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饮食之诗
“我只是上帝的仆人。”每日清晨播放《格里高利圣咏》的佩佩·巴罗内（Peppe Barone）淡然一笑。
他的办公室只有区区数平方米，却是整座酒店的情感母亲，隐秘存在的神圣哺育场所：我不知道那究竟是5点还是6点，我正梦着俗世，葡萄酒浸酽的俗世，他已敞开办公室的小门，启动电脑，接通音响，按下播放键——拉丁文的人声吟唱飘逸而出，仿佛超脱肃穆的一团薄云，涌入走廊，率性恣游，化作几道无伴奏的微风，分别拐向他处，或是直行，或是迂进，或是升腾，或是潜涌，各自上楼又下楼，紧贴石壁，遁入门隙，打量且盘踞一间又一间与佩佩·巴罗内的演播室同样局促的客房，抚弄更撩拨一只又一只轮廓虚张肤彩各异未及复苏的耳朵：醒一醒吧，“上天”未空，尼采不在，伽利略今天不来了。
圣咏悠荡，一如意大利母性的臂弯。撩拨虽是朴素节制，徐缓震动的耳鼓终究还是喝令眼皮睁开：看一看吧，紧抱马头的尼采究竟在还是不在。我跌出梦境，大吃一惊，眼前灰褐斑驳的壁画残片让我不知身在何处，仿佛坠入戏中有戏的另一桩梦境。直至我将视线剥离墙头，剥离壁画下方久已封存的石窗，缓缓移向不远处一线崭新的玻璃窄窗，以及窗下那一块因地制宜的短促搁板，我发现了一把钥匙，它的尾部坠有一只咖啡杯造型的饰物，仿佛一件旅游纪念品——噢，谢天谢地，我依然躺在花哨而琐屑的21世纪。
如果时光逆行400年，无论这间客房，还是佩佩·巴罗内的办公室，40处狭窄的室内空间都是卡布奇尼修会所属修道院的宿舍。卡布奇尼？这个名字如此耳熟。没错，我知道你想到了什么，就是它。前一天夜里，当我穿过整座盘旋而上的山城，落宿于悬崖边的此地，拉古萨古修院（Antico Convento di Ragusa），接过前台递来的这把钥匙，已经好奇地问起修会与咖啡之间的故事。我得到两个版本的回答：其一，正是卡布奇尼修会创造出卡布奇诺咖啡，蒸汽泡沫牛奶与特浓咖啡混搭的意大利经典饮品；其二，卡布奇诺咖啡并非由卡布奇尼修会创造，却因其颜色搭配酷肖卡布奇尼修士的造型而得名——深褐色外衣加覆一条头巾。
我被《格里高利圣咏》唤醒一小时后，结识了佩佩·巴罗内。他带着我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四处拣选尼采或伽利略的影响微乎其微的场景。我们从镶嵌着1612年制造的厚重木门并铺设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方砖的修士图书馆，拐入曾经用来悬挂且风干修士尸骨的壁龛成排的地下室，而后回到彩色湿壁画映衬水果、奶酪、火腿与蛋糕的餐厅，以及簇拥大大小小三座教堂的鲜艳欲滴、浓翠高举的花园，乃至崖边那一处颇为隐蔽的俯瞰山间谷地的草地庭院……当我问起，他是不是这里的所有者或管理者，佩佩·巴罗内谦卑地道出本篇开头的言辞。这句饱含敬畏的话语，以及整个早上触目所见的一切，都使得坐拥卡布奇尼修会的拉古萨（Ragusa）——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伊布拉（Ibla）地区的山间古城——仿佛依然停滞于17世纪的微风之中。
如果时光逆行400年，这个房间是意大利西西里卡布奇尼修会所属修道院的僧侣宿舍。而今天，它转身成为被称作“拉古萨古修院”的一家酒店，依然由“上帝的仆人”谦卑地管理。
微风起于内心或是不远处的地中海。后者不仅是环绕西西里的地理存在，更是西方古典文明之摇篮。亚非欧三块大陆的影响在摇篮中交汇碰撞，迦太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曾借由这座好似地中海心脏的第一大岛，生发出令后世惊叹的高度文明形态；而中世纪的撒拉逊人和诺曼底人，乃至19世纪中期才从这里撤离的西班牙王朝，更使得西西里的语言、饮食、艺术、建筑与风俗呈现出一种社交网络式先堆砌后融合的状态。其结果，便是不同源流的文化样式不舍昼夜地彼此竞技，相与借鉴，一如出生于西西里没落贵族家庭的著名作家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所说：“我们承载优良和复合的文明的重担超过二十五个世纪。”然而，兰佩杜萨的名篇《豹》却是一曲挽歌，他认为1860年前后的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高贵的历史时代。可是，当我信步于这座古城，西西里人对于壮观华美体验的狂烈激情依然历历在目，比如山腰间那些久经日晒而褪变为夕光色的白石灰屋舍起伏有致的汪洋，比如汪洋托浮出一座远比山峰还要专横的巴洛克大教堂，比如大教堂左近露天餐桌上一支味道永远变化多端永远令人捉摸不透的白葡萄酒，比如酒后例行一杯视觉风格丝毫也不逊色于乔治·阿玛尼时装剪裁的卡布奇诺咖啡……
拉古萨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伊布拉地区的山间古城，因完整保留17世纪的历史风貌而著称。埃特纳火山的爆发曾经在历史上数度摧毁西西里东部地区，比如1669年的喷发以及1693年的地震使得将近5％的人口丧生。今时所见的拉古萨，便是300年前劫后余生、凤凰涅槃的产物。当地居民被独眼巨人冶炼厂的任性所震慑，只好将重建的屋舍安插于山岩之上，以为如此即可永葆平安，构筑出一座环绕山腰的云朵似的城市，所有人类的痕迹都像是云朵负载的雨滴——那些久经日晒而褪变为夕光色的白石灰屋舍，雨滴间古物众多，遗珠遍地，其中不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卡布奇诺与卡布奇尼的故事，无论哪一个版本，诉说的都是地中海乃至欧洲的生活方式与宗教之间的基本关系，亦即天地生养、人类塑造的饮食如何成为一场普遍存在的与主流意识之间的互动。尼采尚未去神圣化地喊出“上帝死了”之时，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主食小麦被严厉地阐释为信仰的结果——“请赐予我们每日所需的面包”；葡萄则被视为由诺亚这位据说活了950岁，“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的人类代表首次种植，葡萄酒更在日后启发出圣杯制度……如果追溯得更早，直至基督教问世之前的古典世界，西西里出产的食物与希腊诸神的关系，简直就是好莱坞B级片情节的翻版——当然，其实它才是原版，无论悲剧还是喜剧。依据希腊诗人的描绘，古典的神灵与人性相去未远，大多并不完美，轻浮而放肆，集神圣、野蛮与恐怖为一体，他们彼此纠葛，相互憎恨，冤冤相报循环不休——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克塞诺芬尼甚至因此而对诗人表示不满：“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一切羞耻和不光彩的行为都给了神祇：盗窃、通奸、欺诈。”（甘阳译卡希尔著《人论》，上海译文）但克塞诺芬尼无法更改诗人写下的神谱，日后对诗人表达出更强烈的道德批判，甚至要将其逐出理想国的柏拉图也做不到这一点。在古典神话的言说体系中，人类向大地索取的收获，取决于神性的缺陷导致的下界命运的不确定性。荷马与赫西俄德的晚辈，另一位诗人，英国人威廉·莎士比亚——他也是不插电的早期B级片的编剧——远在拉古萨的巴洛克大教堂尚未竖起之时，借助《冬天的故事》中一位贵族角色之口，发送出推特文体的地中海风土与宗教状况考察报告：“气候宜人，空气甜美，岛上土地肥沃，神庙远胜人们对它的赞美。”这句台词虽然并非描述西西里，而是意指德尔菲（Delphi），但同样适用于皆为古典世界核心岛屿的西西里，只不过，西西里另有一份与众不同的土地史前传，那是莎士比亚的先辈笔下一个暗黑的故事。
对于寿限局促甚至朝生暮死的生灵来说，生存还是毁灭似乎非此即彼，但对于西西里来说，它却拥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展示辩证与循环。
希腊神话将西西里的富饶归功于大地女神得墨忒耳，岛屿中部的恩纳（Enna）便是其祭祀之地，公元前480年，一座以她的名义而建的神庙拔地而起。不过，“岛上土地肥沃”之前，得墨忒耳赐予西西里的，却曾是全面的枯萎，因为她与宙斯的女儿珀耳塞福涅遭遇到冥王哈迪斯的诱拐，并被携至地狱，而案发地点，就在恩纳左近，枯萎便是她的报复与诅咒。其实，在古典神祇的世界里，诱拐几乎是一个永恒的B级片主题，而且，珀耳塞福涅的父亲、得墨忒耳的丈夫、“众神之父”宙斯，更是此中高手，欧洲历史的黎明时刻即源自于他随心所欲的一次诱拐——当欧洲还是一块无名荒地的时候，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在如今的黎巴嫩南部海岸漫步，遇见了化身为白色公牛的宙斯，老司机毫不客气便将很傻很天真的公主越海快递至希腊克里特岛。那次性爱的成果堪称伟大，除了造就出克里特的霸主米诺斯，亦将亚洲文明的古老成果传播到爱琴海诸岛，而且在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编织出一种神秘联系，因为腓尼基属于埃及法老的势力范围。人类历史的格局因此而骤变，我们每个后来者都深受其塑造，罗马诗人奥维德不吝笔墨，捻出慢速度特写镜头的诗句，将力比多驱动的诱拐转喻为命中注定的爱情故事：
渐渐地她丢掉了恐惧，而他
敞出胸膛任她作处女的爱抚，
他的角上为她缠绕着花环，
直到这位公主敢于骑上他的脊背，
她抚摸着，不知道他是谁。
慢慢地，慢慢地走下宽阔干燥的海滩，
在这位伟大的神掀起的浅波中，
它那伪装的蹄子走得更远，
直到他带着捕获物深入开阔的大海。
她心里充满恐惧，当她回头注视
看着迅速远遁的沙滩，她的右手抓着
一只牛角，另一只手扶在他的背上，
她飘动的外衣被微风吹起……
