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小时候我们家吃饭，若是我爸看到新闻，有感而发，要批评当局或是蒋介石，一提到政治，他和我妈妈谈话声音就会自然放低，不晓得墙的另一边是不是贴着一只耳朵。

因为白色恐怖后续这些麻烦事，我父亲不希望连累到儿子，1972年，我十一岁时，他就送我出国。当初原本要去欧洲，但先去美国找大姊，准备办手续转机到欧洲时，在耶鲁大学遇到了我的老师鄂尔（Broadus Erle），他建议我留在美国。没想到，后来我就在美国学音乐了。

三年多以后，爸爸也离开台湾，原本出国理由只是探亲，但后来他风闻有可能会有另一波的逮捕行动，于是到美国看小孩子之后，就转到日本定居。我们全家分散在海外，他跟母亲在东京，我和两个姊姊在美国。

从小到大，我有时候好奇地问他绿岛的事，他都不愿讲，因为要讲就得回想，他总是回答：“要回忆太痛苦了。”他在国外待了二十多年，直到1990年代才回来台湾，我还陪伴他和母亲一起去拜会李登辉，一见面就很开心地讲日语。我想父亲这样一位曾为政治思想被逮捕的人，居然有一天能走进“总统府”，心里一定有说不出的滋味。

政治原来是他的理想，但理想受挫之后，他把热情转移到语言研究上，从我小时候家里都是各国语言的书，除了日文、中文、英文外，他还广泛涉猎了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甚至有点难度的俄文、希腊文、土耳其文等。他住在东京时，看病之余，还花了十几年时间投入闽南话研究。我曾看到他费尽心力一张字卡、一张字卡整理编写厚达三册的闽南语字典，后由自立报系出版。他对语言的兴趣实在浓厚，还钻研具有打破国际语言障碍、具有进步文化意涵的“世界语”（Esperanto），还曾和世界语组织的人通信、联络。学世界语，可以说是他在现实上无法实现的左派理想在语言上的转化、延伸。

我父亲是医生，又拉大提琴，看起来不像是会拿锄头、斧头，更不会是带枪的人。他之所以信仰左派是认为左派的理想，像是人对人的平等、无产阶级的劳动，才是人类最终极的理想。他总觉得共产革命一定比在台湾所看到的高压独裁统治要好，听到毛泽东要跟着平民百姓吃苦，内心对毛泽东充满崇拜。

那一辈的青年对政治太敏感，对理想又太纯粹，结果幻灭也最大。他晚年很高兴终于踏上心目中祖国的土地，深入了解现实后，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不是完人，“文革”伤害也很大，他确实觉得失望，内心冲击非常大。但要他去评判毛泽东是个坏蛋，他说不出来。

你想想，他为这个理想付上年轻的大好青春，甚至差点被枪决；从绿岛坐了牢出来，朋友不敢靠近，他也没有怨言，但理想一旦落空了之后，对他有很大的打击。而更大的痛苦就是……那么明显的失望却不能说出来，内心更是苦。

这种失落的感伤，一直到他七十九岁时过世才停止。他过世前，跟我谈过一次，他一定看到了祖国并没有理想中的那么理想，而且毛泽东也没有那么伟大……他没有直接讲他的失落，但你从他的话里，很明显会感觉到他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