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谈一谈犍陀罗文《法句经》的来源问题。它的来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经》曾在新疆发现，足征《法句经》在新疆是流行的。这个犍陀罗文的《法句经》同梵文本有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罗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第二个译本的母本。因为在后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罗文本中则是budhu，这个字也可以译为“浮屠”。

（三）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连带提出来的是支谦、安世高等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

羡林案：“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详共竺大力译为汉文。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

《维祇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

附《聂承远传》：

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

《僧伽跋澄传》：

（赵正）请译梵文……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多为梵文。

《僧伽提婆传》：

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

《竺佛念传》：

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

《昙摩耶舍传》：

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

《高僧传》卷一中有关梵文的记载就是这样。“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统观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昙果、维祇难等传中所说。但是绝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谦传》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说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亚民族语言。这一点从他们译经时使用的汉语音译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来。比如汉译“弥勒”一词，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可是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失译人名在后汉录译《大方便佛报恩经》，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撰集百缘经》《大明度经》《佛说八吉祥神咒经》，康孟详译《佛说兴起行经》，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等等，用的都是“弥勒”。由此可见，支谦等译经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的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

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