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党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存在的是小政党的热潮，以及创造新政党的恒久热力，这无异于临时攫取一些原则或者格言警句，可资人们在其下获得团结，而且很可能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自利是各政党的基础，一旦发生实际问题，贵族制情感和民主制情感都尝试将自身赋予人们，人们和政党一旦接纳了这些情感，民众中古老的信仰对立以及对群众的不信任就会重新抬头。这些人对群众的主宰地位心存厌恶，但却是隐秘的，这些人对待鞋匠平等视之，只有是在大街上碰到他们时，但是在其奢华的家里，他们则会哀叹公共生活的庸俗，并预言民主制的糟糕结局。

在美国，仅次于人民的第二大力量就是报界；然而，它的权能并不如在法国那般强大，因为写作质量不高，也因为不存在类似巴黎那样的舆论中心。广告和日常新闻较之政治论辩占据着大得多的报纸空间，在各派对立声音的喧嚣中，普通公民保持着自身看法的迟滞和稳定，也保持着自身派别或政党的偏见。

致力于公共目标的民间团体的数量以及法律赋予它们的宽容，都会使一个欧洲人感到震惊。这些团体异常地活跃和强大，并且不像在法国那样威胁公共安全，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承认少数投票人，并寻求通过论辩而非武力来取得优胜。

直选赋予政府令人称慕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也并不像欧洲预期的那样，会将最优秀的人带向高位。相反，统治者往往逊色于被统治者，这是造访美国者的普遍评论，但作出此评论是因为他们都错把他们在社会中看到的人民当作普遍意义上的“被统治者”，这也正是托克维尔对于普通公民的十分奇怪的称谓。最优秀之人通常并不寻求官职或者众议院的席位；人民并不喜欢他们，但也并不明确地仇恨“上等阶层”；人民只是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进入权力圈。

众议院明显逊色于参议院，这是因为参议院乃是经由双重选举而出，正是这种双重选举，既使得民主可以成形，也使得民主可以避免将政治功能置于各阶层人民手中必然会招致的罪恶。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本应当将这一点作为他归之于参议院之卓越性的首要原因。

较之欧洲，美国官员拥有更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因为主权的人民更为紧密地盯着他们，他们也更为严密地处在主权人民的控制之下。托克维尔就此提供的惟一例子就是新英格兰市镇赋予官员的自由裁量权，但这些官职的功能却并不重要。因此大可怀疑这个陈述不管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是否普遍正确。

美国的所有官职都是带薪的；没有什么能较此更为符合民主制的精神。相对于欧洲，次要官职获得的薪水更丰，较高官职的薪水相对较低。没有官服或者官职标志可以穿戴或者展示。关于公共职位的这个陈述依然是正确的，除了最高法官职位，当时的最高法院坐落在华盛顿。

行政的性格既不稳定也不科学。没有档案用于记录政府部门的行动，也没有积累什么信息，即便原始卷宗也遭到忽视。托克维尔时常会在调研中得到众多卷宗，并被告知，他可以自行保管这些卷宗。这一点对联邦行政来说，已经不再正确了，对一些更发达的州的行政来说，也不再正确了。立法领域的不稳定性也并不逊色。法律总是变幻不定；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或者确定的。托克维尔并没有明确他的这项评论究竟是仅仅适用于州立法，还是也适用于联邦立法。他引用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的言语来达成同样的效果，但是这些证言实际指向的年代都是在联邦宪法创立之前。我们承认此种不稳定性确实存在于1832年的各州当中，因此也就容易相信托克维尔乃是无意识地将美国同法国进行对比，在法国，法典对于立法的束缚达到了令一个英国观察者吃惊的程度。在过去的30年间，英格兰议会每年创立的日常法律领域经历的变化超过了大多数美国立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