可惜的是，得墨忒耳无法理解奥维德笔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她只是一位任性而无助的母亲，她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设想可怕的画面。鉴于冥王畏罪潜逃，深挖洞广积粮，得墨忒耳决定将刻舟求剑作为战略指导方针，锁定案发现场西西里，发动地毯式袭击，不惜使用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这位疯狂的母亲向西西里播撒了枯萎病，并借助一切沟通天地人神且不设围墙的社交软件反复喊话：除非女儿重新回到她的身旁，否则那里将永远荒芜。她的举动，似乎是在启发亚里士多德写作《诗学》，尤其是论述悲剧功能一节：由对一定长度的人物动作的模仿所引起的怜悯与恐惧来达到的情感的陶冶。最终，冥王得到陶冶，某日翻身下床，喜新厌旧，觉今是而昨非，遂允许珀耳塞福涅重回故土，虽然仅仅是一年中从春天到秋天的几个月。得墨忒耳收起化学武器，却将一种疯狂换作另一种：允诺西西里成为地球上最肥沃的地方。
埃特纳火山在历史上多次爆发，虽然摧毁砌筑，抹去生灵，可是毁灭万物的岩浆造就的火山泥，终究又会风化为种植蔬菜和水果的理想土壤，兑现大地女神的允诺。
母性的情绪是波动的，波动的，剧烈波动的。尽管如此，大地女神自然不会食言，但她并不负责执行工作，而是将诺言的兑现交付阿佛洛狄忒的老公赫菲斯托斯，一瘸一拐且只有一只眼的赫菲斯托斯又将工程分包给自己私营的冶炼厂埃特纳（Etna）——他是火神，拥有特许执照。如此一来，得墨忒耳的允诺便成了一柄双刃剑。
几天之前，我从佛罗伦萨飞往西西里，抵达东海岸中部的卡塔尼亚（Catania）的时候，欧洲最高的活火山埃特纳正在不远处躁动不安，哈姆雷特一般向着天空吐送出阵阵犹疑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浓烟。这座使维苏威——欧洲大陆唯一的活火山——相形见绌之物，正是执行“爱我西西里，肥沃西西里”工程的那座冶炼厂。我担心它随时爆发，西西里人则安之若素，能够站在奥维德重塑宙斯诱拐欧罗巴事件的理论高度，坦然面对并击掌相庆埃特纳的间歇性狂躁症。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然而所有二元论的问题都包含辩证与循环。对于寿限局促甚至朝生暮死的生灵来说，生存还是毁灭似乎非此即彼，但对于西西里来说，它却拥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展示辩证与循环。埃特纳火山在历史上多次爆发，虽然摧毁砌筑，抹去生灵，可是毁灭万物的岩浆造就的火山泥，终究又会风化为种植蔬菜和水果的理想土壤，兑现大地女神的允诺。早在公元前8世纪，远道而来的希腊殖民者就为火山泥的肥沃而疯狂。时迄今日，除了四处遍布的葡萄园和菜地，西西里的土地上还生长着无花果树、苹果树、李树、杏树、石榴树、甘蔗、甜瓜和黑莓，百里香、薰衣草、岩蔷薇、水仙、玫瑰、毛茛和金盏花则俯拾皆是。《冬天的故事》中贵族所言“空气甜美”绝非比喻，而是多种地中海植物混合散发的真实气味，太阳一晒，气味便被放大，成为西西里乡间空气的主调，“甜美”之于“空气”，一如诸神的喜怒无常之于史诗。在与拉古萨同属东南地区，依傍于伊布拉山脉的古菲酒庄（Gulfi），主人马窦·卡塔尼亚（Matteo Catania）引我走上露台，一面俯瞰采用拉丁式种植法的葡萄园与伊布拉圆橄榄林，一面建议我深深呼吸，细细品味何为侍酒师时常提及的“地中海芬芳”——值得一提的是，“古菲”这一命名恰恰来自两千多年前翻越山岭抵达此地的希腊殖民者。太阳底下，白色反光闪耀得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睛的石灰石土壤静静催生着枝头的充分果香，那是古典世界弥漫至今的气息，让人联想起阿里斯托芬在剧本《云》中镜头感十足的描述：“你可以陪着一些纯洁的青年友伴到学园下的橄榄林间去竞走，你们头上戴着白芦的花冠，时间金银花、‘逍遥花’和白柠檬的芳香；正当阔叶树和榆树私语时，你们好赏玩那春光。”类似的愉悦体验，从抵达西西里的第一夜即已开始，在卡塔尼亚左近的卡鲁巴（Carruba），依据百年前的一处宽大旧宅改建而成的设计酒店“查墟”（Zash），便仿佛是为印证《冬天的故事》而设的气味博物馆——新旧两座院落中，果园里的柑橘和柠檬成为了“甜美”的放大镜，仿佛月光也沾满果香，而创造生存与毁灭的辩证与循环关系的赫菲斯托斯的冶炼厂，则在我的客房窗外彻夜扮演疑似双子座的丹麦王子。
尚在佛罗伦萨之时，我听一位法国姑娘说起，某一回，她在西西里一座古希腊露天剧场观看演出，身为远景的埃特纳突然开始喷发浓烟，蔽日的湿云带火奔流——哈姆雷特不甘寂寞，一心要抢走舞台上下所有戏份，将天造地设的戏剧体验推向极致。我忘记了那究竟是一出什么戏，也许正是首演于公元前423年的《云》，阿里斯托芬嘲弄苏格拉底之作，后者在剧中声称“土地会用力吸去我们思想的精液”，“如果我不把我的心思悬在空中，不把我的轻巧思想混进这同样轻巧的空气里，我便不能正确地窥探这天空的物体”。也许埃特纳火山正想扮演修辞学教师苏格拉底本尊，或者至少也要扮演他那被空气转动的“轻巧思想”。这位不甘心充任布景的戏痴，它的一次又一次情绪失控与过火表演所导致的剧烈喷发及其引致的地震，曾在历史上数度摧毁西西里东部地区，比如1669年的喷发以及1693年的地震，使得将近5％的人口丧生。今时所见的拉古萨，便是300年前劫后余生、凤凰涅槃的产物，抢戏的演员使其遍体鳞伤，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当地居民深受独眼巨人冶炼厂的任性震慑，只好将重建的屋舍安插于山岩之上，以为如此即可永葆平安，构筑出一座环绕山腰的云朵似的城市，所有人类的痕迹都像是云朵负载的雨滴，雨滴间古物众多，遗珠遍地，随随便便溜达一圈就能碰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天夜里，西西里的两位美食作家，吉拉丁·佩德罗蒂（Geraldine Pedrotti）和方济各·班索维奇奥（Francesco Pensovecchio），率我钻入一处雨滴中的岩洞，那是17世纪的马厩，凹凸不平的石壁上，拴马的铁环历历在目，但如今，它却摇身一变而成为唐·塞拉菲诺酒店（Locanda Don Serafino）的容身之地。米其林评价体系为这座上下3层，足以容纳60人，拥有意大利各大产区经典收藏的酒窖以及10间客房的餐饮设施，献上了两颗星。而在我身边的美食家眼里，它则是当仁不让的21世纪西西里最好的5家餐厅之一，拉古萨更被奉为西西里美食首府。我们在躲避地震的天然容器里喝了一杯迷人的起泡酒，时间开始起泡，但并未倒流，似乎亦不前行，西西里的所有过往年代，喜欢活生生地并置于今人身边的柱头、门楣与湿壁画上，它们仿佛早已洞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秘密，扮演着永生无死的不紧不慢陪你聊天的亲戚——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西西里方言从未诞生将来时态。
如果不是因为叙拉古（另译锡拉库萨，Siracusa）正处于战争状态，忙着与迦太基人争夺海上贸易霸权，也许柏拉图的事就成了——建起一个“理想国”，而且就在我们车窗外的这座城市。
6月初的一个上午，面朝伊奥尼亚海（Ionian Sea，地中海的一部分，位于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与希腊之间）的西西里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叙拉古，一如既往地被高强度的光线刷洗如新，“那是一种可以使人以异乎寻常的精确、深刻的目光来看待事物的光线”——依照《欧洲史》作者诺曼·戴维斯的观点，荷马、柏拉图和阿基米德都是自身天赋与光合作用的共同产物。
生逢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柏拉图，将雅典战败归因于民主制，转而对集权主义的斯巴达产生兴趣，假设出一个基于“正义”的理想国。柏拉图曾西渡伊奥尼亚海，三赴叙拉古，希望以哲学和“正义”驯化君主。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推测：“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是一个幻想，当时柏拉图也许真的想要去实现它。他的许多规章制度是经过斯巴达验证过的，当时哲学家从政是完全可行的，毕达哥拉斯就是一个证明。当时殖民地非常自由，柏拉图及其追随者要是想去西班牙沿海地区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是完全可行的。”
不过，柏拉图并未前往地中海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而是选择了古典文明摇篮中心地带的叙拉古——这座位处西西里岛东岸，埃特纳火山积雪的斜坡和帕其努姆角（Cape Pachynum）最南端之间的殖民商业城邦，由科林斯人始建于公元前734年，仅比罗马城年轻20岁。当我在2 300多年后驱车直入外岛，途经一面当街剥取海胆，一面展示古铜色肌肉的少年占据的港湾，直抵面向大海的灰白而耀眼的漫长城市入口，一瞬间便理解了柏拉图的选择。
