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指出历史学通常所得的“神经衰弱症”的致病根源：“对生活的描述应当像生活自在自为的和为了它自身所是的那样加以描述。不要指责历史撰写者，说他们到处寻找结局，而忽视个别的事实和个别死去的人，……历史，即使是最好的历史，也总是带有某种尸体的气味。而且，人们可以说，世界离得愈远，阅读它的历史就愈加令人厌烦。因为每一个后继者都需要从世界事件中净化出一种更加鲜明、更加细致的结果。最后，那种作为没有价值的残留物而仍然保留在那里的东西将在烟雾中消失。”显然，这段话所作的诊断用来评判19世纪中晚期的史学状况更为合适，这也可说是具有非凡直觉能力的歌德所给出的预言。对“个别的事实”的刻意忽略是19世纪中晚期历史厌倦症的根本症状，由此导致的结局正如歌德所说，就是历史学家们本能地倾向于“从世界事件中净化出一种更加鲜明、更加细致的结果”；在这一工作中，历史学家所依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则是某种特定的“价值”诉求，这种诉求进一步导致了对长时段历史经验的神秘化，尽管论证的方法往往带有自然科学在规律和法则方面的诉求，但由于在“价值”的主宰下势必要造成人与历史的脱离，最后的作品也只能将史学转化为“价值”论战的宣言书，呈现为庸俗的、甚至是明确用来诉求并煽动作为其作品诉求对象的特定社会阶层或者集团的政治情绪和野心。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兰普雷希特的经济史和特赖奇克（Treitsche）的德意志史作品中。歌德的这项经典性的深刻评论也预示了将在19世纪中晚期出现的克罗齐的历史观念，只不过歌德在一个普遍人道主义的时代也同样呼吁人们远离现实的、斗争中的历史，而是相反地欲求人们返回开放并富有理性的“自然”当中；他对“个别的事实”的关注实际上建基于一种艺术观念的审美直觉，就如同他在论“拉奥孔”的名篇中所刻画的那种艺术家与其作品的同一性；人看待“个别的事实”，就如同艺术家雕刻自己的作品；这一事实由此便获得了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无限伸展性的意义和关联，从而超越所有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实在；人从其中得出的精神和原则同样可以无限制地运用到任何的现实之上，如同艺术家那样，凭借直觉对其加以塑造和“解释”。据此，歌德尽管提倡对“个别事实”的关注，但他实际上并不认为历史自身的流动可以包含任何意义，而只是纯粹偶然的自然性事件的简单叠加；他本质上坚持的仍然是席勒关于历史的戏剧性观念，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在将历史戏剧化的时候，也将意味着在任何的“个别事实”中历史剧的作者都可以随意地去发现普遍的历史和全体人类；由此，历史自身的知识诉求和理智原则也将被一种贵族式的审美直觉神秘化，从而最终被取代。历史与知识的断裂和脱离也就由此造成。19世纪中晚期的史学仿佛经历了一个神秘的轮回，重新回到人道主义时代对历史及其事实的厌倦和恐惧当中。此时崛起的社会科学在严格的意义上已经取代了传统历史学所诉求的总体图景，并表现出对“个别事实”和“短时段事件”的带有针对性的憎恶，认为“短时段”及其预示的全部事实并不能构成科学耕耘的基础和土壤，并且认定这些事实既然变幻莫测，就必定会以其欺骗性而扰乱并威胁到19世纪中晚期所构筑的脱离于“事实”的庞大“价值”序列。由此便不能理解为什么桑巴特（Werner Sombart）会将资本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精神”，韦伯为什么不得不诉求“理想类型”，试图在“个别事实”与以“价值”而非“事实”为支撑的历史哲学的两难困境中寻求权益性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