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感觉良好的开端

得到柳总的口头支持后，我立马回到台里，跟时任部门主任、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汇报了我的想法，领导和我妈的态度是一样的—反对！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开始据理力争：“是有《对话》这样的采访节目了，但我要拍的不是企业家的正襟危坐、高谈阔论，我想拍的是企业家的日常，当时王石在珠峰上啃苹果，他下来后接受采访时说：‘我今天吃的苹果和在山上吃的是不一样的。’我想要拍的是这些。您不想知道女经济学家叶檀在厨房里的状态吗？”我都不知道那天我是吃了什么熊心豹子胆，居然敢跟领导这么顶着说话，领导倒是没再反对，看我一根筋地坚持，不置可否地说：“那你做吧。我不给钱不给人。你想做，就做出来，到时候看，好就播。”

后来有朋友说，但凡有点智商和电视从业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超级不靠谱的事儿，领导的态度明摆着就是不支持你史小诺。但奇葩如我，却把领导的表态理解成了—您不反对，就是支持我！（汗）更要命的是，我竟自我感觉超级好，觉得做事情也没别人说的那么难，我主动出击两次都成果斐然，企业家同意了，频道领导也同意了，还有什么困难比这两个困难更大呢？！就算频道不给钱，我自掏腰包也能干起来！当时我完全不懂做事的规则，一档新节目绝不是我这么拍着脑门就干起来的，必须得在台里立项，经过反复论证才可以上马；同时，不是频道出人牵头来做的节目，就必须是社会化公司正规操作才行。而我对此浑然不知，直接用极其原始的做法，自己开始满世界找人帮我做节目。

张鸿是经常被我抓住陪聊的人，第一次和他聊这个想法是在梅地亚地下一层的食堂，他的头埋在饭盆儿里一直吃着并默默听着，我说完了，他抬起头看我一眼：“你的想法挺牛的。”因为在《今日观察》同事几年，又在同一办公室，我总是见缝插针地在办公室所在的十二层走廊尽头逮住他，讲我的想法，然后他再提他的意见。再后来，节目运作过程中，无论采访前还是采访后，他都不遗余力地夸我，使得我盲目自信，演播室的出镜词也都出自张鸿之手，由于了解我，他写的出镜词俨然从我心中汩汩流出一样，这是后话。但是，张鸿并不能编片子，于是他又给我介绍了小孔同学。

小孔同学以前在频道里干过制片，后来辞职在视频公司工作。我把我的想法跟他连珠炮似的说了一通，大概的意思就是请他来帮我做节目，他很热情，立马就答应了。但是，因为他只是做制片，不会做具体节目，而且也没找到合适的编导来操刀，所以我不得不自告奋勇地担当起编导这个角色，做采访前的各种功课，自己在家看柳总的书，或者上网看他的相关报道，然后拿出几页白纸，自己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记下来，汇总成采访提纲。同时，还得紧盯着柳总的公关安排具体的采访时间。

终于，在入冬后的一天，柳总的公关告诉我，专访的时间定下来了！

后来的后来，有人看了我的采访，把我批判得一无是处，说都是些陈词滥调、大而无当的问题，比如“从古至今，江浙一带都是商业非常繁华、繁荣的，您觉得您身上有没有遗传到祖上这种商业智慧呢？”，又比如“您当时没有能够当上飞行员，后来考上了军校，人们都说男人、男孩子应该有一次当兵的经历，您觉得上军校对您的人生，包括后来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是好“大”，但在当时，我已经为我能写出这样的问题而相当满意了。柳总很配合，对我这些并不高级的问题，他基本都做了回答。又或许是我太不像个记者，我们的对话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拉家常更贴切，所以柳总很放松，还说了好多很有意思的小故事：比如上学时有人拿个尿桶欺负他，那孩子比他大，他打不过，怎么办？等那人睡着了，他拿万金油抹他眼睛，搞得人睁不开眼。又比如，讲当年他们的生活有多苦，说高三期间，有一天晚上饿得实在睡不着觉，起来没啥可以吃的，就把银翘解毒丸吃了，第二天难受得不得了。柳总讲得很尽兴，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心里还沾沾自喜，这些故事就挺好的，平日里人们都听他们讲企业，我就要做些不一样的东西。

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专访进行了差不多两小时，说是专访，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在听柳总聊天。那天，小孔帮我找了四名摄像、一名灯光、一名录音，设备的箱子就好多个，采访还用了轨道和摇臂，架势还是很足的。结束时天已经黑了，我和这个临时组建的摄制组，挤在一辆白色的破金杯车里，疾驰在北京四环路上，车外是北京的冬夜，华灯初上，看着窗外，感觉分外满足。当时我问小孔，我采访能打多少分啊？他说80分吧。不管日后这些采访多么被人诟病，但当时小孔给我的这个80分，真的让当时的自己太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