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慧廉航海书信有感

《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2013）付梓后，我才在陈年的英国《偕我公会会刊》（The 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 Magazine）上发现两封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百余年前航海去中国时撰写的书信。一封写于1882年10月13日，首途中国，船近科伦坡，尚在途中；另一封写于1883年2月，已抵目的地温州。两信收件人都是阿德科克（J. Adcock）牧师，时任偕我公会海外差会干事（Missionary Secretary）。此二信中，苏慧廉详细汇报了旅途所见所闻。隔了一百三十年，展读旧日记录，世事白云苍狗，心头意味别样。

第一封信

大英轮船公司“尼扎姆”（Nizam）号，近科伦坡。星期五，1882年10月13日。

亲爱的阿德科克先生：

明天即要抵达期盼已久的科伦坡，此时给您去信也许是个适当的时间，这样您可知道我们已走了多远。总而言之，航行是愉快并舒适的，当然颠簸难免（现在就在摇晃中，以致书写都困难）。也可以这样说，我们或多或少都需为大海付出代价。

离开伦敦的那个早晨，来火车站送行并勉励的朋友，至今让我难忘。

登船后不久，便认识了伦敦会干事托马森牧师，他此行要去印度、中国及非洲视察工作。我们在苏伊士分别前都在一起，他后来去了孟买。此君友善可亲，我从他那里获得不少勇气与忠告。

在苏伊士，与托马森牧师分别后，我新认识了Lambuth夫妇及Park牧师。Park牧师是美国监理会派往中国的医疗传教士。Lambuth医生在中国已有四年，从他那里我也获得了不少关于中国人的有价值的信息。

同船的人还有固威林先生，其为驻宁波领事。我与他有很好的交流，他与阚斐迪牧师也很熟。

托马森先生还告诉我，在我离开后的一周，他们伦敦会有七位传教士或其夫人，搭乘“霍尔特”（Holt）号轮船，由利物浦去中国。

还是说回这趟旅程吧，从离开比斯开湾到上周六抵达亚丁湾，天气一直很好。此后，大海变得狂野，轮船因为载重少（有四百个士兵在马耳他下船），颠簸得让人很不舒服。

天气很热。在苏伊士运河，气温达到华氏一百度。来自沙漠的热风整日笼罩。在苏伊士城里，树荫下的温度都有一百零五度。我们还饱受臭名远扬的埃及苍蝇的侵扰。在这里，行程拖延了四天，因为邮件迟到。红海亦很热，估计有九十五度。

因为知道邮件来迟了，托马森与我正计划前往开罗。不过，因该地区不安定，有人建议留在苏伊士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军方人士告诉我们，离开市中心及港口都将不能保证安全。

一路见识不少有趣处。我会永远记住直布罗陀。抵达那天是9月17日，正是星期天的午夜，先不提月色下的如幻美景，我就是在那里获悉阿拉比被俘，战争终告结束。

我们亦在马耳他停靠，在那里，托马森与我造访了圣约翰大教堂、大王宫（Palace）及圣方济各修道院（Franciscan Monastery）。在巨大的地宫里，目睹了许多修士的遗骨，每一具都单独存放于壁龛。

前往中国的旅客将于明天转搭“伦巴第”（Lombardy）号，这艘船将带我们前往目的地。

安抵中国后（求神赐福），我将第一时间给您去信，并汇报更多。

颠簸的船让人既不能安静思考，也不能好好写信。

敬希谅宥

祝好

您忠实的苏慧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