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11月我从中共中央编译局回到北京大学后，我一再对媒体界的朋友讲：此后我的研究重点将从“尘世的学问”，即应用研究，转向“天国的学问”，即纯学术研究。因此，一般情况下我不再接受任何关于现实问题的访谈，不发表关于现实政治的演讲，不出版关于现实问题的著作。然而，政界、学界，尤其是媒体界，总是有不少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我继续发表关于现实中国的评论，出版关于现实研究的论著。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做纯学术的研究仿佛是躲进了远离尘世的“象牙塔”，比起那种纯学术研究来，人们当然更加关注现实问题。

我大体上做到了自己的约定，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纯粹的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史研究上。我躲进了京郊树木花草环绕的“方圆阁”，就“民主”“自由”“权力”“权威”“平等”“公平”“公正”“正义”“尊严”“和平”等政治哲学的基础概念和人类的普遍价值，与古今中外的哲人们进行心灵的对话，向他们请教，与他们辩论，然后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乐在其中，俨然已经实现了我个人的“中国梦”。

然而，任何事物总有例外。当媒体的朋友提出要结集出版我过去发表过的若干论著时，我还是破例了，允诺出版了三本论及现实问题的文集。一本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转型中的中国政治：民主·民意·民粹》，一本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偏爱学问》，还有就是这本《走向善治》。

这部文集，取名《走向善治》，这表达了我的政治理想。在回到北大后，我接受了《环球人物》的专访，破例谈了我自己的政治理想。记者问我：“您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我回答说：“我最现实的政治理想有四个。一是善政。这是我国千百年来一直追求的，古代称之为仁政，大体上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 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政府，善政应具备八个要素：民主、责任、服务、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二是法治。中国古代只有‘刀制’（法制的制为立刀旁），rule by law，却没有‘水治’（法治的治为水旁），rule of law，因为皇帝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但现在要让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三是增量民主。我们一定要不断地通过增量改革来逐渐推进中国的民主治理，扩大公民的政治权益，只有这样，才能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环境。实现增量民主有三条现实的途径，一是选拔官员时引入更多竞争，以实现选优；二是从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三是从基层民主向更高层民主推进。基层民主可以让民众直接享受民主的好处，但高层民主决定国家的命运。四是安全。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就是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没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这里说的安全有很多层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衣食无忧、环境干净，能够吃上放心的食品，呼吸洁净空气；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担心被抢、被盗、被谋杀。再高一点是自由表达的安全，免于恐惧和压制，在法律框架内有自由表达权和公共参与权，不用担心有人来揪辫子、整‘黑材料’。”

记者又问我：您最理想的政治现实又是什么？”我回答说：“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个社会的治理也要好。社会高度自治，政府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们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实现善治，或许是一个十分遥远的理想目标。但不断地走向善治，应当是我们对现实政治的一个起码要求。

俞可平

2016年8月17日于京郊方圆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