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知识分子肩上的责任是什么？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常见的一个问题，而在古代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就是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后，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发挥自己的才干与学识，为国家计、为天下苍生计，穷尚可独善其身，而若是出仕为官，则必以兼济天下为己任。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五月，两位北宋使臣奉命出使契丹，解决宋、辽两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面对契丹方面的无理要求，宋使详细地引述了两国往来文书与历史档案，并且准确地指明了两国领土的自然边界，不卑不亢而又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契丹的丞相，最终成功捍卫了北宋的领土主权，出色地完成了使命。

这两位宋使中的正使就是沈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钱塘（今属浙江）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年随父亲沈周宦游各地。至和元年（1054），沈括以父荫出任海州沭阳县主簿。嘉祐八年（1063）进士及第，授扬州司理参军，后入京，编校昭文馆书籍并参与详订浑仪。熙宁四年（1071），沈括获得一心推行变法的宋神宗和王安石赏识，擢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次年奉命疏浚汴河，加史馆检讨，参与考订南郊郊祀典礼，并撰《南郊式》进上。八月，奉命巡察淮南饥荒，提出雇佣灾民兴修水利的举措，得到神宗认可，擢升太子中允、提举司天监。在司天监任上，沈括召请卫朴修订历法，成《奉元历》。熙宁七年（1074），调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提举河北西路义勇、保甲公事，次年奉命修订“九军战法”等。熙宁八年（1075），出使契丹，解决领土纠纷后，又据沿途地理、民情而撰《使契丹图钞》，以功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熙宁十年（1077），因对免役法提出意见而卷入党争，被贬为起居舍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至元丰二年（1079），方复以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元丰三年（1080），又出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抵御西夏的入侵。元丰五年（1082），西夏发兵三十万进攻永乐城，宋军溃败。沈括因而被贬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宋哲宗即位，大赦天下，沈括量移秀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祐三年（1088）八月，沈括编订《天下郡县图》，得到哲宗嘉赏，次年，改任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准外州居住。于是沈括迁居润州梦溪园，从此隐居，《梦溪笔谈》即成书于此时。

沈括能在出使契丹的任务中出色地完成使命，靠的是他在地理方面的深厚功底以及出使前对枢密院档案的细致考察。实际上，当辽国使臣萧禧提出以黄嵬山和分水岭为界时，北宋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甚至都不清楚其具体的地理位置，沈括则根据两国往来文书，清楚地指明两国自古以来以石长城为界，而黄嵬山却在石长城以南三十里，这等于是侵占了北宋的领土。连宋神宗都不由得感慨道：“两府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并恳切地对沈括说：“微卿无以折边讼。”地学知识在古人心中的地位似乎不如五经、诸子那样重，然而关键时刻它却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沈括的地理知识还与他在地理测量方面的先进技术有关，他在治理汴河时，曾提出用水平、望尺、干尺等工具，计算地形的高低，并根据地势高低修建分水渠和拦水堤，最终完成对汴河的疏浚。而这种通过几何测距的方法也应用在了他编订的《天下郡县图》中，彻底改变了传统地图根据道路步数测定距离的方式，以直线距离的测定，实现了地图的精确化。

沈括在提举司天监时，延请淮南布衣卫朴参与编订历法，制成《奉元历》。他们根据天文学知识，提出并解决了以往历法中因为对岁差现象以及太阳运行速度等问题的错误认识，而导致的岁时、日月蚀计算不准的问题。在修订浑仪时，他通过每夜科学地观测与归纳，得出了天极不动点距北极星差3°的准确结论，并细致描绘出了北极星的运行轨迹。此外，他还修订了晷漏，指出根据天象计算的太阳日与根据日影计算的太阳日之间存在误差，并运用不等距的内插法计算出不同季节之太阳日的长短。这些精密的运算即使对于现代的非专业人士而言，也是望尘莫及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司天监的历官大多数也不懂历算，而且还因为嫉妒而排挤、诋毁卫朴，消极工作，使得沈括与卫朴在任上没有获得足够的行星观测数据，无法对《奉元历》的五星运行规律进行验证。这对科学研究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但也正反衬出专业素养与高尚人格的难能可贵。

