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堂派往日本的官费留学生都来自中斋。西斋因由英人承办，成绩优秀者自然选送英国。截止到1911年，西斋共选派三十六人官费留英，数量居当时全国之首。这批赴欧的学生，大都在英国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返国后服务于各界。大学堂辛亥后交还给中国人主持，他们成为该校的骨干力量。此与留日学生多走上革命道路，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在极“左”时期，也有人认为，李提摩太提倡西斋毕业生到英国留学，“是养成英人在中国的高等代理人。清政府不察，于是有留英学生之保送”。

在《第一晋话报》刊出那篇叫人“惊天震地破天劈脑”的文章的同一天﹐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的山西大学堂留日学生李培仁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蹈海自杀，以示对清廷软弱卖矿和帝国主义蛮横掠夺的抗议。李培仁蹈海比陈天华还早了两个月。

李培仁之死，一瞬间便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后来他的灵柩回国，爱国人士在太原举行追悼会，到会者数千人，群情愤慨，政府与英商一时不知所措。

学生运动最热烈时，福公司英人电请李提摩太亲赴太原，协助西斋说服和管束学生，以期尽快结束纷争。当时西斋学生代表崔廷献等人正凭借所学知识与英人力争，学生还准备赴京襄助交涉赎矿之事。

李提摩太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其一生中也处理过很多大事难事，但这次面对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用尽种种办法说服，卒无丝毫效果。曾任山西政协副主席的王家驹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一篇《山西大学堂初创十年间》的回忆文章里，说李氏于是“抱头痛哭离开山西，返回上海。敦崇礼也气愤身死。英商福公司不得不废除采矿合同，而埋怨李提摩太作茧自缚。对山西人之倔强，从此加以注意和警惕。李提摩太经这一场教训，对西斋学生悲观失望，逐渐由热变冷，而西斋学生也感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千古名言”。

李提摩太劝说无效，只能铩羽而归。那一刻，他感到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和无力感，他也许会反问自己，我是作茧自缚吗？

李提摩太走了。敦崇礼也于1906年去世，他的死是否与这场学运有直接关系，不得而知。但山西大学堂学生为争矿闹得最凶时，他作为西斋总教习，面对混乱的校园与怒目相向的师生，必然心力交瘁。

位于侯家巷的山西大学堂校园自此不再平静，师生关系也从此逆转。发萌于侯家巷的这种校园政治生态，后来蔓延到全国，并流布至今。从事阎锡山研究的美国学者佩佛尔·纳撒尼尔在写到山西大学堂的这段学运时，曾犀利地指出：“当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职业时，知识分子的成长就受到了阻碍。”

但在当时，大学堂学生的参与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争回矿权的意志和决心，而“官吏知民力率不可当，士大夫多起抗争”，于是绅学各界代表联名禀请山西巡抚，要求批准创设保晋矿务公司，让自己人开采全省各种矿产。1907年春，“保晋公司”成立。第一任总经理便是当时名震四方的山西票号“渠家”的少东家渠本翘。1907年8月，清政府电令山西按察使丁宝铨负责与福公司交涉赎矿事宜，最终以赔偿白银二百七十五万两为条件，于1908年签下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十三条。声势浩大的争矿运动，终于迫使福公司放弃山西的开采权，在索取赔偿后退出了山西。至此，历时三年轰轰烈烈的争矿运动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