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极力否认这是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使德国人意识到自己让一个极度混乱的因果关系蒙骗了，不过已悔之晚矣。希特勒声称要消除布尔什维克主义，却把它带到了欧洲的心脏。一代德国青年人在恶魔般狡诈思想的灌输下，实现了希特勒对俄罗斯那残酷得令人发指的入侵计划。戈培尔的宣传不是简单地丑化犹太人、共产党人，以及整个斯拉夫民族，而是使德国人恐惧和仇恨他们。在这些滔天的罪行中，希特勒设法让整个国家听命于他，并使人们相信即将到来的苏联红军的暴力行为不过是纳粹领导人预言的印证。

斯大林有着更远的打算。只要有适合自己的象征性的东西，他总是乐于使用它们——第三帝国的首都确实是“这场战争中我们部队所有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但他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实施他的安全局局长拉夫连季·贝里亚制订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美军和英军到来之前，把建在柏林的原子研究实验室的所有设备和铀运走。根据前共产党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博士提供的情报，克里姆林宫已经知道了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进行的曼哈顿计划。苏联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要远远落后于美国，斯大林和贝里亚深信，如果能在盟军到达柏林之前俘获德国的实验室和科学家，那么苏联也能像美国一样制造出原子弹来。

到战争结束时，人类所经受的灾难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后冷战时代非军事化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而言。然而，这段影响了数百万人命运的历史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一个人在选择个人行为时应该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人类在极度苦难或是堕落时都能暴露出人性中最光辉或是最黑暗的一面，人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生与死的现象一样具有完全不可预知性。许多苏联军队（特别是前线部队）和那些后来的部队不同，他们对德国的平民十分友善。在一个残酷恐怖的世界里，当所有人性概念几乎全被意识形态所摧毁时，正是少数一部分人出人意料表现出的友善和自我牺牲精神，照亮了这一个本已无法回顾的历史故事。

在完成这本书的调查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