沈括出任河北西路察访使时，将学术兴趣转向军事、兵器方面。其实沈括的母亲许氏在沈括早年的时候，就曾将其兄许洞的军事学说传授给他，母亲的引导促进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思考。沈括兼判军器监时，曾认真分析过弓的“六善”，并建议大量制造“神臂弓”等高性能武器，还分析了羌族人的铠甲等装备。武器之外，阵法更是沈括关心的话题。当时，六宅使郭固奉命讨论“九军阵法”，因为书生气而一味地附会古代文献，以至于提出了九军共为一营阵、士卒皆侧立、面相向而立的奇怪阵形，甚至连宋神宗都怀疑这种阵法的实用性。沈括则在充分的实践基础上，指出这就是孙子说的“縻军”，然后改为九军各自为营，并各自配有冲锋、弓手、机动队、支援埋伏等配置的阵法，以宜于实践的知识避免了书生不切实际的理论。此外，沈括还研究了守城时马面、战棚等设施的重要性，反驳了部分官员提出的只靠城墙防御敌人的错误观点。至于城墙筑造的土石量的复杂计算，沈括也提出了“隙积”算法，以计算棱锥体的体积，真可谓活学活用的典范。

权三司使是沈括最近地接触到熙宁变法的机会，为了提出更为合理的经济改革方案，沈括细致考察了唐宋以来的茶法、盐法，以及边郡的钱粮征收等问题，收集了大量经济资料以及合理的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三说法”来征纳钱粮的改革措施。可惜的是，这些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实行，沈括就被罢官了。事情的起因是，时任宰相的吴充问及沈括关于免役法的意见，沈括建议减免下户人家的役钱，吴充表示赞同并上奏了宋神宗。次年侍御史蔡确就以依附大臣、越职言事、前后态度不一等理由弹劾了沈括，沈括因此贬知宣州。《梦溪笔谈》中还记录了一件“异事”，说三司使宅的风水不好，所以凡是担任三司使的官员都没能善终。本是为生民、为国家考虑而建言献策，结果却遭此不测，这所谓的“异事”又何尝不是他对于政治斗争的无奈叹息呢？

此外，沈括还在参与修《南郊式》的过程中梳理了大量礼仪、典章方面的制度习惯。担任边帅时亦广泛收集并整理了关于契丹、吐蕃、西夏，甚至交趾等周边少数民族叛乱的历史资料，详细地总结了他们与北宋朝廷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乃至其自身的政权更替历程，这些内容也毫无疑问地极具史料价值。《梦溪笔谈》中还大量记载了各地基层政府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解决之道，比如范仲淹救荒的系列措施，就与沈括自己巡察淮南饥荒时提出的方案非常类似，这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沈括将《梦溪笔谈》中的篇章应用于现实给百姓带来的实惠。

总而言之，沈括无论是身处礼官、历官、三司使、边帅等哪一个岗位上，都充分运用自己广博的学识，解决为政中的实际问题，《宋史》评价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而更关键的是“博物洽闻，贯乎幽深，措诸政事，又极开敏”。能把自己的学识充分运用到工作之中，丝毫没有书生百无一用的毛病，而《梦溪笔谈》中大量的篇章，其实都是他在为政过程中思考、总结、探究问题的点滴记录。于我们而言，这是一部类似百科全书性质的知识宝库，对于沈括而言，又何尝不是他为国家、为百姓分忧解难的政治方略？清代的顾炎武说：“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不在多，但是要关怀国计民生，这样的文章多一篇，就多一分益处。这本《梦溪笔谈》亦庶几堪当此任吧？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一般而言，《梦溪笔谈》最为现代人注意的是其中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知识的介绍与研究，这或许得益于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的一番推崇，他将《梦溪笔谈》标举为“中国科学史的地标”，称沈括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但是不少人在充分肯定《梦溪笔谈》中关于数学、物理、化学、地理、植物等科学知识的介绍的同时，也在另一方面对其中《神奇》与《异事》两卷中所记载的超自然现象、宿命论思想等提出或多或少的否定。然而在我看来，肯定科学理性与肯定占卜、命运、五行之间，未必就是割裂的、有天壤之别的，这实际上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问题。人类的知识结构决定了自身的思维方式，譬如面对暴雷使金属融化而草木安然无恙的现象，现代科学根据物理知识推测，认为是感应电流使金属受热融化的结果，而沈括显然不可能通过电磁感应的理论去解释现象，于是转而从佛书中寻求答案，这种差异是由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导致的。有趣的是，沈括由此感发的哲学思考却又相当的“现代”，他认识到：“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从元认知的角度说，沈括认识到自己无法认识某些知识体系中没有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去设想宇宙大爆炸之前的世界，似乎也只好无奈地笑说那是上帝的世界一样，人类在认知上是有界限，亦是有通道的，知识为我们打开一道道解释世界的通道，并驱使我们不断地发现新的通道，人类的思维也由此前行。超自然的解释与自然的逻辑在古代是并行不悖的，同样是古人解释世界的某种通道，那么《梦溪笔谈》中的这些神奇现象与异事，恐怕也未可一味斥为“怪力乱神”，它们实际是科学思维的另一面相，苟欲治古代科学史而排斥对超自然现象的解释的话，得出的结论将毫无疑问是片面的。

