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悲观主义的宗教中，生殖行为本身就被认为是不好的，但是这种认识绝不是人所共有的；甚至所有悲观主义者的判断在此问题上也不尽相同。例如，恩培多克勒对所有色情事物中可耻的、恶劣的、罪恶的东西一无所知；或者说，他在一大片不幸之中看到了惟一充满幸福和希望的现象：爱神阿佛洛狄特；在他看来，她是这样一种保证：争执并不是永远占统治地位的，而是有一天将会把王杖交给一位更为温和的魔鬼。有实践经验的基督教悲观主义者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有着这样一种兴趣：他们需要一个永远充满活力的敌人来适应他们生活中的孤独和精神上的荒原：一个公认的敌人，通过战胜和制服这个敌人，他们在非圣徒面前总是一再显示为几乎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的存在。如果这位敌人最终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被毁坏的健康而永远地逃走了，那么他们立刻就懂得如何来看待他们那住满新的魔鬼的内心世界。傲慢与恭顺这两个天平上的秤盘的上下浮动，就像欲望和内心宁静的交替一样，如此出色地使他们苦苦思索的脑袋得到了消遣。当时的心理学的目的在于不仅怀疑一切人性的东西，而且对其加以亵渎、鞭挞和折磨；人们要尽可能认为自己很坏、很邪恶，他们寻求恐惧，为灵魂的拯救而担心，因对自己力量的绝望而担心。人类将关于坏与罪恶的观念附加于一切自然物上（例如就像甚至现在人类还习惯于对色情事物所做的事那样），困扰想像力，使它变得愚钝，流露出羞怯的目光，使人不满于自身，变得不可靠、不可信任；甚至连他们的梦也带有一种受折磨的良心的味道。然而，这种来自万事万物的现实中的自然之物的痛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它只是关于万事万物的看法的结果。你很容易认识到，人们是如何因为认定必然的自然之物是坏的，然后始终感觉它就是坏的，从而使自己变得更坏。使人怀疑自然，因而也使人自己变坏：因为人学会了感觉自己是坏的，他也无法脱去自然的外衣——这是宗教和形而上学家的诀窍，那些宗教和形而上学家们想要的就是：人天生就是坏的、有罪的。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然之中，人渐渐感到自己受到这样一种负罪感的压力，以至于需要超自然的力量来消除这种重负；于是，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拯救需求登上了舞台，这种需求完全不是适应真正的罪恶，而只是适应一种想像出来的罪恶。审阅一下基督教文件的各个道德条款，你就会到处发现，这些要求是过分的，人不可能满足这些要求；其意图不是让人变得更加道德，而是尽可能让人有罪恶感。如果人们对这种感觉感到不舒服——那么为什么他们还会产生这样一种观念并且如此长久地坚持不放呢？在古代社会中，一种无法估量的精神力量和首创才能被用来通过节日膜拜而增加生活的欢乐，而在基督教时代，同样无法估量的精神力量则被牺牲给另一种努力：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感觉自己有罪，并且因此而变得激动、活跃、热情奔放。不惜一切代价使人激动、活跃、热情奔放——这难道不是一个衰退的、过于成熟的、过于有教养的时代的口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