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艾略特—默里（Gillbert Elliot Murray）用于形容古典文明晚期向基督教信仰转变的思想状态为“神经衰弱症”，他的代表性描述同19世纪中晚期欧洲思想状态的转折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写道：这样的转折时期是“一个意识到多种失败为基础的时期，结果这个时期既带着病态，又带着那种往往伴随病态而来的亢奋。这个时期不但有过奥林匹亚神学的失败，有过目前被半野蛮军人君主国粉碎的自由城邦的失败，它更经历着另两个逐渐实现的失败：人类政府为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失败；最后就是大事宣传古希腊文化的失败，希腊为了教育一个邪恶和野蛮的世界所作的长期努力，似乎仅仅使它企图传播的那些理想变得邪恶和野蛮”。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多种失败的意识”导致了人们的思考从社会实在领域向精神和“价值”领域的退缩，直接造成概念与实在、价值与事实的断然两分，并最终导致种种非理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此种“非理性的断裂”中生发而出。

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在1894年就职演讲中将自然科学视为“普遍性科学”，将历史学视为“个体性科学”，它们分属两种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果一门学科要满足逻辑和法则上的完备性，就必须尽可能地排除“历史偶然性”，而历史学在温德尔班看来恰恰是要描述基于此种偶然性的个体性事件；他排除了在历史学中建立类似自然科学或者经济学法则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历史学中也将不存在获取稳定知识的可能性。他的哲学论著将哲学这一主题严格划分为有关知识的理论和有关价值的理论，并将历史学归于价值理论的领域当中；这进一步意味着人与历史的分离以及历史与知识的分离。至于作为历史学主题的个体性事件，人类所能做的不是对之进行认知或者思考，而是进行直觉式的价值体验，就如同一个艺术家对待自己独特的艺术作品一样。年轻时期的韦伯对此种非理性的直觉认识论提出了直截的批评：“我们模糊了一种认识，即"直觉"是由观察者的情感内涵而不是由所描述的"历史时期"的情感内涵所构成。这样一来，声称此类"知识"为主管也就等于说它们不是"有效的"。它们之所以无效，就因为没有得到分析性的表述。结果，"共同参与他人的感觉"就不属于论证和证实的范围。

为寻求符合"总体感觉"的总体特征，因果分析可能会受到抑制。因为对可以再现"感觉综合"的公式的需要，取代了对可以表述经验分析结果的公式的需要，这种"总体特征"像标签一样附着于"历史时期"。以这种形式存在的主观性、情感性"解释"不能构成有关真实关系的经验型、历史性知识。”

问题的根本在于概念与实在的关系。实证主义尝试从总体上捕捉社会实在的所有面向，并据此形成有关社会发展乃至世界历史进展的规律性法则。然而，由于社会事实的纷繁复杂和变化无常，任何规律性法则的建立都不得不是暂时性的和片面的，这一努力如果按照自身的逻辑推进，势必导致基础脆弱的法则本身在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实当中遭遇瓦解。为此，实证主义不得不寻求同盛行于19世纪的进步论联手；由此导致的就是在众多社会事实中区分出“非本质的”元素和“本质的”元素，并放弃对非本质元素的收集、分析和归纳。“历史偶然性”再次被排除出历史和社会分析领域。然而，对于人类的知识及其获取而言，什么才是本质性元素呢？实证主义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标准，实际上标准的选择归根结底关联到研究者个人的主观感觉或者体验。于此，正如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说，“结果是历史就纯粹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心灵状态在不可知的过去的空白屏幕上的虚幻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