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武则天这一次对于氏族的打击要比太宗当年彻底得多。李世民那时派人编修《氏族志》，虽然对宗族豪门的世袭观念有一定的冲击，但是终究换汤不换药，打击了山东的士族，却抬高了关陇士族。所谓重修《氏族志》，最终还是一个抬高士族地位、贬抑庶族地位的“贵族谱”。而武则天则彻底把朝廷的关陇集团扫地出门，又在观念上冲破了传统的门阀制度的桎梏。从此，唐代的科举制度广纳人才，许多要臣都只是中小地主出身，并无家族背景。就这样，从民间选拔人才使得武则天在理政期间得到更广的言路。

魏晋以来沿袭了四百余年的门阀制度，至此彻底从上层政治结构中退出，仅残存于社会习俗中，以至走出主流社会，直至逐渐走向消亡。

就在武则天辅助李治处理朝政时期，科举制度也有一些变化，一种选拔特殊人才的“制科”途径大大拓宽了，到显庆三年（659年）三月，制科共设有八个科目，有九百人候选，选出了张九龄、郭待封等人进入弘文馆，作为皇帝的助手。这一切也为武则天参与朝政积聚了人才力量，那些通过制科选拔上来的真正人才，成了她的智囊团。

除此之外，武则天还建议高宗改革官名，虽然只是将名称变了一下而没有改变实质性的内容，不过这一片新气象也使得整个朝政面貌焕然一新，她把这些官名更换一遍，等于是提醒了满朝大臣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管什么。

在她后来掌权的日子里，官名被多次更换过，这在其他朝代是非常罕见的。

比如说，唐朝的中央政权机构是沿袭隋朝的制度，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省六部制。所谓的三省，即指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按照唐朝的制度，遇下诏敕，首先要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会议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皆出席。到了武则天时期，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