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雷卡的方法乍看起来非常吸引人，他的如下看法尤其如此：通过对话，所有各方对对话的承诺都可能会发生改变。在后面的章节中，我还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然而，事实上，帕雷卡的提法也受到了一些严峻的挑战。首先，其他哲学家认为，不仅文化的道德价值可以不同，而且他们的理性标准（standards of reasoning）也可以有很大的不同。这削弱了如下这种观点，即那种允许“经得起理性考验”的共识出现的推理过程是可以达到的。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帕雷卡所认为的、“公开且非强制性的”、涉及“想要表达自我的每个文化”的对话听起来有些不太实际。帕雷卡在其文章的后面为人类共性提出了几点意见，但他是在没有求助任何跨文化对话的情况下这么做的，这一点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示。最后，帕雷卡似乎认为，每种文化都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拥有一套价值观和观念预设的独立单元。但我认为，恰恰相反，承认不同的文化和传统都存在内部的复杂性是成功认识跨文化对话的关键所在；这些复杂性可能会使对话更加困难，但它们也可以为我们找到进行对话的其中一把钥匙。

承认文化的内部复杂性所带来的好处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来，这种方法强调发展一种能够产生变革的对话。郝大维（David Hall）和安乐哲认为，一种特定的西方传统——美国实用主义——是“我们”一方与中国人讨论人权问题的最好出发点［Hall & Ames 1999］。他们认为，实用主义比其他西方传统更有优越性，也比其他的西方思想跟中国知识传统中最强有力的部分更接近。在这里，他们当然也展开了批评——既批评了西方的文化，也批评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开展对话服务的，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对话，就可以在东方和西方的内部以及在它们之间都能达成更加稳固的道德共识。

虽然郝大维和安乐哲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引起了争议，但我不想在此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因为忽视了权力关系对人权对话所具有的影响而受到了批评：按照一位批评者的话说，他们试图表明，说中国确实拥有一种对人权的独特理解就等于“无视压制者”，因为那种认为中国拥有自己的权利观念的主张已经被中国政府用来为各种形式的压制进行辩护［Donnelly，1997］。尽管那种认为权力关系必然会对跨文化对话或批评的全面理解产生部分影响的观点很有道理，但是，我也拒绝接受那种认为如果学者们发现和解释了道德多元主义，就必然会对压制者有利的观点。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的主张中存在真理的内核，那么，在无视这些真理的同时却加倍放大主张普遍价值的声音音量的这种做法就是不正当的、帝国主义式的——正如我们的中国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提出一种关于道德多元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无论在抽象意义上还是对于中国的人权都能够适用，并且能够不仅为批评压制行为的批评家而且为那些试图提出更稳固国际共识的人提供充分的理由，那么，压制者将失去一件重要的武器，而我们却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寻找更多的途径，使对话而不是大胆的批评更能导致价值观的改变，甚至更能达成共识。但是，如果要这样，我们就必须既不要忽视权力关系，也不要忘记像道德价值这样的理性标准可能因文化而异的事实。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尽量利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正是这些在多样、重叠、有时冲突的对话中的不同声音一起真正组成了当代的权利话语。无论是人权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政治家和官僚、学者和学生，还是工人和首席执行官，他们都很重要。尽管要充分考虑所有这些声音并非易事，但那种只是听取一个群体声音的权利话语模式却显然是非常不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