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王蒙

现在全国出现了文化热，从上到下，大家都很愿意谈文化的课题，尤其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情、越来越多的兴趣。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力迅速发展，但是精神层面的建设有可能赶不上物质层而的建设，需要有更深厚的精神资源。我们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精神自信和定力，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另外，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华文化经历了巨大的考验、变幻、冲击，当人们重新审视自己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可以称之为文化爱国主义或者文化寻根的热情。下面，我想和大家聊聊几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大，很可能挂一漏万说不完全，欢迎大家随时打断。

首先，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文化的遭遇与命运。中国文化很有意思，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很成熟的发展，有了各种聪明的见解，而且不论是政治体制、社会体制，还是家庭生活、婚丧嫁娶，各个方面都非常完整、非常全面。中国文化被数量非常庞大的人口接受，凝聚了上亿或者更多人的心。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吸引力，而且几乎受不到挑战。在我们祖先的心目中，我们的周围都是大海，或者是一些小的番邦。这些小的番邦要礼仪没有礼仪，要服装没有正经的服装，要音乐没有音乐，要诗歌没有诗歌，这些几乎都得跟我们学。所以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信。历史上曾两度有外来族群人主中原，但入主中原的结果，并不是中华文化的衰微，而是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几乎被中华文化同化。另外，中华文化还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敦煌文化中可以看到大量外来的西域文化，但是这些外来文化非但没有对中原文化造成挑战，而且与中原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佛教本是外来文化，但它来到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加强了中华文明的智慧性、思辨性和趣味性。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曾自信到不需要任何外来文化的程度，但是1840年鸦片战争，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已经落后，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已经变成挨打的对象。这给我们的刺激太大了。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里有这么一段：求和大臣请英国舰队舰长到虎门炮台看一看。英国舰长看了看炮台上的土炮说：“对不起，这就是你们的海防吗？”大臣点头说是。舰长说：“对不起，我的感觉全是垃圾。”对于晚清的这种处境，孙中山的想法比共产党还要严重，还要煽情。孙中山强调的是从晚清以来，中国的命运是“人为刀姐，我为鱼肉”，中华民族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险，很快将被历史淘汰。卜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毛泽东的一说法，但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是次殖民地，就是你想当殖民地还不够格，和印度、伊朗相比，你是次殖民地。由此可见，当时的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强烈的反思，产生的这种文化焦虑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举两件事。晚清非常有名而且懂西学的学者王国维，对朝廷有相当的感情。1911年辛亥革命，1923年王国维就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1927年，他借钱雇了一辆洋车拉到颐和园，跳了昆明湖。他跳的地方深度也就一米二，结果跳下去以后淹死了。陈寅格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在他看来，中国正遭受着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眼看一种文化在走向衰弱、走下坡路，王国维的心里很痛苦，所以他活不下去。还有一个晚清的名人，就是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晚清时严复曾到英国公费留学，精通中英文。（天演论》是用极其古雅的文言文翻译的，漂亮得不得了。“文革”的时候，有一阵儿全国只有一本书，后来毛主席指示，不能光念一本书，把《天演论》也印一印。我记得这大概是1968年的事，所以我老开玩笑，1968年版（天演论》的责任编辑是毛泽东。这么先进的一个人物，回到中国后，在晚年只能靠吸鸦片度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朝廷没有希望，文化没有希望，活下去也没有希望。