“希腊人热爱大海。”而叙拉古仿佛是地中海赠予早期希腊殖民者的一份得天独厚的礼物：它既是大海的起点，又是大海的终点。叙拉古拥有被小半岛奥提尼亚分开的两处天然良港，西南为大港，东北为小港。它不仅充任着地中海东西部贸易的集散地，亦是意大利半岛与非洲之间最经常的物资补给站，那些进出往来的船只仿佛另一种化身的白色公牛，不经意间走私着彼此的文化成果与审美意识。希腊讽刺悲剧，比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都将城邦喻作海船，而叙拉古无疑是一艘龙骨昂扬的舟楫。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它是尚未被征服的希腊文明的杰出代表，而且几乎是最后的代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和斯巴达两败俱伤，叙拉古趁机战胜雅典，逐渐取得西西里与亚平宁半岛南部的领导权，成了整个希腊世界最强大的城邦。在渴望成为舵手的柏拉图到来之前，叙拉古的希腊人麦瑟库斯已于公元前5世纪编写出西方世界第一本食谱：《丢失的烹饪艺术》。由此可见这座城邦之赫拉克勒斯化。它就像宙斯与阿尔克墨涅的儿子那样热衷于胡吃海塞，却有本事将这一嗜好上升至感官审美之高度。尽管麦瑟库斯所推崇的饕餮生活方式与柏拉图的治国理念相悖——哲学家仅允许“理想国”居民食用不加佐料的烤肉，因为他需要打造一个战斗的民族，需要推广一种适合“战争生活中英雄们”的饮食习惯，而这份简陋的菜单由苏格拉底摘录自荷马史诗，适合风餐露宿，适合减轻辎重，而且操作简易，“只要找到火就行了”，“不必随身带许多坛坛罐罐”。与其相比，炖肉太麻烦，吃鱼又嫌刺多，总之不能婆婆妈妈，不能拖拖拉拉，不能沉溺于装逼成性而自以为性冷淡的“生活美学”——然而，叙拉古的文明程度却深深吸引了柏拉图，也许他笃信“理想国”不能在落后的城邦建成，所以才不去伊比利亚半岛的沿海地带，而是选择了热衷于“坛坛罐罐”的叙拉古一再死磕。可是，叙拉古的主人，大小狄奥尼西奥斯两任国王先后都拒绝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提案，拒绝被一心成为帝王师以济巨川的哲学家所虏获——为什么呢，请您告诉我，为什么要砸烂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旧世界？大小狄奥尼西奥斯的拒绝不难理解，即便柏拉图可以将那些关于政治、军事与公民教育的治国计划纲要说得天花乱坠，但只要一扯到让叙拉古全民皆兵成为只吃烤肉还不许蘸酱汁的民族，恐怕就足以让两位君主暴跳如雷，尤其是作为蓝图的《理想国》居然借助苏格拉底之口公开指责“叙拉古的宴会和西西里的菜肴”，说什么“混杂的饮食很像多音调多节奏的诗歌作品”，“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复杂的食品产生疾病”，这对于醉生梦死——“幸福被看作一天吃两顿饭，晚上从不一个人睡觉”——的僭主制城邦来说，简直算是一场公开的诅咒，柏拉图的劝谏结果可想而知。
这座城市虽然不再是希腊人的所有西方殖民地中最大、最繁荣和最美丽的城邦——“最美丽”的评价，出自罗马执政官西塞罗之口——但叙拉古依然保持了蒸汽机发明之前的美丽骨骼，它始终是依据古典诗人而非“理想国”的意愿沟通人间与神界的地中海文明守卫者。也许应该感谢宁要炖肉不要烤肉的大小狄奥尼西奥斯，他们为后世的叙拉古留存下一具血肉丰盈的欲望之躯。此地的民居与街巷，依然是一座活生生的地中海文明博物馆。
试图游说君主“托豪杰为舟楫”的创业计划失败之后，柏拉图批评大小狄奥尼西奥斯：“不想生活在阳光下，只是想晒晒太阳。”而被批评者对于批评者的回应，则是干脆在阳光下将其贬为奴隶，险些致其丧命。柏拉图与虎谋皮的遭遇，成为后世的自由主义者讽喻乌托邦主义者的经典话柄——当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背负着纳粹时期的负面印记重返教席之际，便不得不面对“君从叙拉古来？”之责问。
也许应该感谢宁要炖肉不要烤肉的大小狄奥尼西奥斯，他们为后世的叙拉古留存下一具血肉丰盈的欲望之躯。此地的民居与街巷，依然是一座活生生的地中海古代文明博物馆。古典时期的城市入口便是它的港湾，旧日的屋舍沿着港湾的曲线徐缓展开，仿佛一轴供人移步换景的漫长画卷。我自港口迂行片刻，眼中已缠满曲线：来自海浪，来自步道，来自屋檐下的涂饰，来自身着比基尼的小麦色维纳斯，叙拉古的维纳斯，一尊又一尊……当我随便拣一条巷弄钻入，途经无数精湛严谨的门楣、立柱、浮雕与塑像，以及无数散漫自在的阳台、遮板、窗帘与内衣，不多时，即已踱至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乔尔乔·德·契里柯画境一般的宏伟广场。希腊时期建造的阿波罗神庙与雅典娜神庙至今仍有迹可循，只不过巨大的石质构件融入了日后兴建的基督教堂。广场中心地带，由建筑师安德烈·帕尔马设计，1728年开始修建的白色山峰一般的巴洛克式大教堂，便吞咽了一座建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神庙，四五层楼高的神庙立柱仿佛教堂消化不良的一部分，虽已列入侧壁，却在外墙清晰可辨，好似卡于贪吃蟒蛇颈部的一只牡鹿。
希腊时期建造的阿波罗神庙与雅典娜神庙至今仍有迹可循，只不过巨大的石质构件融入了日后兴建的基督教堂。
柏拉图或许见过那只尚未遇见蟒蛇的牡鹿，他或许曾在此驻足凝视，但他一定不大同意叙拉古对待古典神灵的方式。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认为“决不该让年轻人听到诸神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情”，因为他认为那些坏事不是真的。这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是一位修正主义者，他彻底否认了希腊神祇成为好莱坞B级片角色原型的可能性，而且，他还断定，“神既然是善者，它也就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能是好的事物的原因，所以“神在言行方面都是单一的、真实的”，“尽善尽美，只能永远停留在自己单一的既定形式之中”，“最不可能有许多形相”，根本就没有“诸神乔装来异乡，变形幻影访城邦”这样的戏法，神灵不是魔术师——苏格拉底手起刀落，切断了宙斯化作白色公牛诱拐欧罗巴的逻辑线索，叙拉古城中那一处时常被西方古典作家提及的阿瑞托萨喷泉，似乎也一下子成了宣扬怪力乱神的大毒草。
叙拉古的主人，大小狄奥尼西奥斯两任国王先后都拒绝了“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提案——为什么呢，请您告诉我，为什么要砸烂那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旧世界？
阿瑞托萨是希腊神话中的泉水女神，月神阿尔忒弥斯的随从，她年轻貌美，堪称人神共妒的超级明星，浮于水面即会引得鱼群环绕，翩翩起舞。有一次，河神见她沐浴，便化作人形追逐，阿尔忒弥斯立刻将她变为清泉送入地下，又使她从叙拉古喷射而出。毫无疑问，河神变换外貌的桥段完全有悖于苏格拉底“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主张，然而，可惜的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并不买账，似乎没有一个城邦愿意领取理想国的护照，自此口口相传洁版的古典神话。阿瑞托萨喷泉奔涌至今，目睹着叙拉古形相的变迁。这座城市虽然不再是希腊人的所有西方殖民地中最大、最繁荣和最美丽的城邦——“最美丽”的评价，出自罗马执政官西塞罗之口——但叙拉古依然保持了蒸汽机发明之前的美丽骨骼，它始终是依据古典诗人而非“理想国”的意愿沟通人间与神界的地中海文明守卫者。
当我回到海边，在遗存的旧城墙上眺望那些“只是想晒晒太阳”的周身涂满防晒油的维纳斯或阿瑞托萨，我所借用的视角，其实正是阿基米德当年眺望罗马敌军的视角。叙拉古希腊时期的城墙大多建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但在公元前3世纪发挥出最大功效，因为马克卢斯率领的罗马军团来了，这座城市遭遇一次漫长的围攻，那次围攻甚至成为西方古典文明的转折点。著有142卷罗马史的提图斯·李维写道，马克卢斯料想到了一切，除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声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的数学家及发明家阿基米德，他是叙拉古之子。
阿基米德借助物理学原理而非苏格拉底或柏拉图的“正义”哲学，设计出了暂时击退罗马人进攻的“支点”：石弩和铁爪。前者类似于现代的大炮，但后者更令敌人不安，那几乎是神的武器，一种足以将进攻者捉出水面的起吊装置——“巨大的横梁突然从城墙上方伸出，就在船只的头顶，接着，它通过释放重物沉入海水。一些船只被铁爪和铁钩抓住，被吊至半空，又被狠狠摔入水中。另一些船则被这些器械弄得晕头转向，撞在陡峭的崖壁上……船上的战斗者损失惨重……常常是，一条船被提升到空中，四处乱转……直到其船员向各个方向被抛出去……”马克卢斯认识到对手的强大。“让我们停止与这位几何巨人的战斗，”他大喊道，“它在用我们的船从海里舀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普鲁塔克则评论道：“罗马人似乎在与众神作战。”
然而，石弩和铁爪终究无法抵御罗马人志在必得的征服决心。两年后，叙拉古城破，阿基米德被杀。叙拉古的陷落，于希腊人事哀，却成为两种文明融合的信号，一如宙斯掳掠欧罗巴，当中国开始修建抵御游牧民族进犯的万里长城的时候，地中海则孕育出一种共享的希腊-罗马文化：被征服的希腊把她那粗鲁的征服者变作被征服者，而罗马人成为第一个用从另一个文化核心继承来的遗产构建自身文明的民族。这种文化的合体最终统治了整个古典世界，并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柱石之一，与基督教传统比肩而立。无论是一次又一次基于种种蓝图的“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还是蓝图扯毁之后亘古不变的“吃着，喝着，生殖着”，柱石依然如故。
同样位于西西里东岸，位处墨西拿与卡塔尼亚之间的陶尔米纳，比叙拉古的历史还要早上一年。那里存有一处著名的“古代剧场”，足以与雅典卫城的阿迪库斯剧场相提并论。“古代剧场”由希腊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占据西西里之后，又将其重筑并继续使用，后人遂以“古代剧场”名之，而非希腊剧场或罗马剧场。希腊戏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公共庆典。狄俄尼索斯是大地女神德墨忒尔的补充，他赐予了人类粮食作物之外的水果，尤其是葡萄，他不仅种植葡萄，还传播美酒，试图为人类带来无忧无虑的生活。狄俄尼索斯每到一处即建立城邦，宣扬温和的道德，唤醒艺术的热情，他因此而被尊为缪斯的朋友与先驱，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人类文明的“栽培”者。希腊拥有众多以狄俄尼索斯为主题的节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在3月举办的大狄俄尼索斯节或城邦狄俄尼索斯节，活动的尾声便是大型戏剧演出，新近创作的悲剧和喜剧都会被搬上舞台。罗马人沿袭这一传统，只不过酒神的名字成了巴克斯。
