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也同样拥有他们自己的希望，这些希望较之他们的恐惧同样富有教益。一些危险自他们之后便自动显现出来，而这却是作者们没有预测到的。一些显然失败的制度却得到倚重，仿佛前景明朗。

他们提出的总选选举方法尤其展现出他们的信心满满，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制宪会议往往陷入最深的分裂，并且这个问题也往往是到最后才能达成一致。“在这套体系中，合众国总统的任命可谓意义重大，这也是惟一避开了敌人的严厉指责的问题，或者说是最少得到敌人赞同的问题。……即便说选举方式并非完美，至少也可说是卓越的。它在令人瞩目的程度上结合了联邦的所有优势，而这样一个联邦也正是我们期望的……选举的过程提供了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依据此种确定性，总统职位则绝不会落入并不在卓越的程度上具备法定资格要求的人之手。不事权谋的品质、不玩弄哗众取宠之术，单单这些品质已经足以使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州里取得第一等的荣誉，但是若要在整个联邦的信心和尊重当中确立自身的地位，则还要求除此之外的其他品质和德性，或者也可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赢得整个联邦的信心和尊重乃是成为合众国总统候选人的必要条件。总统选举的舞台将会充满德才卓越的人物，这永远都是可能的，而且这样说一点都不过分。”《联邦党人文集》，第67篇。1800年，也就是汉密尔顿写下这段话12年之后，总统竞选在杰斐逊和布里之间展开，汉密尔顿出于对布里的恶感而敦促他的党投票支持杰斐逊（此时选择摆在了众议院面前），而杰斐逊则是汉密尔顿的大敌。要不是汉密尔顿的干预，布里肯定能够取胜杰斐逊，汉密尔顿如何看待布里，可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端倪——对于他优先选择的总统人选，汉密尔顿这样写道：“我承认，他（杰斐逊）的政治沾染着狂热；他对民主过于热忱，他对我们过去的统治的主要举措都是不幸的敌人，他很精明，并对自己的目标刚愎自用，他对于成功所需的手段缺乏权衡，也不是很在意真理；他是个可鄙的伪君子。但是……”（致詹姆斯.A.巴雅德的信，1801年1月16日）此后在赘述某些最近的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的无能，则只能是多余且居心不良。

人们相信，美国将继续一个农业和（在较小的程度上的）商业国家的身份，但是美国不会发展制造业；人们也相信，美国公民的财富将不会聚集得过于庞大。同上，第62篇。人们并没有就财富在选举或者在一般性政治中的影响表达过严重的忧虑，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各个州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集团，对于此种可能性，人们并没有做过设想。当问题涉及各州连横合纵的可能性时，人们一般也是指出大州和小州各自的行为。南方各州因奴隶制的纽带而联合起来，并招致南方和北方的争吵，对于此种可能性，人们也没有给出什么暗示。尽管派系斗争的不幸得到了详细的阐述，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人们曾设想派系斗争体现在高度发展的政党系统当中，而政党的组织则有可能压过法律意义上的政府。当然，人们更少会预见手握职位分配大权的政党将会对政治发挥的影响力。不过，关于初现端倪的北方和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对立，可参见冯?霍尔斯特（Hermann Von Holst）博士的《历史》（Th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我们不妨看一看，这些观点和预测当中，究竟有哪些得到了事件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