五四运动的时候，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但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的弊病和糟粕，需要进行反省与批判，以至于提出了很激烈的口号。鲁迅在答记者问的时候建议青年不读中国书，不读线装书。胡适，国民党右派的知识分子，意见也一致，主张把线装书一律扔到茅厕里去。当然还有一些更著名的话。比如，钱玄同提出要废除中文。一直到解放以后，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还提出用拼音代替汉字，他认为汉字是专制主义的源泉，汉字的前途在于拼音化。当然，这个观点已经被否定了，汉字不可能被废除，而且完全可以和现代化接轨。除了废除汉字之外，钱玄同还有一个著名的主张，就是人过40岁应该被枪毙，但是他本人活的时间却很长。今天看来，这些激烈的说法很夸张，甚至很可笑，但它对中国新文化的呼唤，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扎的这几针，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五四运动吸收了大量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使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变化。有人现在责备“五四”，认为“五四”破坏了传统文化，甚至将“五四”和‘文革”相比，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文化人自觉的反省与现代性的追求，就没有中国新的思想，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进，就没有中国的革命，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处在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时期，你能谈弘扬传统文化吗？你不想活了，是不是？“五四”的狂飘突进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也更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后经过曲折的过程，我们又感到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更需要有一个根基，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今天，我们用一种积极的、正面的态度来讨论怎样弘扬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经历了从文化焦虑到文化批判，到文化建设，再到文化和谐的过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可能这个口号大家已经忘了，但是我却认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我们的心态已经和一百多年前不一样了，已经从文化焦虑、文化斗争，过渡到文化和谐、文化整合的阶段。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文化定力。在社会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在回顾优秀传统文化时，会产生各种文化歧义，会有各种文化见解。譬如，有一阵子出现了（三字经》和（弟子规》热，很多公司发现（弟子规》后，如获至宝。《三字经》教你天天劳动，天天干活，见到长辈要赶紧立正，要低眉顺眼。《弟子规》里说的也是，你挨着长辈上级的训斥甚至殴打，不能辩解，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我要是老板，我也愿意找这样的员工。但是有些年轻人误以为中国本来好得不得了，大家都按（三字经》、《弟子规》办事，是共产党闹革命把《三字经》的规矩搞坏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咱不用看别的，就看《红楼梦》。《红楼梦》里的老少爷们谁按《三字经》办事？谁按《弟子规》办事？谁按《论语》、《孟子》办事？你看当时的社会腐烂到什么程度，家庭生活腐烂到什么程度，贾赦、贾珍、贾琏、贾敬，有几个是孝梯忠信，有几个知道礼义廉耻？现在还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潮流，就是言必称“民国”，好像民国时期好得不得了。我是民国时期出生的，1937年的时候还是汪伪地区，党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还加一个小黄条，叫和平反共救国。二战后，我在北京什么没见过，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我见过，蒋介石到北京我也见过。那个时候，北京光是垃圾堆有多少，整个一个东南广场。后来1948年的时候，傅作义要在那儿修飞机场，垃圾稍微清除了一下。那时候很多北京的穷人都在垃圾堆旁拣煤核，有时候也拣剩的食物，我不多说。那这么说，是不是中国文化不好呢？这也不对。过去封建社会和国民党没有按孔子的仁义道德办事，是他们不对，而不是这个文化不好。文化本身带有一种理想，带有一种追求，这种理想和追求已经被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接受。老百姓是喜欢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的，是痛恨见风使舵、不忠不孝、巧取豪夺的。