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在台湾早已是“终身义工”的代名词。他16岁报考“青年军”，十九岁来到台湾，原籍浙江余姚的他，从此开启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十岁就被另结新欢的父亲遗弃，身为独子的孙越，在十五岁那年，母亲又抑郁而逝。在容易伤感的青少年岁月，这个孑然一身的孤儿，好不容易在军中找回大家庭的温暖。

军队供他吃穿，给他一种团体归属感。在1949年初夏，一次他以为是战时例行性的“移防”，带着“将来怎样，完全不知道”的心情，他因缘际会地来到台湾。在军中的话剧队，跟着一些流亡学生读书，开始摸索戏剧的表演，在台湾及金门马祖各地巡回劳军演出，他在异乡找到军民一家的满足感。

已经快八十岁的孙越，曾经是台湾电影的焦点人物，他在《搭错车》里演活了一个捡破烂儿的老兵，拿下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他之所以能够把老兵演得丝丝入扣，因为他就是老兵。

他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而且也凋零得差不多了。”他感谢上帝，让他有机会做老兵的代言人，人家因为认识他，而认识了老兵，他觉得与有荣焉。

当很多政客炒作“爱不爱台湾？”“认不认同台湾？”时,孙越说,他在自己岗位上,所做的应已“无愧”于台湾。

六十年前,1949年4月28日那天,我踏上了招商局的“海宿轮”,大约走了三天两夜吧，5月1日我来到台湾。那一年，我十九岁。

父亲给的台湾印象

我是在战火中成长的孩子，到台湾对我而言是新鲜的事。从上海到台湾，海面上时雨时停，感觉天气始终阴阴的；记得船上载满人，很多武器，还有一架小飞机。后来听到人说：“到了！”到哪里？原来到了基隆，黑蒙蒙的，我们等天亮才能进港，进来还要等，港口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船，等到快中午，才真正进港靠岸。

刚来台湾最强烈的印象是很绿，很像一部1950年代的日本电影《青色山脉》，描写年轻人在自然中恋爱的感觉。那时的台湾真是满眼的绿，绿得无比耀眼。

我那时了解的世界很有限，却见识过战争的残酷，在平静的航程里，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只要有两三天听不到炮声，就是很大的满足。其实战争久了，最令人讨厌的情绪，不见得是恐怖，而是对生命的无奈。

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各地的军人，大概都带着一种“将来怎样，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心情到台湾来。我们全都不是来安家落户的，感觉上只是例行的军事“移防”，像过去我们在大陆，爬一座山、过一座桥那样普通，只是恰好这一次，我们移防的地方比较远，要过个大海，刚好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台湾”。

台湾对我来说，有着跟父亲相连的遥远印象。父亲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业务代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两次来过台湾，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大约只是他在花莲这里有些业务或是有些朋友。另外我还有印象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结束，尚在抗战之际，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男士，个子高高的，穿着长袍，头上却戴着一顶礼帽。

父亲跟他在客厅神秘地谈正事，叫我跟妈妈到另一间房。他走了后，父亲悄悄告诉我，他是从台湾来的。后来，他又来家里一次，父亲介绍他到公部局上班，可能他是做地下工作的情报人员，要父亲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仅仅是这样。抗战胜利后，这个神秘的男子来我家辞行回台湾了，这是我对台湾的初步印象。

我的祖籍是浙江余姚，在上海跟天津长大。父母只生了我一个小孩，没有兄弟姊妹，从小我就特别羡慕有很多兄弟姊妹的大家庭。

我在沈阳出生，不到一岁，就遇上九一八事变；搬到上海，又遇到“一·二八”事变；迁往天津，又碰上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哪儿都遇到战乱。因为父亲是业务代表，生活过得灯红酒绿，我童年出入的都是大饭店、鸦片烟馆、戏园（听戏的地方）、马场（赛马赌钱的地方），甚至是妓院。战争不断，让我一直对完整的家有莫名的渴望，那时候只要父亲能回家睡觉，跟妈妈不吵架，我觉得就是天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