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批评中国的教授“申请科研基金很勇敢”，这的确是事实。两三年前，我也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中国的教授会形成这样一种特色呢？曾几何时，绝大多数中国教授还不知基金为何物。我是在1984年申请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当访问学者时，才知道这是由一项基金长期资助的项目。至于自己在中国申请基金，最早是在1987年申报设立不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种行为能成普遍的社会现象，肯定不是少数人所能左右的，必定存在着制度或社会方面的原因。

本来，基金的设立应该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某些人或某些方向的特殊资助，或是对某些特殊人才的锦上添花，或是对某些项目的雪中送炭，而不是为了解决研究部门或高校的日常开支和人员的生活津贴。但在中国，几项主要的基金，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的“二一一”“九八五”项目，都是在正常的科研与教育经费极少、科研和教学人员工资极低的条件下设立和运行的。近年来科研和教育经费虽有增加，科研和教学人员的待遇虽有提高，但这些提高部分往往都与基金或项目经费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离开了各种基金和项目经费，研究部门和高校的正常维持都成问题，相关人员除了依然不高的基本工资以外就得不到任何津贴。记得十多年前，中科院某研究所的朋友告诉我，由于使用办公室必须从自己的经费中付费，他们没有项目的人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每次只能提着包在走廊里转一圈就回家，也进不了收费更高的实验室或机房。某高校一度设立“终身教授”，但他们的待遇取决于手里有多少经费，否则就与退休人员没有什么区别。一句话，对科研人员来说，申请不到基金就意味着失业下岗，或者只能依靠单位的怜悯和别人的救济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