所以中国文化，虽然不可能完全兑现，却提供了一种标准和价值。我们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提倡的是一种精神走向。所以您不要误以为文化就是现实，文化可以是追求，可以是愿望。第二，您也不要误以为现实上出了问题就是文化不好，就要抛弃文化。如果您到现在还认为半部《沦语》治天下，还以为靠（三字经》和《弟子规》就能扭转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能使这个社会又和谐又前进，您就是自绝于现代化。邓小平说，要面向世界、而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那些观点，没有现代化的法制，仅仅只靠文化，那中国仍将还是一个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的不发达的国家。用毛主席的话说，这样的国家。早晚会被开除球籍，从地球上被淘汰出去。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急于现代化，就把中国传统文化全部否定，你就会自绝于历史、自绝于祖宗、自绝于人民。你不信没关系，人民信，到现在，人们提起忠孝两全、廉洁奉公的人，是佩服的。提起那些不仁不义、卖友求荣、卖主求荣的人，是厌恶的。所以我们在文化上，需要一个整体的观念，就是我们要珍惜、热爱、弘扬传统文化。我们看一看中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几经发展的过程，就能看出，里面既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又有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追求和靠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们可以看出对现代化的追求，对现代化的认可，对现代化的期待。“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更是相当现代的提法。我们回想，孔子的学说，很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有君的权利、威严、规范，臣有臣的义务、责任、范式。父子也同样。孔子从来就是不讲平等的，当然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因为从理想、政治权利上，我们可以强调平等。但事实上，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姚明2米2，您1米6，你俩一起打篮球能平等吗？这不细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更多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说，传统文化美好的东西就比较多。古代对国家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孔子《大学》、《中庸》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指的是中国，并不是世界或者其他的国家，所以爱国也有很多的现代内涵。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之间常发生剧烈的斗争，譬如复古派和新潮派的斗争。复古派不承认外国有什么先进的东西，认为最好的东西都在中国。辜鸿铭会讲欧洲各国的语言，他第一次见胡适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说这是北京大学教西洋行学史的教授。辜鸿铭就问胡适，你的拉丁语怎么样。胡适说，我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你连拉丁语都不会，还敢教西洋哲学史？胡适一句话都没敢回。还有一次，辜鸿铭在伦敦地铁站拿着一份（泰晤士报》，倒着看。几个英国青年看见这个梳着长辫子的中国青年，就聊，这Pigtail（就是猪尾巴，指当时留长辫的中国人）不认识英文，还花几便士买《泰晤士报》干什么？辜鸿铭回过头来用很标准的牛津音说，英国的文字太简单了，用不着一行一行地看，认真看是对我智力的一种侮辱，我就这么倒着一瞄，你们国家那点事我就一清二楚了。俩英国青年听完后吓坏了，以为遇见妖怪了呢。可辜鸿铭这人，是对传统文化最热爱的人，他到处讲多妻制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地方。他说，一个茶壶可以配很多个茶碗。但一个茶碗不能配很多个茶壶。我们的多妻制，搞得很有秩序，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四老婆，和谐相处。你们这呢，还没结婚刚开始相爱，多出来一个人就要拿着剑或枪决斗。这就是辜鸿铭。其他再比如林纤，他翻译了很多西方名著，但他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中国的文言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还有争论，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把文言文一下子给废了，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还有人说，不了解文言文，就永远不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大陆也有，台湾更多，有几个特别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他们到现在为止，不是文言文不写。，写封信也要文言文，写个借款的报告也要用文言文。