同样位于西西里东岸，但基址偏北，位处墨西拿（Messina）与卡塔尼亚之间的陶尔米纳（另译塔奥明那，Taormina），比叙拉古的历史还要早上一年。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一章《雅典人在西西里的野心。西西里概况》如此记载：“最早到西西里来的希腊人是优卑亚的卡尔西斯人，其始创者是修克利斯，他们建立了那克索斯（公元前735年，其地址在塔奥明那，也即陶尔米纳），并建立了一个保护神阿波罗的神坛，这个神坛位于城外，凡是往希腊去参加赛会的人，从西西里启程的时候，首先在这个神坛前致祭。”
今日造访西西里的旅行者，如果读过18世纪的普鲁士人约翰·乔基姆·温克尔曼撰写的考古学著作，比如《希腊雕像绘画沉思录》、《古代艺术史》或《未经发表的古物》等，对于“柔和与明洁”的天空下，所有指向“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遗迹或场景格外怀有兴致，通常会首先向山城陶尔米纳“致祭”，因为那里存有一处著名的“古代剧场”（Teatro Antico），在许多研究者眼中，它甚至足以与雅典卫城的阿迪库斯剧场（Teatro Atticus）相提并论。
“古代剧场”由希腊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占据西西里之后，又将其重筑并继续使用，后人遂以“古代剧场”名之，而非希腊剧场或罗马剧场。陶尔米纳的“古代剧场”选址绝佳，它高踞崖端，光灿而陡峭，位处大地与天空接壤的边界。今日的观瞻者需在山腰下车，步行向上，途径棕榈、九重葛、马缨丹与金盏花掩映的古城方可抵达。主干道翁贝托一世街被希腊神话与本地传说的融合之物所覆盖，那是铺天盖地挨挨挤挤色彩斑斓的陶瓷装饰品，以三脚女神或“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故事为题材。与坛坛罐罐花花朵朵比肩而立的，是众多餐厅、酒店、咖啡馆、冰淇淋店、时尚买手店与设计师品牌小店，它们倾向于将每一天都变成葡萄藤缠绕的庆典，所有游行皆由热情的消费践行。然而，一旦抵达山顶，市声褪去，气氛立即“单纯和静穆”。“古代剧场”脱胎于山岩的半圆型露天空间，背倚坡势，远眺奥德修斯曾经扬帆而来的伊奥尼亚海以及海岸内侧时不时烟尘滚滚的赫菲斯托斯的冶炼厂。山海之间，仿佛整个自然都在参与表演，无论是作为古典时期泛神的自然，基督教时期绝对唯一创造的自然，还是尼采之后祛魅的自然，它们始终都在那里，都是悲剧或喜剧的布景，远比变迁不息的人类心智更为恒久，镶嵌于来来去去的观瞻者视野之间。
三脚女神的形象在陶尔米纳随处可见，成为民居墙壁的寻常装饰。就像人首兽身的陶尔米纳女神一样，她是一位本地化的女神，介入当下而毫无违和之感。
古典时期，剧场之内亦有人工砌筑的实景，多是城邦环境的展示，寓意公共的善举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关系。“古代剧场”的长方形舞台后方，便有残存的砖壁与柱廊。多数柱头早已跌落，被后人陈设于低处。我凑近检索，发现了清晰可辨的科林斯式整株忍冬草形象。科林斯柱起源于希腊，盛行于罗马，可谓共享型希腊-罗马文明的典型标志之一。它被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人维特鲁威，归纳为“第三种柱式”——前两种为凝重庄严的多立克柱式与秀逸纤巧的爱奥尼亚柱式——并记载于总结希腊、伊特鲁里亚和罗马早期营造经验的《建筑十书》之中。科林斯柱因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的城邦科林斯而得名，柏拉图钟情的叙拉古即由来自科林斯的殖民者所创建。作为科林斯柱标识之物的忍冬草柱头雕刻，据说与这样一个故事有关：一位科林斯少女临近婚期却抱病去世，她被埋葬之后，乳母将其生前最爱之物放入一只篮子，压覆瓦片，置于墓碑之上。第二年春天来临，被篮子压住的忍冬草根催吐出新的叶片，但无力顶翻瓦片，被迫生成涡卷的造型。《建筑十书》第四书第一节有言：一位杰出的雕刻家“偶然路过这座墓碑，发现了这只篮子和它边上茂密的叶子，对这新鲜的样式十分喜爱，就以它为原型在科林斯造了一些柱子，规定了它们的比例”，“从此开始，建筑中就多了一种科林斯式”。科林斯柱式在希腊时代并未完全定型，它的檐部和基座仍沿用爱奥尼亚柱式的细节，需要等到“伟大的建设者”罗马人统治地中海之后，才会最终将其完善，甚或将其与多种柱式组合使用，叠入大型公共建筑的顶层，乃至化身为罗马大斗兽场第四层的没有重量感的方壁柱，深雕浅刻，充满肉欲，被威廉·莎士比亚假正经的同胞亨利·沃顿爵士隔空痛斥：“装饰得像一个淫荡的婊子。”
深受温克尔曼影响的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他曾经称“温克尔曼就像哥伦布，不仅发现了新世界，而且以预告未来鼓舞他人。人们读了他的书，并没有学到什么，但从此成为新的人”——曾在1789年写下的《意大利之旅》中，将陶尔米纳“古代剧场”的舞台背景称作“最伟大的艺术与自然的作品”。对温克尔曼或歌德而言，希腊古典风格不是一种形式惯例，而是一种值得珍视的品质达到巅峰的观念。希腊人对于剧场的设计，体现的正是温克尔曼所谓“通向普遍的美和对它加以理想塑造的道路”。“古代剧场”凿取于自然，沐浴于地中海温润的和风以及使人“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确、深刻的目光来看待事物”的光线之中，它是城邦这艘船上的公民民主政治的产物，而半环形阶梯式观众席的设计即是最好的明证——没有正厅，没有楼厅，没有包厢，没有边座，折扇式次第升高的席位半环绕且簇拥着舞台。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曾在1915年感叹：“古希腊剧场不是为观众建造的，而是为艺术家建造的。”“建筑师对剧作家说：‘你希望在怎样的剧场里演出你的剧本？’剧作家回答说：‘要这样的剧场：大量的观众能在里面同时看、听和感受，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产生的情绪也是相同的。’”“建筑师对舞蹈家说：‘你需要怎样的剧场？’舞蹈家展开双臂抱成一个大圆圈，回答说：‘要这样一种剧场：能使我把观众统统环抱在怀里，所有坐在里面的人都可以机会均等地看清楚表演，都能领悟每一个动作的含义。’”“建筑师又问演员：‘你需要怎样的剧场？’演员回答说：‘要这样的剧场：在里面我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能以它的声波自然地传播开去，数不清的观众在我面前谁也不觉得比谁优先，都能听清楚我的声音而且为之而感动；在这样的剧场里，我的激情可以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感情的波涛可以到处翻滚，到处激荡，它从我心中涌向观众，又从观众心中流回我心中。’”于是，将自然与创造充沛结合，尽力催生出一种理想化的“完善的美”的希腊剧场诞生了。它是“完全民主的”，“因为艺术家就像宗教的祭司，凡拜倒在伟大艺术面前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
（左）陶尔米纳城中还藏有一座不为人知的小型希腊剧场，却像是民居之间的一处天井。
（中）“古代剧场”的长方形舞台后方，有残存的砖壁与柱廊。
（右）这座风格混杂的建筑身后就是小型希腊剧场。
我登临“古代剧场”之时，红色罂粟花正像火苗一样钻出观众座椅下方的石缝，这是珀耳塞福涅重返故土的第二个季节，红色地火正蔓延于西西里各地。她们就像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女祭司》中由合唱队扮演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点燃了人类集体记忆深处的浓烈情绪。
我登临“古代剧场”之时，红色罂粟花正像火苗一样钻出观众座椅下方的石缝，这是珀耳塞福涅重返故土的第二个季节，红色地火正蔓延于西西里各地。她们就像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酒神女祭司》中由合唱队扮演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点燃了人类集体记忆深处的浓烈情绪，“完善的美”并非现实的美，而是出于一种理想的比例。
除了“古代剧场”，陶尔米纳城中还藏有一座不为人知的小型希腊剧场。一位当地人如此告知我，并带我钻入街巷。当我从一处毫不起眼的窄小入口，下行至一个天井似的所在，明白了她指的“不为人知”只是不为游客所知，因为这座剧场早已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仅被坡上的民居包围，石头台阶的角落间还积蓄着垃圾与尿骚的气息。可以想见，一旦夜幕降临，这里将会是年轻人的恋爱动作片上演的重要场所，当年阿里斯托芬的《马蜂》嗡鸣的舞台左近，如今只剩下活生生的荷尔蒙肥皂剧。
小剧场斜对面，伫立一座博物馆式小型基督教堂，内部陈列大木偶等本地民俗文物，外部立面则保留阿拉伯人的痕迹——好似皱着眉头的弧形窗户线条。而在陶尔米纳大教堂，正门上方是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玫瑰花窗，天花板的雕刻却又是哥特风格混合阿拉伯元素。我在一片时间的混乱中等待陶尔米纳市长的到来。他上午托人带话，听说来了几个中国人，很想见上一面。我们将地点约在全景主广场——4月9日广场旁边的市政厅。然而，市长好像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时差中迷了路，甚至坠入了众神起伏的古典时间，坠入了《马蜂》的情节，化身为被斐狄庇得斯囚禁的斯瑞西阿得斯，直到两小时之后，他才钻出舞台下方的水沟，衣着随便地出现在议会大厅之中。我们站在人首兽身的陶尔米纳女神像下拍摄合影，市长的笑容真挚而灿烂，此情此景，即便插入电影《教父》亦毫无违和之感，而后者的外景地正是萨沃卡（Savoca），不远处的一座古镇。
