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春天，一个年方二十三岁的年轻和尚来到台湾。他刚躲过了大陆连年的战争，来到陌生的台湾，举目无亲，形单影只。

按理，身披袈裟、脚穿罗汉鞋的出家人，应是离政治最远的一群人。但身在乱世，星云大师也不能摆脱政治的干扰。来台之初，星云既无户口、证件，又是个行踪神秘的外省年轻人，这引起有关单位的注意，即使要出门传教，星云都要到警察局“请假”报备。在那个“检肃匪谍条例”雷厉风行的气氛下，星云也曾被人诬告为“匪谍”，差点被枪毙。更何况，信仰基督的蒋夫人歧视佛教，信佛教的人，无法升官，不能出国。

1950年代，不论你的省籍、文化背景、职业、阶层，这种来自政治的压抑是十分普遍的。

所幸，星云大师来到民风纯朴的宜兰，在语言不通之下，慢慢争取乡民的好感，而斯土斯民宽厚良善，也逐渐接纳了他。六十年过去了，这样一位外乡和尚，竟能创佛光山、海内外道场一百九十座、全球信徒近千万人的佛教事业。

当老兵还尚未开放大陆探亲时，星云大师“偷跑”一两年，经过特殊的安排，在东京机场再度见到了母亲。但悲剧还是难免，他不仅认不出母亲，心里还想着：“我后来甚至有个奇怪的念头，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我母亲啊？我母亲是这样吗？会不会是一个人假冒我母亲，故意来骗我的呢？”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千年前苏东坡曾如此悼念亡妻，但星云大师感叹：“儿子听不懂妈妈的话，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经历人子之痛，星云大师祈望走过苦难的两岸人民，能永远免于战争恐惧、天伦之悲。

1949年春天，我二十三岁来到台湾，至今说来已经六十年了。

前面二十三年，我的人生未必很好，来到台湾六十年，未必不好。此话怎讲？因为我生于北伐的年代，母亲跟我说，我哇哇来到世间的时候，正是中国最动乱的时候。

我十岁稍懂人事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八年抗战期间，我的家乡是游击队、国民党、日本人紧张接触的地方，甚至南京大屠杀就在我的家乡扬州隔壁。父亲为了生计在外经商，在外两年毫无音讯，生死未卜，母亲带着十二岁的我去南京寻找父亲，但乡人猜测，他可能死在南京大屠杀了。

我就是在这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慢慢地成长。十二岁那年，被一位老和尚看中，我告别母亲，在栖霞山出家了。

谁都不能信任的时代

八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就是二十一岁那年，我在宜兴白塔国小担任校长，早上国民党军队来到寺里，要我们告诉他们：“共产党的军队在哪里？”晚上解放军、地下工作人员来，要我们告诉他：“今天国民党的部队多少人来？”

现在这些话讲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小命不知放在哪里，说错话随时就可能结束生命。我也曾遭到逮捕，国民党说我是“匪谍”，要枪毙；共产党说我是“国特”，要杀头，两面不是人。有天下午，应该是带着我要抓去枪毙了，在面临死亡前的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人生的境界是什么滋味。在那样的情况下，你说一个年轻人青春在哪里？

在这种绝命之下，我二十三岁带领救护伤亡、服务众生的“僧侣救护队”来台湾，七十几个人从上海登船，来到台湾。才到基隆港，就有三十人不告而别，各奔东西了。

初来乍到的我无亲无故，生活艰困，吃不好、睡不好，仅有的包袱弄丢了，唯一的一双罗汉鞋也不敢穿，因为那时台湾人大都打赤脚，我穿鞋，他们会盯着我看。

不久，白色恐怖就来了，就是亲生儿女都不能信任，谁来伸出援手？

那几年，国民党对我们不谅解，警察经常查户口，我常一觉起来，就被问这个、问那个。生活谋食困难、投靠无门等等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困难的是，当时我住在一间寺庙里，偶尔要出门上课讲法，都要先报备，必须到派出所警察局“请假”，他们同意，我才可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