当然主张极具西化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就更多了。直到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需要进口一个总理。进口总理？真是荒谬，但是进口某些外国人对中国来说并不新鲜。中国最早的海关关长是西太后任命的，海关工作人员全部是外国人，你不会说西太后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吧？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争执曾达到空前惨烈、势不两立的程度，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如今，胡适的书在大陆大量出版，而且在学界，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他的形象还不错，行市还很好。但是大家不要忘记，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这篇社论发表后，新华社发布了一个战犯名单，里面没有胡适，但之后又发了一个通告，说各界人民议论战犯名单，认为名单里还要补充几个人，其中就有胡适。至于后来怎么组织批判，咱们不说，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就是新华社曾经发过公告把胡适列为战争罪犯。所以说，文化上的争斗可以到非常激烈的程度。解放以后的很多政治运动也是从文化思潮这方而开始的。有时候，我有一个叹息，文化带着不同的旗帜、不同的标签在那互相斗，斗的结果是什么？斗的结果是哪一种文化也胜利不了，粗野胜利了，野蛮胜利了，文盲胜利了，无知胜利了，迷信胜利了。所以文化争斗的结果是无文化的胜利。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30多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整合不同的文化。整合是什么意思？整合就是不使这些不同的文化变成势不两立的东西，对我们有利、符合我们民族理想（“中国梦”）的东西就吸收，不利的东西就忽略。把不同文化思潮的关系搞得不那么紧张，虽然做起来不容易，但还是有可能。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际上已经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说明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应的能力，有一种汲取消化的能力，也有一种整合的能力。1998年，有一次与美国人讨论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当时我就说，可口可乐进人中国大行其道，它肯定会被中国人改造，而且将改造得让你们睦目结舌。后来确实如此，有的饭馆用可口可乐煮姜丝，喝了以后可以出汗治疗感冒。在台湾那里，则被改造成三杯鸡的重要材料。一杯可口可乐，一杯红葡萄酒，一杯酱油，就用这个来炖鸡，我试验过，炖出来味道不错。还有一个小故事，讲法国一个生产XO白兰地的公司开董事会议，会议上播放了一些视频。画面上的中国人拿着极贵的白兰地，啪的一碰杯，咕咚咕咚就喝进去了。法国人看到这傻眼了，因为他们喝白兰地有一套规矩，要先用手捂着杯子，然后要转、要闻香味，而且是饭后喝，不是饭前喝，也不是吃饭的时候搭配牛肉一起喝，更不能搭配红烧蹄膀一起喝。董事长当时就很生气，说以后不要卖给中国人了。话还没说完，他的下属就凑过来说，公司生产的白兰地大概27％一30％都被中国人买去了。董事长听完后就不敢吱声了。后来我跟法国人一起聊天，说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就拿你们那个喝茶的方法也能把中国人给吓死。为什么？英国人往茶里加果汁，加玫瑰，加蓝墓。美国人喝茶，往里加桂皮。美国人很喜欢桂皮，冰激凌里加桂皮，牙膏里面加桂皮，可是我们呢，我们是在炖猪肉的时候加桂皮。你怎么能容忍茶水里带炖猪肉的味道呢？阿拉伯人喝茶要加薄荷和糖。一杯茶要加4块方糖，都私糊了，驹死人。这样喝茶，中国人能不感到义愤填膺吗？这没办法，你给钱了，愿意怎么喝就怎么喝，也许人家还能喝出一些好方法。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有一种吸收能力的，西洋文化有很多美好的语言，什么人权、民主、自由、理想……我们要自信于中华文化吸收的能力、消化的能力、调整的能力、运用的能力，你美好我比你更美好。毛主席说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就是整合的思路。我们要有一种自信和定力，要汲取、挖掘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要和现代性对接、和世界对接。我们是能够完成这种对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积极的文化、乐观的文化，促使人前进的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个很现代的观点。《盘铭》中讲“苟日新，日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庄子说，“与时俱化”，后来发展到‘与时俱进”，这都和现代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那么’‘推己及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和现代性相接续。“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讲究信用，这也是和现代性接轨的。