另一日，我们决定与狄俄尼索斯的恩赐走得更近。汽车绕着葡萄园，盘旋至埃特纳火山的腰际。如果说狄俄尼索斯种下的葡萄天然承载着快乐之美的痕迹，人类的劳作——酿酒，则是借由心智的创造，顺从自然的节奏，放大并强调那些文明之美的痕迹。
人首兽身的陶尔米纳女神浮雕像，位于全景主广场——4月9日广场旁边的市政厅入口处。类似的形象也出现在议会大厅之中的壁画、挂毯与旗帜上。
西西里既是欧洲最古老的葡萄酒产区，亦可谓最新兴的产区，古典世界的希腊人为这里带来了栽培葡萄以及酿酒的传统（他们甚至凭借以埃特纳火山之雪冷却酒的方式，创造出早期的冰淇淋），但这片存有欧洲最古老葡萄品种的土地（因为海拔较高，火山上的纯种葡萄躲过了19世纪末期摧毁欧洲大部分葡萄园的根瘤芽之劫），真正成为国际公认的不亚于法国勃艮第的顶级产区，却不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西西里葡萄酒产量巨大，几乎与整个澳大利亚相等，其持续三个半月的漫长采摘期收尾于埃特纳火山，这里的葡萄因晚熟而在酒体中表现出特别的优雅度。
“你知道吗，奥德修斯造访过这里，”圣灵农庄（Palmento Santo Spirito）的女主人瓦莱里娅·阿葛斯塔（Valeria Agosta）对我说，“以荷马史诗为证。”在意大利，尤其是西西里，谈论饮食即谈论文化，而且多是古典世界的文化。我很后悔没有随身携带作为落日的史诗。邂逅这位坚持拉丁式种植法的迟暮美人之前，我只知道西西里东北部，与亚平宁半岛隔海相望的墨西拿峡湾（Stretto di Messina），曾经惹怒过那位身不由己的旅行者，而他留在家乡的妻子珀涅罗珀终日被虚情假意的求婚者纠缠。关于埃特纳火山，我也只知道它是恩培多克勒的人生终点，那位西西里岛上的希腊殖民地阿克拉加斯的公民，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为了检验灵魂的再生能力，途经尚未种满葡萄的此地时，一跃而入赫菲斯托斯的冶炼厂。恩培多克勒的实验并不算成功，火山口只吐送回一只凉鞋，那并不是灵魂再生的形状。不过，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个笑话，如果借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洞穴神话比拟，这位解开锁链的囚徒无非是在展开一场“陡峭而崎岖的攀登”，他试图穿过火光与洞口之间的隧道，走向阳光下可见可知的外部世界。正是那位恩培多克勒，他的若干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亚里士多德，比如“地球由火、土、空气和水四种元素组成，这些元素经常在爱欲冲突的矛盾张力下融合与分裂”的观点，比如“心脏是血管系统的中心，所以也是生命的中枢”的观点……那些观点经由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整理与转译，也深深地影响了两千年后围坐在同一张餐桌旁的我们——当我们就着狄俄尼索斯所赐的美酒，无数次提及“爱”与“心”，间或涉及“雄心”、“心碎”或“无心作为”的时候，我们知道，精于游历的希腊人不仅种下了葡萄，也种下了见证世界的言语方式。
瓦莱里娅·阿葛斯塔青睐的拉丁式种植法，由希腊人引入，罗马人继承，是手工作业时代的产物。它与今日流行于新旧世界的适合机械化维护的法国式联排种植法不同，拉丁式种植法虽然可以使葡萄植株从四面享受光照、通风与精心维护，但人力成本极高，而产量却不高。不过，在西西里，许多酒庄坚持这种栽培方式，尽管每株葡萄藤每年的最终出产，常常不会超过酿制一瓶葡萄酒所需的果实，远远低于法国乃至新世界的平均产量。古菲酒庄的农学家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坚持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让每一株葡萄得到更好的优生优育，从而提高葡萄酒的品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过分榨取土地，从而使土地与种植保持一种越来越好的关系。这里的土地世代相传，土地的主人考虑的不是必须迅速盈利的创业项目，也不是租约仅为二三十年的速生经济，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使土地在百年之后仍无愧于大地女神的允诺之物，仍可以保持极佳的作物出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就有什么样的食物。在这一点上，说着没有将来时态的方言的西西里人，却是食物的将来时态的称职守护者。本地的年轻土地持有者，并不像法国的一些酒庄继承人那样，急于将手里的葡萄园出售以换取大都会的生活，他们依然像牡蛎依恋礁石一样依恋自己的土地。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局限于西西里，托斯卡纳爱唯侬堡酒庄（Avignonesi）的男主人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o de Zarobe）就曾告诉我，血管里流淌着“土地欲望”的意大利年轻人，从大城市赚到钱之后，更愿意回到乡村购买一块土地，因为那才意味着真正的生活。
当我向圣灵农庄的农学家请教：如何防范埃特纳山区常见的冰雹袭击？那位穿着时髦，发型奔涌，配戴设计师品牌眼镜的专业人士，骤然停下“如何通过高密度种植形成生物竞争关系，从而降低产量，将代表地方特质的风味集中保持在少量葡萄中”的夸夸其谈，冷静地告诉我：祈祷，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山海之间，仿佛整个自然都在参与表演，无论是作为古典时期泛神的自然，基督教时期绝对唯一创造的自然，还是尼采之后祛魅的自然，都是悲剧或喜剧的布景，远比变迁不息的人类心智更为恒久。
他的回答让我想起佩佩·巴罗内那句轻描淡写的“我只是上帝的仆人”。但农学家的祈祷显然并非完全出于宗教的虔诚，而是更多源自于对天地这座剧场的敬畏——人是有限的，人的表演更是有限的。古菲酒庄的主人马窦·卡塔尼亚说过，如果随心所欲使用灌溉系统和化学肥料，几乎任何土地都能种植葡萄，但那不属于可持续性的农业，因为土地很快就会遭到毁坏——大自然早已做出了选择，哪块土地适合种植葡萄，哪块不适合，希腊人是最早的试错者，他们到处种植葡萄，然后接受大地女神的选择。
“罗马人钟情土地。”早在地中海文明初期，肥沃的拉丁平原已经培养出罗马人定居的习惯和技能，塑造出一个以地为本的社会。今日的托斯卡纳，许多农场依然主要种植小麦——这种起源于中东新月沃土的谷物，自罗马时期就开始驯化亚平宁半岛。
800年前，热衷于农耕的米兰人遇到了一件棘手事：伦巴第的土地由于被过度开垦——当人类安然度过第一个千禧年，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并未兑现，似乎已经走出“黑暗时代”之中最黑暗时刻的欧洲人对于现世的兴趣重新被激活——或将面临缺水的窘境，大自然并未因基督教“强调人类超越其他造物，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作为上帝人间代理的教皇身处同一半岛，便为那里众多的农场设计出充分的天然灌溉系统。
“罗马人钟情土地。”早在地中海文明初期，肥沃的拉丁平原已经培养出罗马人定居的习惯和技能，塑造出一个以地为本的社会。根深蒂固的“土地欲望”不仅催生出亚欧大陆西部第一种人工居住形式——乡村，更是奠定了“农耕”（cultus）与“文化”（culture）之间的亲缘关系：今日英文之culture、德文之kultur，皆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意谓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而cultura则由cultus演化而来，包含了“为敬神而耕作”以及“为生计而耕作”双重涵义。
伦巴第的农场主要种植小麦。这种起源于中东新月沃土的谷物，自罗马时期开始驯化亚平宁半岛——虽然从耕种者的角度来看，似乎应该是人类驯化小麦，但真相可能恰恰相反。唯有依附者被驯化，罗马人及其身后的欧洲人深深依附于小麦，伦巴第的农场缺水，便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明证。亚平宁半岛居民渴求越来越多的小麦，以维持像面团一样持续发酵的欲望，从这一角度来看，正是小麦驯化、塑造甚至奴役着宙斯诱拐欧罗巴所开辟的疆土。被奴役者不得不绞尽脑汁寻觅突围窘境的方式——人类历史上诸多文化跃升，即来自于突围的智识。
虽然“每日所需的面包”被绝对唯一的代理机构阐释为虔诚信仰的结果，但是米兰人觉得，除了低下头去，动手画画十字，还应该做点别的什么，以便能够继续享用罗马人泽被后世的遗产——古代异教神祇德墨忒尔赐予他们的花样繁多的面包、蛋糕和水果挞。于是，米兰人动手开凿出一条整理水源的运河，就像同一时代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精神那样，试图在人类理性与自然造物之间调和出一种新的现实。运河连接提挈诺河，穿越农场，绕过群山，直至米兰城内，为麦芒摇曳的田地注入一片人工的生机。这条运河于1269年得以拓宽，以利通航，遂有“大运河”之称，与米兰护城河相与沟通，后者亦被加宽加深，成为“内河”。“大运河”不仅解决了伦巴第农场土地的饥渴问题，更是安然送来构筑米兰大教堂的石材，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维罗纳二绅士》中四处游荡的贵族子弟，它就像大地女神允诺西西里那样，允诺这处曾经被伦巴第人——迁入意大利的蛮族中最后一个部落集团——夷为平地，几乎没有保留任何古代印迹的内陆城市，借由沟通地中海的运河走廊，跻身于新兴的海运城市；允诺水面上物质与观念的川流不息逐步推动米兰转型，乃至终成一座疯狂向古代致敬的希腊-罗马化文艺复兴城市。
