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奥特莱的宏伟计划却最终幻灭了？毕竟，他提出的科学理性主义在“一战”前后都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样对国际史实有着强烈兴趣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提到“世界大脑”的必要性，这与奥特莱成立知识储备库使所有人皆能受惠的想法如出一辙。两次战争期间，科普读物拥有着巨大的市场，也表明这个想法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然而，奥特莱的做法以及他对科学国际主义的追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首先，科学合作通常会受制于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法国是标准化事业的拥趸，但拿破仑试图为整个欧洲编纂法典的灰色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人们总会怀疑法国人的动机不纯，这些因素都足以限制法国人推动标准化事业的积极性。到19世纪80年代，公制运动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一运动的进程一度趋于平稳，成为许多国际主义者一直提倡的通用体系，但英美两国随后强烈反对这一体系。《公制谬论》（The Metric Fallacy）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哈尔西（Frederick Halsey）曾经写道：“星象显示，未来会出现‘英美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套英美制的度量标准。”如果到1950年这两个国家的公制事业还不及一个世纪前，那么政治因素便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