当然，东方确实有一部分比较消极的思想，这些消极的思想和现代性悖论有点大，譬如有一个故事很奇特，我在三个国家都听说过，而且版本完全一样。最早看到这个故事是在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里。说一个渔夫每天打鱼卖鱼非常忙，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伙子正靠在树旁睡觉，就对小伙子说，起来起来，和我一起去打鱼吧。小伙子说，我又不吃鱼，为什么要去打鱼？渔夫说，你临时帮我一下，我给你高薪。如果合作愉快，你以后每天都来帮我干活，我给你多少多少钱，这样你一年就能赚多少多少钱，有了这个钱你就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可以带上你的情人到世界各地旅游，住五星级酒店。小伙子回答说，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天气晴朗，倚树睡觉。这比住五星级酒店舒服多了，不睡觉就要干活，干活还要赚钱，赚完钱还要出门，多麻烦。小伙子说完就继续睡了。后来我去非洲的喀麦隆，他们给我讲的这个故事跟德国人讲的完全一样。这让我想起一个瞎编的歌谣，说非洲人民“饿了就上树”，树上各种能吃的东西太多了；“穿衣一块布”，穿衣服的时候把要害部位遮住就完了；“发展靠援助”，讲的是你要让我发展你要援助我；最后还有一条，就是“说话不算数”。1999年，我去印度，也听到了相似的故事，印度人说靠着柳树睡觉就是幸福的生活。尽管如此，东方文化对人生、对此岸还是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是能和世界、和现代化接轨的。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信心，我们的文化焦虑就会减轻一点，文化紧张冲突的情绪就会减少一点，在进行文化创新和文化整合时，定力就会更多。文化，是希望人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是希望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而不是反人民、反生存、反人类。中国最美好、最高的文化是大同，《礼记》里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还有’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实际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建立一个无私的、大同的世界，这是非常好的理想，是古代的中国梦。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要实现非常困难，但却很美好，我们要有信心和定力。

第三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文化均衡。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活不知道比过去丰富了多少，花样翻倍了多少，因此也面临平衡的问题。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需要平衡，大众文化和高端文化也需要平衡。电视传播应该贴近大众，舞台艺术却应追求高端。如果没有高端的东西，文化的形象、影响、威信是站不住的。自古以来，通俗小说有很多。解放前有一个写通俗小说的专家还珠楼主，他的真名叫李寿民。他每天晚上打麻将，很晚才睡觉。早上起来，先吃上两碗馄饨，然后找来自己的4个助手。李寿民问第一个助手，说昨天，咱们那个小说写到哪儿了？助手回答说写到什么地方了。然后李寿民告诉他，接下来怎么写，人物应该怎么着怎么着。接着又和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助手谈，分别安排各自的写作任务。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李寿民就把小说交待清楚了，然后就跑出去玩了，像是抽烟呀，洗澡呀，按摩呀。现在网络上大概没有李寿民这样的写法，但是也在大量生产着不计其数的小说。但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就像体育一样，是看高不看低的。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亮出的12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哪一个不是世界顶级一流的？还有法国巴黎的先贤祠，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所以，我们既要关心大众化的、逗着大家笑的，像赵本山、小沈阳、范伟这样可爱的艺术家，也要有高端的艺术家。我们要关注自己文化的阵容，作家的阵容，经济学家的阵容，音乐家的阵容，哲学家的阵容，史学家的阵容。如果我们阵容的水平老上不去，将来没法向后人交代。此外，商业性的文化生活和真正艺术性的文化生活之间的平衡也要注意，不要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低。所以我们文化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均衡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文化万象与文化灵魂。我们常常从文化的方面来关注我们的历史、遗产、生活方式，所以现在谈文化，什么都是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水文化、火文化，生日文化、婚礼文化、丧礼文化，书法是文化，大葱是文化，姜是文化，枣也是文化。我们大家都热爱中国文化，有的人喜欢穿汉服，有的人喜欢穿旗袍，现在又兴穿五四时期女学生的藏青褂子竹布袜，还梳两根大辫子。