除了“大运河”与“内河”，米兰人又掘通一条“马提萨那运河”，沟通阿达河与波河，运河中一处能令水面暂时拓宽以容纳大型船只的水门，被称作“王冠门”，由“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完整的人”列奥纳多·达·芬奇设计，至今仍被使用。“水发现自己在骄傲的海里——它正得其所的地方——时，产生了上升到空气之上的愿望；它靠着火这个元素化作稀薄的水汽上升之后，仿佛是与空气一样稀薄了；它从天空降下来，于是被干渴的大地吸光，很长时期内就被囚禁在那里，为自己的罪恶苦修。”这一原罪视角的洞见出自达·芬奇的笔记，他为自我膨胀的水添出另一“苦修之地”。米兰城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修道院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餐厅里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同样由达·芬奇绘制于1495至1497年，画面捕捉到耶稣知会他的门徒自己即将被出卖的那一瞬间，长条餐桌上零零散散摆放着小麦的馈赠。那幅壁画并未最终定稿，因为达·芬奇断定自己并不具备完成刻画耶稣形象的资格，艺术家承认自己的有限性，但他却又试图跳脱出有限性——从受造物似乎完全可控的技术层面——他放弃了在湿石膏上绘制的传统方式，转而独辟蹊径，将画面刻于干墙之上。结果实验失败，颜料剥落严重，日后的修复工作亦极为困难，西方文明最重要的视觉图像之一被囚禁在自己的“苦修之地”。
2015年，当我坐在米兰世博会园区内的一家餐厅中，享用来自不同产区的性情迥异的葡萄酒，以及文艺复兴式追慕高远的黄昏之时，米兰运河系统中的一条河道活生生地铺陈于眼前，成为反射天光与历史的镜面。“农耕”推动了“文明”的多米诺骨牌，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似乎因为对于受造物有限性的不断突破，已与农耕传统充满“矛盾”，而这，也正是米兰世博会渴望探讨的话题。
“给养地球：生命的能源。”“土地欲望”塑造的世博会策划者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口号不感兴趣，面对数千年来“文明”发展的结果，他们更愿意回到人类社会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于是，第一次以食物为主题的世博会出现在欧洲食物的地中海故乡——罗马人的烹饪法由希腊人的明智传统演变而来，但赋予其狂欢式的饕餮属性，并启发了日后的法国大餐。米兰世博会的反思在于，强调人类超越其他造物的逻辑，无论基督教的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虽然在历史上支持了伦巴第运河系统式的突围，但启蒙运动之后却伴随着人类所热衷的“开发利用”，伴随着蒸汽机的鸣响，一步一步走向生存伦理的反面——起初是粗暴对待可再生的动植物资源，继而毫无节制地消耗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煤炭和石油；而人类对于煤炭和石油的过度依赖，已经使其反过来奴役整个人类社会，这几乎是一种古典神话式的报复法则。工业革命提高了人类制造大规模生态创伤的能力，而激增的人口以及若干乌托邦制度的现代实践，则激发出土地使用者的诸多短视行为，不仅损伤了食物的源头，也使得人类与土地的关系走向恶性循环的境地，甚至会引发一场无法避免的生态危机——德墨忒尔或将播撒一场以繁荣为假象的枯萎病。
米兰世博会设置若干主题性展示群落，比如“小麦”、“稻米”、“咖啡”、“巧克力”等。虽然食物品种的地理分布，在历史上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现代社会的选择机制更依赖于全球化分工，依赖于国家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型跨国企业无疑在组织食物的生产与消费领域拥有更大的话语权，既掌握价格优势，亦控制推广渠道，进而刺激食物的大规模生产。我平日所食之物多是如此，抛开营养与转基因之类的问题不谈，单单味觉设定即愈来愈趋向于标准化，久而久之味同嚼蜡，食肉而三月不知肉味。意大利饮食产品的主流生产方式却与此不同，这是一个依托于家族农场及其附属企业的国家，多数生产者的作坊或工厂规模不大，在产量与质量的天平上，他们更愿意不惜成本为后者增加砝码。也许不厌其烦精工细作的传统，源于罗马人保存食物的习惯——在冰箱发明之前的炎热天气里，为了掩盖不那么新鲜的味道，并冲淡腌制食品的咸味，他们在鱼、肉和野味中加入蜂蜜、甜葡萄酒、干果和醋，更以大量麝香、琥珀、胡椒、芫荽和芸香调味。但在厨房早已接通电源的今天，搜罗身边一切可能的办法以放大或强化食物之中美的痕迹，则属不折不扣的艺术创造。艺术创造尊重个性，视标准化如敝履，艺术作品与创造者的性格、情感、经历、文化偏好等因素息息相关，与地方风土息息相关，与狄俄尼索斯精神息息相关。对于意大利人而言，“意大利饮食”这一标签并无意义，他们会说，根本没有什么“意大利饮食”，只有西西里饮食、撒丁饮食、伦巴第饮食、热那亚饮食、皮埃蒙特饮食、罗马涅饮食、托斯卡纳饮食、翁布里亚饮食、那不勒斯饮食……您所指的究竟是哪一种？
皮埃蒙特山区的传统农具。“土地欲望”塑造的意大利乡村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口号不感兴趣，2015年米兰世博会则以“给养地球：生命的能源”为主题，探讨工业革命之后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
意大利饮食的多样性，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亚平宁半岛长期分裂的结果——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并不看好的那一场革命，迟至1861年才重新建立起统一整个意大利的王国。然而政治的重整旗鼓并未促成饮食方式的统一，各大区域依旧各行其是，各自留存特立独行的烹饪传统，诸多优质食材与产品依旧囿于一地。一心打造意大利整体性饮食平台的Eataly集团，在米兰世博会园区设置20家餐厅，每一餐厅展示一个大区的地方食材与烹饪艺术，而且还开出一座临时博物馆，供人在品味美食之余亦可品味来自20个大区的私人艺术收藏。Eataly的策划者希望借助此举，既表现出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敬重，又可为罗马帝国后遗症——彼此割裂的地方主义——提供一份初步的解决方案。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帝国的道路系统能够使军队迅速抵达疆域内部的任何区域，却从不过分干涉被征服地区的文化与习惯，正是这样的系统，构建出罗马帝国本身。Eataly集团的工作有类于此，Taste Italy！也在从事差不多的计划——将意大利最好的地方性饮食品牌连缀为体系，以一种结构清晰的面貌，推荐给大西洋及太平洋两岸的市场。也许不久之后，20世纪初《伦敦美食指南》的作者纽纳姆·戴维斯中校描述的那种情境将很难再现——“意大利绅士在国外旅行时从来不吃色拉，因为他那习惯了最上等的油的味觉，忍受不了那种只配用来润滑机器的液体。”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意大利饮食”这一标签并无意义，他们会说，根本没有什么“意大利饮食”，只有西西里饮食、撒丁饮食、伦巴第饮食、热那亚饮食、皮埃蒙特饮食、罗马涅饮食、托斯卡纳饮食、翁布里亚饮食、那不勒斯饮食……您所指的究竟是哪一种？
尽管许多新兴市场依然对于地方主义浓烈的意大利饮食品牌缺乏足够的了解，但在消费者审美品味相对成熟的市场中，意大利的出产早已展现出其品质及性价比的双重优势。比如在美国葡萄酒市场，拥有593种酿酒葡萄的意大利早已超过仅仅拥有十余种酿酒葡萄的法国，拔得全球销售头筹，这不仅是“小而美”的胜利，更是美的多样性的胜利。
葡萄酒可谓饮食之诗，诗的任务不是填饱肚子，而是展现想象力与可能性。葡萄酒虽然曾被基督教体制化，但早在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前，古典世界已向其致敬。意大利人至今仍在使用葡萄酒的拉丁名称vino，源自梵文vena——维纳斯的名字同样典出于此——意谓“珍爱”。从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到罗马酒神巴克斯，再到与歌德一样深受温克尔曼影响的尼采对于酒神精神的呼唤，不难看出这一饮食之诗对于西方文明的结构性力量，那是与理性精神同等重要的非理性精神的力量，缪斯的力量，深受技术主义奴役的现代社会之重塑亦有赖于此。
我走进米兰世博会的意大利葡萄酒展馆，一如跨入名为“珍爱”的史诗。若干古典世界的湿绘壁画被复制，并与现代影像艺术相融合。有些格言也以仿制湿绘壁画的形式呈现，比如达·芬奇的“幸福不过生来就有好酒相伴”，费里尼的“一瓶好酒就如一部好电影”，以及波维奥的“水将人分隔开，而葡萄酒将人聚拢”……鉴于葡萄酒的诗性并非言语所能道尽，展馆二层便是品鉴体验专区，参观者购票之后即可领取一只酒杯，凭票面条纹码任意刷取三杯佳酿品鉴——来自各大产区的“诗句”嵌入白色墙壁中的玻璃酒柜，一如指向舌尖上的罗马的条条液态通衢，人们徘徊于自助式机器面前，艰难地抉择着，生怕错过任何更适合自己的狂热、激情的辉光。
现代意大利开国之君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以及他最爱的情妇的画像。如今名为冷泉的酒庄便是他们曾经的爱情信物。“大多数时候，他们坐着睡觉。”因为皮埃蒙特的美食让国王与情妇无法停止饕餮，几乎每个晚上都难以消化，为了稍微舒服一点，只好如此入眠。
“大多数时候，他们坐着睡觉。”
