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只是名称与说法不一：1900年8月15日（农历七月廿一日），八国联军抵达北京的凌晨，慈禧带着光绪帝“西狩”，经张家口、大同、忻州、太原逃至西安。出逃前，慈禧已知道后果，她急调已被贬职的李鸿章上京，任直隶总督兼议和全权代表。次年春，八国联军一路下正定、井径，直迫娘子关；二路趋龙泉关，进迫五台；三路占领紫荆关，进迫平型关。清廷害怕联军会开进山西，惶恐万分之际，有人想起了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

中国人对李提摩太也许不陌生，上世纪五十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丁则良撰写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一书曾行销大江南北。在丁氏笔下，李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在今天许多国人的定势思维中，这个形象还没有多大的改观。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Wales）南部一个叫卡马郡（Caermarthenshire）的地方。作为李氏的挚友，并为其立传的苏慧廉说他的身上体现了威尔士民族精神——“富有想象又注重实际，热情洋溢而又有自制力，笃信耶教而又宽宏大量，来自一个乡村小教堂却又是一个彻底的基督徒。”

像很多新教传教士一样，李提摩太出身贫寒。他父母有九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十五岁那年信仰了基督教，不久后便对海外传教事业发生兴趣。哈弗福德韦斯特神学院（Haverfordwest Theological College）毕业后，受英国浸礼会委派，于1869年奔赴中国。他选择到中国传教，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

李提摩太初在山东传教，1876年山西大旱，遂转赴太原、晋南赈灾。从此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李氏初在中国的十余年，也像传统的传教士一样，传扬福音，劝人皈依上帝，但收效甚微。据说他与他的同事在山西十三年也仅发展了约三十名教徒。他事业的转折发生在1887年，那年离晋北上从事文字工作。1890年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同文书会任总办，次年该会更名为后来广为人知的“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广学会办有《万国公报》等影响较大的报纸，并出版书籍一百三十余种，在晚清乃至民国，对中国人了解世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人也是通过李提摩太及《万国公报》，第一次知道马克思、《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只是他当时没想到，被他译称为“马克思”的大胡子及其追随者后来掀起的思潮，如蘑菇云般的力量淹没了他的声名。

在当时数以千计的西来传教士中，李提摩太暴得大名，与他大力办报、办杂志这些文化传播作为有关。他坚定地认为，是为社会福音，并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在其口述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他这样写道：

就像四十五年前我发现的那样，在中国的传教士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之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

学术界把李提摩太这种传教方法称为“文化传教”，以区别于以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创始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为代表的传统福音传教。传教士由此分为自由派和基要派两大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