这都是文化，但是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以前有同志讲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几个教授一起出国访问。外国人问，听你们多次介绍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说说怎么个博大精深法？教授回答说，没法解释，因为博大精深。听完以后我感到很奇怪，博大精深到不能说的程度，说明自己没吃透、没消化清楚。我略微谈一谈自己的观点，不一定能说清楚。一个是中华文化的道德情感，道德主义，以德治国，以文化解决问题。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重视人际关系。这与西方有些不同。我看过马克思的女儿采访马克思，让马克思回答几个问题。马克思的女儿问，你最珍惜、最赞扬的品质是什么，马克思回答说是目标始终如一。接着又问马克思最痛恨的恶人恶行是什么，马克思的看法和中国人特别是山东人的看法非常一致，他说最痛恨的是卖友求荣。山东人讲义气，绝对很痛恨这样一种道德感。尽管毛主席曾经批评，说孔子宣传了半天，但是王道啊，以德治国啊，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能做得到。皇帝做不到没关系，老百姓信任、期待你在道德上做榜样，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昨天刚报道，习近平同志倡导大家学习焦裕禄，就是在强调道德精神。我认为最理想的道德教化是从孝梯开始。就像孔子说，先把孝梯做好，孝敬父母，扶老携幼，进人社会以后就可以做到仁义，国家就能治理好。孔子的说法当然有简单化的一面，但也有很可爱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有时候甚至比较麻烦。大家知道我也很喜欢读《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故事我很喜欢。王夫人有几瓶浓缩饮料玫瑰露，被彩云偷走了。平儿知道是彩云偷走的，但她不愿意说，一是因为牵扯到贾环，二来还牵扯到正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探春。所以她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中午，她把所有的丫矍都叫过来，说玫瑰露丢了，王夫人很生气。彩云说自己没偷，还反咬一口说是迎春偷的。这时候，二爷贾宝玉站出来说，这玫瑰露是他偷的，他愿意承担责任，希望从此以后大家不要再提这件事。羞愧之心人皆有之，贾宝玉说完后，彩云面红耳赤，坦白道“姐姐，是我偷的，你现在把我捆起来送到王夫人那，要杀要剐要受什么惩罚我接受”。这时候平儿站出来说：“我刚才已经宣布了结论，是贾宝玉偷的，你们还要干什么？谁敢反抗这个结论？这个责任由二爷替我们承担，咱们好好干工作，其他的都是废话，散会！”我看了多少遍《红楼梦》，每次看到这，都觉得平儿会办事，要是您这单位有平儿这样的人干秘书长，您这单位肯定什么大事都出不来。我佩服平儿不值一提，林彪看到这，喜爱得不得了，而且在旁边写批语说要和平儿学习。可是我这儿发个什么愁呢？我想德国人看到这肯定能憋死，德国人爱讲死理，到底谁偷的？要是再把林彪的批语给他看，估计这德国人要是心窄的能跳楼。中国人太灵活了！还有一个段子，说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汉语考试，题目很简单。说张三和李四坐在那喝酒，喝着喝着王五进来了，张三冲着王五一笑说，说曹操曹操到。选择，第一张三到，第二李四到，第三王五到，第四曹操到。结果很多外国人选择的是曹操到。中国文化重视美善，这多有吸引力，像平儿这样处理问题多有吸引力。虽然古代的科学不发达，但人情世故却发达。但是，人情世故太发达了也麻烦，贾平凹就说，中国社会太重视人际关系，太注意人情，所以反贪腐不容易搞彻底。你追查了一圈查到一个恩人身上咋办？所以我们还要补充一种科学的精神，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泛道德论、人际关系的一个补充。另外还有一个，我把它称为泛整体论。就是我们对一的崇拜，我们认为什么样的社会就是好呢？天下定于一。我们嘲笑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统一的，不是分散的，从这些方面看，中国文化的精神、文化的追求、文化的思路确实跟世界是不一样的。中华美德，确实对一人民有相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有教化的功效，对社会的稳定也有正面的作用。

文化有千变万化、日新月异的一而。我们的技术口新月异，每几个月就会更新一个新版本，各种新说法、新名词多得不得了。好像有俩月你没有上网、看报，就落后了。但是我们要坚信文化中一些不变的东西，譬如说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追求公与私关系的均衡，追求人与人之间的仁爱。虽然各个国家地方的风俗存在差异，像是中国人喜欢谈年龄，喜欢说自己老，但外国人却讨厌谈论年龄。像是中国人进餐馆喜欢吃新鲜的、活的，甚至喜欢指着那个活的说，我要吃这条鱼、这个螃蟹。外国人却说进饭馆不是进动物园，当指着一条活鱼问要不要吃掉时，他会想狂奔跑掉。但世界上很多根本的东西是一样的，希望过幸福的生活、希望互相照顾、希望互相有礼貌地对待，是一样的。所以钱锤书有一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法，不论是中国的学问家，还是西方的学问家，中国的理论研究，还是西方的理论研究，它的基本的道理和原则，譬如实事求是、搜集大量的材料、要有新的见解、要有创意是一样的。“南海北海，心理枚同”，心理指的是精神走向。我们要有大的、宏观的、统筹的观点来考虑文化，使我们的文化少一些焦虑，少一些摇摆，多一些定力。

原载（上海文学》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