝之命来到尘世为上帝工作；人是上帝的造物，是上帝的财产，是上帝的意志而非人彼此之间的意志使人类存在下去；人具有同样的机能，生活在同一个自然当中；因此，不能设想人们之间有任何意义上的从属关系，使人们可以彼此消灭，仿佛人生来就是供彼此利用的。”洛克在此强调的是上帝的全知、智慧和理性，而非上帝不可测的意志和绝对的权能，他的自然权利观念并不具备杰斐逊自然权利观念当中的那种独立性和自主性，而是依托于上帝凭借理性所设定的宇宙和自然秩序，相应地，在“论基督教的合理性”当中，洛克发扬了胡克的传统，论证了在“理性”和“宽容”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合理性的宗教的广阔前景。在洛克看来，上帝、自然和理性乃是同一的，通过推理来对尘世的道德和法律进行细致的研究，便必然能够发现政治—历史的统一的、理性的法则。为了确保能够顺利地解释政治—历史领域当中的统一性法则和合理性的人性法则，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扮演了尽可能谦卑的角色，也就是知识的“看门人”的角色，他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人类知识的各个方面，并更为仔细地考察了合理性的人类知识的形成有可能遭遇的种种阻碍，以求将之去除，正如奥克斯所论：“这种观点——认为哲学本质上是谦恭的、近似看门人式的，关注由科学研究所提出来的概念、逻辑和语言问题——看起来源于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在"致读者的信"中，洛克把自己的哲学事业比作"下层劳动者"的工作，"清扫了下地面，移走了知识之路上的一些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