我站在现代意大利开国之君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卧室里，望着两张单人床发呆，一张属于国王，一张属于国王最爱的情妇——单人床并不奢华，甚至略嫌窄小，然而，单人床所属的卧室，卧室所属的宅邸，以及宅邸所属的庄园，都曾经作为爱情的信物而存在。当你亲眼见过国王情妇的画像之后，即会明白这份信物的奢华何在，更会同意爱情不过就是柏拉图洞穴理论中那些囚徒所见的伴随火烛摇曳的投影。
这里就是曾经属于现代意大利开国之君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酒庄，位于国土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塞拉伦佳阿尔巴。当地出产意大利最好的红葡萄酒之一巴罗洛，据说每十瓶巴罗洛便有一瓶来自这里。
不过，我之所以发呆，困惑却不在于此。我身边一位意大利姑娘读懂了我的困惑，或许这是外国参观者的脸上普遍浮现的困惑——人们的视线很容易聚焦于床头的靠枕，它们挤占了太多平躺所需的空间。“皮埃蒙特的美食让国王与情妇无法停止饕餮，几乎每个晚上都难以消化，为了稍微舒服一点，只好如此入眠。”齐亚拉·德斯特法妮斯（Chiara Destefanis）解释道。这位姑娘就职于此，曾经的爱情信物如今名为冷泉酒庄（Fontanafredda），出产意大利最好的红葡萄酒之一巴罗洛（Barolo），据说每十瓶巴罗洛便有一瓶来自这块丘陵起伏的土地——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地区的塞拉伦佳阿尔巴（Serralunga d'Alba）。
我对于齐亚拉的说法将信将疑，难以想象堂堂一国之君总像是窝在经济舱里那样睡觉。仿佛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齐亚拉又带我遁入宅邸之下的巨大迷宫，她就像是克里特岛的阿里阿德涅，一路引我观瞻欧洲最长的地下酒窖。我遇见了一些城堡似的国王级酒桶，它们的尺寸顿时令米兰世博会那几只引以为傲的橡木大桶相形见绌。如果叙拉古的大小狄奥尼西奥斯能够活到19世纪，想必也会羡慕这位1861年之前的撒丁岛的皮埃蒙特国王、1861年之后的意大利国王的美酒储备。不过，让我不解的是，尽管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食量、酒窖与历史功绩均如此显赫——当他于1870年实现意大利再度统一的时候，这个靴子形状的半岛及其附属岛屿已经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分裂了一千多年——可是在情欲方面，却似乎碌碌无为，不仅远远逊色于他那位享誉18世纪欧洲的同胞贾科莫·卡萨诺瓦，而且即便有所企图，亦会选择钻入地下，偷偷摸摸地行事。齐亚拉指着一线狭窄而潮湿的台阶——它紧贴石壁继续下行，使我联想起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修筑的若干隐蔽通道——她眨一眨眼睛，对我说，这就是国王为了幽会其他情人而秘密挖掘的欲望之路。
我难以设想那是怎样的一种乐趣，也许洞悉所有人都是病人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会有得体的解释。不过，当天晚上，在酒庄附设的米其林餐厅“贵多”（Guido），我却相信了齐亚拉的卧室理论。当我举起刀叉，开始品尝一道又一道现场烹制的当地菜肴，几乎体验到了一种唇舌之间的司汤达综合征，那些食材仿佛密集陈设的艺术品，我的味蕾一如游客，野心勃勃地闯荡其间，恨不能遍扫人间珍馐，猛烈的美的撞击接踵而至，几乎令我激动的心灵不堪重负，但我又无法停止饕餮。1817年的一天，刚刚走出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大门的法国作家司汤达，感到头脑纷乱，心脏颤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圣方济各教堂不仅是米开朗琪罗、伽利略、马基雅维利等276位意大利伟人的长眠之地，而且藏有包括多纳泰罗的金色浮雕《圣母领报》、乔托的湿绘壁画《圣方济各的一生》在内的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其回廊与巴齐礼拜堂均由布鲁内莱斯基设计，而阿诺尔夫·迪坎比奥创造的精准建筑结构则成为日后欧洲天主教堂的蓝本，“这生动的一切如此吸引着我的灵魂，把活力从我的身体中吸走，我一边走着一边担心会倒下去”。司汤达综合征由此而来，成为频繁发作于意大利艺术游客之间的精神急症。而皮埃蒙特的餐桌，似乎也是一座陈设过度之美的教堂。我的身上虽然并未出现因强悍的感官冲击而导致的系列症状：从恶心、眩晕、暂时恐慌到间歇性发作的疯癫。但在宴饮结束之后，我还是去月光下的葡萄园里走了许久，以便将动荡不已的心情平抚下来，当然，我也不想坐着睡觉。据说在16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哈布斯堡王朝争霸时代的主角——用西班牙语和上帝交谈，用法语和男人交谈，用德语和马交谈，轮到女人，则改用意大利语，似乎惟其如此方可表达纤悉精微之情感。我觉得，如果谈论美食，尤其是密集陈设美感的地方美食，恐怕意大利语仍是最佳的选择，也许方言更好。
米兰世博会中，设有意大利饮食精神象征之物一般的“慢食运动”（Slow Food）展馆，这项运动正是起源于皮埃蒙特，其1986年发布的宣言声称：“让我们重新探索当地饮食风味，远离快餐。”“慢食运动”以极多主义的生活方式为根基，而意大利的极多主义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结果：从欧洲逐渐成形，到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时代……意大利分裂为无数个重视地方特质的政治主体，每一主体深以地方主义为傲，所谓意大利饮食精神，实际上正是彻底的多元论，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一如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们那样为了阐释世界而各执一词。
为了深入体验这个分裂世界的美妙，离开米兰世博会后，我由北向南，先后前往皮埃蒙特、托斯卡纳与西西里三个大区，试图理解“一切高贵的事物，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一样”背后的风土涵义。皮埃蒙特的这个夜晚，已经让我理解了“慢食运动”何以会源起于此：惟有“慢食”，方有充分时间呈现极多主义的美味，甚至稀释唇舌之间的司汤达综合征的症状。在皮埃蒙特，一些简单的美食，同样饱含极多主义的味觉体验。罗盖塔·达纳罗（Rocchetta Tanaro）公路边的博洛尼亚餐厅（I Bologna）中，一位被称作“面条妈妈”的本地厨师制作的意大利面条，几乎可以排入我此生面条体验（包括任何一种面条，从亚洲到欧洲）的前三名（其实差不多就是第一名）；而在卡斯迪略·堤内拉（Castiglione Tinella）的阿尔贝·卡斯迪略酒店（Albergo Castiglione），一份普普通通的早餐炒蛋，也顿时让我觉得平日所食皆为塑料合成制品——那些本应属于鸡蛋的精妙美感都去了哪儿呢？
阿尔贝·卡斯迪略酒店的主人保罗·萨拉哥（Paolo Saracco）性情严肃，却拥有一座让人难以严肃的同名酒庄“萨拉哥”（Saracco），因为那些由皮埃蒙特最为古老的葡萄品种莫斯卡多酿制的白葡萄酒与甜起泡酒，简直就是伊壁鸠鲁的哲学本身。普通葡萄藤的寿命，通常不过三四十年，而萨拉哥却可以将其养育至花甲之年，依然根深藤健，风骨遒劲，虽然葡萄的产量在降低，但其含糖量与含香量则在增长，这就是脱胎于此的甜起泡酒可以将被理解为“幸福感”的味觉体验推向巅峰的缘由所在——但这份“幸福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是伊壁鸠鲁式的，幸福尽可被删减为快乐，快乐被消极定义，亦即免于痛苦，萨拉哥甜起泡酒使人纤悉精微地眩晕，免于痛苦的粗暴追问。
博洛尼亚餐厅的主人拉斐拉·博洛尼亚（Raffaella Bologna），同样拥有一座酒庄——位于罗盖塔·达纳罗的“布莱达”（Braida），以出产口感浓厚的巴罗洛饮誉世界。女庄主热爱艺术，她正在酒窖里为四位当地艺术家举办展览，她也懂得如何将栽培与酿制化作审慎而美丽的艺术：葡萄园中的玫瑰植株实为预警病虫害的传统方法，也许源自罗马人的经验；而定制于都灵技术学院实验室的最新设备则是另一种魔术，可以弥补“不好的年份”带来的遗憾。“比如2002年，天气很差，影响到收成的品质，但我能够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温柔的调整，就像哄小孩一样。”这位皮埃蒙特母亲说道。她试图将酒香剪裁得体，以近乎经院的方式表达生命和愉悦的激烈情感。也许是为了将这种情感表演至极致，她顶着烈日，带我走上一座山顶。“这就是意大利生活方式！”她早已命人备好酒桌，就在一株大树的浓荫之下。我们一边品尝，一边欣赏废墟——18世纪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一度深深迷恋罗马废墟，乃至故意兴建废墟，专以容纳温克尔曼式追慕古典之情感——我们眼前的废墟却货真价实，那曾经是一幢别墅，据说主人忽就发疯，一把火将自己及砖石烧个焦赤。拉斐拉·博洛尼亚打算喝令废墟重生，借由原址，修整出一家共享经济青睐的客舍，上有卧房，下有酒窖，挂去旅行网站上出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大利母亲需要全世界的孩子为意大利生活方式点赞，需要他们感到意外甚至震惊，然后找到恋爱般的感觉——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挣扎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离奇场景。