“梦溪”，据沈括自称是他从三十多岁开始就经常梦到的地方，熙宁十年（1077），谪居宣州时，他曾托一位道士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买下一处田园。元丰八年（1085），沈括途经润州时，第一次看到自己购置多年的田园，忽然发现这里就是他曾经多次梦到的地方。后来，他移居此地，将门前溪水命名为“梦溪”，并将此园命名为“梦溪园”，自号“梦溪丈人”，晚年罢官后，就隐居于此。然而隐居时的沈括又是相当寂寞的，他无法与朋友相互往来，想起以前的无所不谈的欢快，如今却只好与笔砚为伴，于是，他把各种琐碎的传闻、历史、逸事、考证、知识等记录下来，并调侃为“笔谈”，《梦溪笔谈》也就由此得名。

晚年的沈括是寂寞的，但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更让我们看到一个士大夫，一个知识分子，是如何将自己的学识施用于社会的，让我们看到学问是如何有益于天下的，这样的人能多一些，我们的世界也就多一分希望吧……

《梦溪笔谈》全书共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分为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等十七个门类，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此书最早的版本是乾道二年（1166）扬州州学刊本，但现已亡佚。1975年文物出版社影印了《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二十六卷，是元大德九年（1305）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开卷有元、明两代官方收藏的几方朱印，可以说是该书年代较早的版本，本书的整理即据此为底本。通行本《梦溪笔谈》书后附有《补笔谈》和《续笔谈》两部分内容，其文字当系《梦溪笔谈》成书刊刻后沈括补作而成，为元刻本所无，今以崇祯马元调刊本为底本附录于后。

元刊本之外，明代《梦溪笔谈》还有弘治本、万历本、稗海本、毛晋津逮秘书本（汲古阁本）、崇祯本等多个版本，胡道静先生曾经对各个版本作了仔细校勘，并大量参考了《苏沈良方》《类苑》等相关资料对《笔谈》的引用，形成了《梦溪笔谈校证》一书，在文献方面功力颇深，可谓沾溉学林，泽被后人。本书的整理过程中，对于误字、脱文、衍文等现象的处理，主要参考了胡道静先生的校证。此外，199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还曾出版过胡道静、金良年、胡小静三位先生的《梦溪笔谈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3年再版了该书，但删去注释部分。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句意难解或专业性很强的地方，也参考了金良年、胡小静等先生的译文。此外，《梦溪笔谈》在条目划分上的界限也不甚准确，经常出现把相似条目混为一条的现象，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切分。在切分条目时，亦以胡道静先生《校证》本为依据。在全书的体例上，则采用了中华书局2009年出版的张富祥先生译注《梦溪笔谈》选本的体例，每一门类下均设有题解，以概括该门类的主要内容；每一篇设有注释和译文，注释内容主要包括难解字、古代人物、历史事件、时间地点等，对于重出的人名或专有名词，一般第一次出现时详注，后面则采取简注，并注明可参考的卷目，以便于查找。书中还不时出现一些古人因避讳而改字的情况，包括“贞”讳作“正”，“玄”讳作“元”、“真”，“徵”讳作“登”，“恒”讳作“常”等，一般在首次出现时加注释说明，此后径改回本字，以免繁琐。关于地名的注释，古今地名不一致的，则注出今地名或所属地域，古今地名一致则不出注。在此对于前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卓越贡献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鉴于《梦溪笔谈》的博学性质，其中不少专业知识都极为精深，由于专业所限，恐怕对部分所涉及知识的理解还多有偏颇与肤浅之处，期待方家指正！最后，感谢中华书局的刘胜利女士、宋凤娣女士、舒琴女士，她们在书籍的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辛苦的努力，同样是值得尊敬的！

诸雨辰

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