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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痛的双重斗争。——如果我们遭遇到病痛，那么我们要么可以通过消除它的起因来摆脱它，要么可以改变它对我们的感觉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说，转而将病痛解释为一种其好处也许只有在以后才看得见的善。宗教和艺术（还有形而上学哲学）都致力于实现感觉的改变，部分通过我们的经验判断的改变（例如通过这样一种命题的帮助：“为上帝所爱的人，也受上帝的惩罚”），部分通过唤起一种在痛苦中和一般情感中获得的快乐（悲剧艺术的出发点由此而来）。一个人越倾向于重新解释和考虑周全，就越看不见病痛的起因，越不会去消除它；片刻的缓解和麻醉，就像牙疼时常见的情况一样，对他来说足矣，尽管还要面对更大的痛苦。宗教和所有麻醉艺术的支配地位越削弱，人们就越严格注意病痛的真正消除：这对悲剧诗人来说无疑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由于无情的、不可战胜的命运王国的地盘越来越小，供悲剧用的题材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这对教士来说更糟糕——因为他们至今都一直靠麻醉人类的病痛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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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为知。——教士们声称有一个上帝，声称他要求我们行善，他是每一个行为、每一个片刻、每一种思想的守护者与目击者，他爱我们，在所有的不幸中都对我们怀有最好的好意。人们多么愿意将这种错误的说法换成像这谬误一样有益、一样有镇定作用、一样令人感到舒适的真理！但是这样的真理却不存在；而哲学最多是以形而上的虚假表面（本质上仍然是非真理）与其相对抗。但是，不幸的是，如果人们在心中和头脑中有了获得真理的严格方法，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宗教教条和形而上学；而另一方面，由于人性的发展，人们变得如此温柔、敏感、痛苦，以至于必须要有最高级的药品和安慰手段才行；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危险：人类因为知道了真理而流血致死。拜伦在其不朽的诗句中表达了这一点：

忧患为知：通晓天下之最者

必极深痛于致人死命之真理，

知识之树呀，非生命之树矣。

（Sorrow is knowledge :they who know the most

must mourn the deepst oer the fatal truth,

the tree of knowledge is not that of life）

如此忧心忡忡、无药可救，除非召唤出贺拉斯那种庄严肃穆的轻浮，用于灵魂的最糟糕

时刻和日食之时，并同他一起对自己说：

为什么因为洞察永恒之谜

而折磨你可怜的灵魂？

为什么不躺在高高的梧桐树下

或松树下休憩——

（quid aeternis minorem

consiliis animum fatigas?

cur non sub alta vel platano vel hac

pinu jacentes—）

然而，无疑任何程度的轻浮或忧郁都比一种浪漫的回归和开小差以及比接近任何形式的基督教要好：因为按照现在的知识状况，人们已经完全不再可能既同它打交道而又不彻底玷污自己的良知，在自己和他人面前将它抛弃。那些痛苦也许已经够严重的了，但是没有痛苦你就不可能成为人类的领袖和教育家；想要尝试这样做却又不再有那种纯洁良心的人是多么不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