这座钟楼俯瞰着萨拉哥酒庄的葡萄园。普通葡萄藤的寿命，通常不过三四十年，而萨拉哥却可以将其养育至花甲之年，依然根深藤健，风骨遒劲，虽然葡萄的产量在降低，但其含糖量与含香量则在增长，这就是脱胎于此的甜起泡酒可以将被理解为“幸福感”的味觉体验推向巅峰的缘由所在——这份“幸福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是伊壁鸠鲁式的，幸福尽可被删减为快乐，快乐被消极定义，亦即免于痛苦，萨拉哥甜起泡酒使人纤悉精微地眩晕，免于痛苦的粗暴追问。
10年前，当我第一次前往托斯卡纳的时候，遇见了一位穷尽半生为意大利生活方式点赞的美国女士。那是《托斯卡纳艳阳下》的典型模式：由随心所欲的旅行，而处心积虑地定居。我们坐在由乔托的弟子特达·高迪设计的佛罗伦萨韦基奥旧桥（Pnote Vecchio）附近的一间公寓里，俯瞰阿尔诺河两岸旧世界的尊贵部分——文艺复兴以来的透视法则支配的世界。她侃侃而谈自己的故事，仿佛一位走出柏拉图洞穴的幸运儿，她愿意永远留在阳光之下，托斯卡纳的或是柏拉图的，她愿意永远留在被称作“美丽娇艳，善变无常，永远的迷魂女”的文艺复兴发源之地，她愿意永远留在西方文明本源的恢宏背景之中；而那份恢宏，额头紧贴她的窗口，有时呈现为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橘色穹顶上空的晚霞，有时呈现为空气中的烟尘，淡绿或粉红，仿佛遗珠遍地的模仿古典的那个世界的大理石的反光。她不想再经历司汤达综合征，她希望自己像意大利人那样拥有免疫力，她希望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天才气息，成为每日悬浮于空气中的微粒，甚至在厨房里。
实际上，除了这座但丁邂逅贝雅特丽齐的城市，丘地起伏性感如脊，麦浪、葡萄与橄榄点缀如锦的托斯卡纳乡间，亦对诸多外国移民（当然，主要是更乐于自由移动的美国人）构成致命的吸引力，吸引他们匆匆前往，寻找一块合适的土地，托付渴望归附率真的人生下半场——那种潮流，甚至在《托斯卡纳艳阳下》畅销之前已然泛起。前往定居的具体理由很多：气候、物产乃至当地人的性格和社交的热度……当然，还有生活成本——爱唯侬堡酒庄的马克西米利安告诉我，托斯卡纳得天独厚，天气好，地里出产最好的食物，即便是没有很多钱的普通人，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马克西米利安就是外国人，他来自西班牙巴斯克，他的妻子则来自比利时，他们并不缺钱，但拥有巨大财富的妻子一度缺乏健康，所以他们买下这里的土地，为践行“世界上最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来。
不过，我却觉得，类似的“健康生活方式”，或许在美国加州也找得到，但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是：你不可能在加州与文艺复兴时期生活在一起，你的邻居只能是一些殖民风格的乏味住宅，而在托斯卡纳却可以，你可以拥有一种名叫乔托的微尘。游荡在蒙塔尔奇诺（Montalcino）或蒙特普尔恰诺（Montepulciano）这样的山间故城，你的肉身仿佛正在与达·芬奇经历同样的时间。我在蒙塔尔奇诺过了一夜，这座被出产布鲁内罗葡萄酒的田地簇拥的山巅古镇，由13世纪至15世纪之间兴建的教堂、修道院、古堡及民居凑成。我预订的酒店没了多余的房间，便被安排至山坡上一处数百年前的旧宅中过夜。我躺在四柱床上，听见有人踢踢踏踏路过窗下，心想也许那就是彼得拉克，至少也是他的灵魂。蒙特普尔恰诺地势更高，不仅拥有可以让人一览翁布里亚及托斯卡纳南部风光的险峻城墙，而且深藏锡耶纳学派最杰出的画作——塔代奥·巴尔托洛为文艺复兴时期建造的大教堂绘制的《圣母升天》，那是1401年。然而，与贵族酒生产者——酒庄宫都奇（Contucci）的历史相比，这都不算什么。宫都奇已年逾千载，而且拥有确切文字的记载，这就是说，它问世于第一个千禧年结束之后，欧洲人开始重新品尝现世乐趣之际。酒庄的城堡式建筑位居古城中央，与蒙特普尔恰诺最为重要的几处国家机器各自分享方形广场的一边，而其内部，却是一座活生生的宫殿式文艺复兴博物馆，它的壁画与雕塑复原了那个维纳斯重新诞生的时代。
托斯卡纳亦为意大利起源之地——具有高度教养和艺术性的民族伊特鲁里亚人最早生活在这里。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那本书有一部分完成于西西里岛——曾经调侃地借由《伊特鲁里亚人的街道广场》写道：“在伊特鲁里亚人的事物里面寻找提高是没用的。假如你想要提高，可以找古希腊人和哥特人。假如你想要数量，可以找古罗马人。但假如你爱的是根本无法加以标准化的古怪的自发形式，那就找伊特鲁里亚人。”马克西米利安认为，近年间频繁造访托斯卡纳的中国人更像伊特鲁里亚人，惊异于他们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这绝非譬喻，某一天，一架直升飞机忽然降临于爱唯侬堡的葡萄园与米其林餐厅之间，几位中国电影界和企业界的人士走出机舱，毫不在意价格地饕餮一番，而后携去价值几万欧元的拉丁式种植、生物动力法酿制的美酒，再度神秘地消失于天空之中，仿佛鸟儿飞过，虚空未留痕迹。当然，将中国人与伊特鲁里亚人划上等号只是不着边际的玩笑，中国人热爱标准化的生活，反倒是爱唯侬堡的酿酒师才更像伊特鲁里亚人——他们创作的“圣酒”，需要10年时间陈放，连酿酒师自己都不知道最终结果会是怎样，酿造过程完全演变为充满游戏精神的偶然性艺术实验，触及到饮食之诗的本质：游于艺。
意大利生活的最重要形式便是如此，就像你能在费里尼的众多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嬉戏，嬉戏，还是嬉戏。位于科尔托纳（Cortona）的法尔科涅酒庄（Falconiere）的主人，每天早上在他的度假村里把玩一只猛禽——那是出没于本地的隼，酒庄的名字即来源于此。他的儿子本笃·巴拉奇（Benedetto Baracchi）在与我们见面之前就已经与桃红和黄色起泡酒嬉戏了一番，一路狂笑着介绍地里的香草、果木如何与家禽、野兽嬉戏，他的鸡吃着百里香长大，野猪有时会毁掉一片葡萄园，不过，“那有助于改善肉质”，他端起猎枪，想办法把那些已经被自家的果实改善的肉类回收到度假村的餐桌上。博西堡酒庄（Castello di Bossi）则在与大海嬉戏，葡萄园里摆放着尚未完成的巨型大理石雕塑，它们一旦定稿，便将被沉入附近的海域。庄主和艺术家既希望能够借此阻止近海撒网捕鱼，保护海洋环境，也希望那些毕加索式的玩意能够成为一处水下观光景点，为生活带来一些超越性的体验。
类似的“健康生活方式”，或许在美国加州也找得到，但二者之间的重要区别是：你不可能在加州与文艺复兴时期生活在一起，你的邻居只能是一些殖民风格的乏味住宅，而在托斯卡纳却可以，你可以拥有一种名叫乔托的微尘。
予我印象至深的一次嬉戏于酒的体验，是在佛罗伦萨，这座曾经让我真切体会到司汤达综合征的城市——虽然那是10年之前，虽然当时的我和刚刚爱上的姑娘错过了佛罗伦萨学院中的大卫像，只浏览到若干印制在男式内裤上的局部大卫——司汤达综合征又名大卫综合征，因为许多女性游客的司汤达综合征引发于此：米开朗琪罗融合卡瓦罗山巨型男性雕像的裸体和佛罗伦萨的多纳泰罗传统，试图将完善的人体从大理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同时赋予胜利与悲剧的情境。而这一回，某个夜半，意大利葡萄酒专家叶文带着我和朋友们拐入圣母百花大教堂左近的一条胡同，奥盖巷街（Via delle Oche）。墙角的圣母像注视着我们，但丁曾诞生于不远之处，并在同样的月亮下闲逛。我们钻进珂贵娜琉酒吧（Coquinarius），点上从白到红3支葡萄酒，它们截然不同于我们此前品尝的那些顶级酒庄风味，然而同样带来惊喜，并且是意料之外的骇人惊喜。其中最后一支，红葡萄酒马泽米诺（Marzemino），莫扎特的《唐璜》将她歌颂。酒吧的合伙人是一位严谨而不乏激情的年轻侍酒师，他从意大利各处搜集小众品牌的出产，他的任务似乎是永远为顾客拆除葡萄酒的界碑——饮食之诗的多样性之美，永远没有止境——使珂贵娜琉成为另一类圣十字教堂，专为执迷于杯中诗句的司汤达而备。
图中的雕塑藏于佛罗伦萨，其余三件陶瓷作品展示于蒙塔尔奇诺。这些作品都是第一个千禧年结束之后，欧洲人开始重新品尝现世乐趣的结果。其中描绘布鲁内罗葡萄酒的作品再度证明了饮食之诗的重要：诗的任务不是填饱肚子，而是展现想象力与可能性。
我似乎被一种无边无际的幸福感所笼罩，它来源于一种母性的力量：母性对于任性的容忍。费里尼在笔记中写道：“罗马是一位母亲，一位完美的母亲，因为她漠不关心。是一位有太多孩子的母亲，所以没有时间理你……你走的时候任你自去，像卡夫卡的法庭。”我坐在葡萄酒的卡夫卡的法庭里，将整个意大利想象成这样一位母亲。虽然这个国家由一群老年人掌握，但他们在骨子里都是孩子。我又想起落宿于蒙塔尔奇诺古城的那天晚上，当我在吉利奥酒店的餐厅（Albergo il giglio），与各自拥有葡萄园的3位好基友庄主——圣菲利普（S．Filippo）、席罗·巴茜蒂（Siro Pacenti）和卡萨诺瓦·迪奈里（Casanova di Neri）——共进晚餐的时候，餐厅老板，一位个头不高的本地老头，仿佛费里尼电影里的一位角色，大谈起他如何不让一位来自美国的著名酒评家吃霸王餐的故事。那几乎是阿基米德与马克卢斯故事的翻版，但在这个故事里，纽约口音的马克卢斯并未征服阿基米德。托斯卡纳山区的那个弹丸之地，似乎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将所谓“新罗马帝国”放在眼里，因为这里才是真正的罗马，阿基米德的支点就是这块土地。
皮埃蒙特卡斯迪略·堤内拉街角的圣母像。在意大利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土地欲望被升华为一种母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因对于任性的容忍，而赐人以无边无际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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