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华盛顿方面的言论令人担忧，有人认为战后美国整个地缘政治结构的前景都不乐观。1971年，尼克松希望美元贬值，许多美国全球主义者认为这是排外的表现，有重回20世纪30年代“经济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危险，因此对尼克松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基辛格也因为向中国示好时忽视了日本、在缓和同苏联的关系时忽略了西欧的重要性而饱受指责。他的对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后来成了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他曾抨击过基辛格，并告诫世人警惕大西洋联盟瓦解。他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同欧洲关系的缓和，这一过程之初并不正式，随后越来越趋于正式，最后日本也参与进来，美、欧、日三方建立了友好关系。1973年，300名政治家、学者、商人以及劳工代表汇聚在非政府组织“三边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戴维·洛克菲勒发起，布热津斯基是其最初的掌舵人。一位与会者归纳出委员会的信条，他曾表示“全球主义和双边主义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三边主义却一定能成功”。洛克菲勒全身心投入其中，这让人们想起了国际联盟（这个组织自威尔逊起，一直持续到福斯迪克和腊斯克时代）在美国称霸全球的事业中持续的影响力。传道者帕特·罗伯逊认为三边委员会是一个“原始世界政府”，起源于“某种邪恶事物的深处”，这位右派人士把三边委员会说得一无是处，左派人士则把它当作报复国际资本主义的工具。当然，后者的主张更接近事实，西方各国及各组织间经济关系的变更加快了美国重获世界领导权的速度。两年后，后来成为七国集团的联盟成立了，这一进程因此变得更加官方化，美国也因此巩固了与西欧以及日本的关系，它们组成了战后经济战略的中心轴。1980年，加入三边委员会的国家的出口贸易占全世界出口贸易的2/3，也为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了近2/3。委员会的成就削弱了南方国家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南方国家联盟因石油危机也变得不如从前那样团结了。大西洋联盟再次团结一心，拉大了地中海两岸不同世界间的差距：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1978年离世，这便意味着号称“南方–欧洲国家”的联盟走到了尽头。这件事完美地印证了布热津斯基的观点，1973年阿尔及尔不结盟运动发生后，他表示需要“采取明确的政治行动甚至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才能有效应对当今的技术和经济问题”。

总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联合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吁在美国和欧洲的境遇大不相同，美国表现出的与南方世界协商的意愿更为隐晦。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莫伊尼汉向世界保证会放宽西方市场的准入条件，并采取国际措施稳定第三世界的出口收入。基辛格在1976年首次访问非洲期间提议打造一个“国际资源库”。但是在财政部部长威廉·E·西蒙（William E. Simon）和福特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威廉·塞德曼（William Seidman）眼中，即便是这种温和的安抚计划，也脱离实际太远了。威廉·塞德曼就曾警告美国说，不要“为了自由企业制度牺牲我们的基本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