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名字，已经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中国介绍普希金的著作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前辈作家介绍和翻译普希金开始，经过后来者们的不断耕耘，到本世纪末，普希金的作品已经以众多的散本和不止一种的文集、全集的形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一九九九年六月六日是诗人诞生二百周年。俄罗斯把这一天作为国家节日举国欢庆。我国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在这一天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赶在这一天，出版了普希金在中国百年纪念文集《普希金与我》。由于中俄特殊的历史因缘，很长时间以来，普希金就是我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诗人之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一七九九年六月六日，生于莫斯科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崇尚法国文化，伯父是诗人，家里有一个藏书很多的图书馆。当时俄国著名的诗人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等又常来他家做客。因此，他幼年时期即受到文学的，特别是诗的熏陶。因家里聘有一名法国教师，他八岁时就能用法文写诗。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七年，他被送到当时沙皇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彼得堡皇村学校读书。他的真正的诗歌活动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入侵和俄军反攻的胜利，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一八一四年写的《皇村回忆》得到大诗人杰尔查文的赏识，使他一跃跻身诗坛。一八一七年他从皇村学校毕业，以十品文官衔去外交部任职。俄国当时仍然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国家，但是，由于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反对暴政、争取自由的活动，俄罗斯开始进入一个民族觉醒时期。普希金在学校时即深受一些教授、校内外知识分子自由思想的影响，思想上、精神上已和当时这种进步运动合流。一八一七年写出的气势磅礴的《自由颂》，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并引起思想界的极大重视。而以《自由颂》为代表的诗篇却触怒了沙皇。一八二〇至一八二四年，诗人被流放到俄国南方。一八二四年七月，又被流放到他母亲的田庄——北方的普斯科夫城附近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这时期诗人的名声与影响却与日俱增。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残酷镇压。一八二五年末，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病逝，新登基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欺骗舆论，于一八二六年九月“赦免”了诗人，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却一直把他置于宪兵的监视之下。一八三一年二月普希金和冈察洛娃结婚，五月迁居彼得堡，仍在外交部供职。一八三七年三月八日，在和法国波旁王朝的亡命徒乔治·丹特士决斗中不幸受重伤，十日逝世。

但是，普希金一生的坎坷经历却给了他机遇，磨难与痛苦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普希金在流放中继续写各种题材的抒情诗，表达这个跃动着、迸发着一种蓬勃朝气的时代的情绪，同时，又以其一部又一部涉及重大主题的长诗，给俄罗斯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一八一七至一八二〇年的戏谑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一举震动了俄国诗坛。四年南方流放期间撰写的四部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和《茨冈人》，创造了俄国诗史上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时期。一八二三年动笔一八三〇年完成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则无可争辩地确立了他伟大诗人兼思想家的崇高地位。一八二五年在米哈伊洛夫斯克完成的人民性很强的现实主义诗剧《鲍里斯·戈都诺夫》，证明他在思想上已超越了十二月党人。生活要求诗人从浪漫主义的朦胧中回到现实中来。一八二五年以后，现实主义已取代浪漫主义，变成了他创作的主流。一八二五年末的《努林伯爵》和一八二八年的《波尔塔瓦》，已经是属于现实主义的长诗了。为了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从三十年代起他转为以写散文为主，同时继续写一些叙事性和哲理性的抒情诗，一八三三年还完成了长诗《铜骑士》。

普希金用他的诗作、散文、诗体戏剧和诗体童话，开创了俄国文学的一个新时期，使落后于西欧的俄罗斯文学迅速地赶了上来。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可以说，普希金一生的创作，就是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间俄罗斯社会前进运动的形象的历史，是一幅映照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生动的长卷。读普希金使我们想到的，首先是他的时代代言人、时代歌手的形象。从《自由颂》开始一系列歌颂自由的诗篇，包括矛头直接指向沙皇和鞭挞恶官的讽刺诗，以及革命低潮时期一系列歌颂友谊的书信体诗，都是他所处的时代动荡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普希金在一八一八年《致恰阿达耶夫》里明白宣告：“趁胸中燃烧着自由之火，/趁心灵向往着荣誉之歌，/我的朋友，让我们用满腔/壮丽的激情报效祖国！”在同年另一首诗里又说：“而我这金不换的声音/正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在一八二六年写的《先知》一诗里，他不无自豪地讲出了自己作为诗人的神圣使命：“上帝的声音向着我召唤：/……把海洋和大地统统走遍，/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而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写的《纪念碑》里，他又为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将长时期地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因为我用竖琴唤醒了人们善良的感情，/因为我歌颂过自由，在我的残酷的时代，/我还为倒下者呼吁同情。”高尔基说过：“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正如达·芬奇之于欧洲艺术，同样是巨人。”历史证明，这种论断千真万确。

作为艺术家的诗人，他既讴歌推动时代前进的重大事件，也讴歌生活的丰富多彩。“我重新歌唱幻想、大自然和爱情，/歌唱忠诚的友谊，美好的人物……”(《给恰阿达耶夫》，1821)多年的流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也有更多的机会游览祖国河山，抒发自己的郁闷的心绪，但同时也绘制了一幅幅祖国山川的瑰丽的风景画：广大的乡村，浩瀚的草原，茂密的森林，静静的顿河，雄奇的高加索群山，自由喧腾的大海，南方迷人的夜晚，北方漫天的风雪……在它的作品里，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无怪当时就有人说，读了普希金，俄罗斯人的压抑的感情仿佛才得到了解放，俄罗斯人仿佛从普希金才认识了自己伟大的祖国，认识了祖国的美。这至少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

爱情的主题在普希金的抒情诗和长诗里，占有一个很大的分量。年轻的时候，他就把爱情看成一种神圣的感情。一八一四年他宣称：“当你陶醉于热烈的爱情，/切不可将爱情的缪斯遗忘；/世上没有比爱情更幸福的了：一边爱，一边把爱情歌唱”(《致巴丘什科夫》)。一八一六年更进一步：“爱情对我的折磨我很珍重，/纵然死，也让我爱着死去！”(《心愿》)因此，他的爱情诗总是那样缠绵细腻。一见倾心的爱慕、长相思的痛苦、嫉妒的折磨、欲言又止的羞怯、绝望中的倾吐、回忆中的甜蜜等常人会有的感情，都恰如其分地化作他优美动人的诗句。一八二五年写的脍炙人口的《致克恩》(“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一诗，常常作为他的爱情诗的代表为我国读者反复诵读。在爱里，他尽情地摄取人间的美；在爱里，他真诚地寻找自己坎坷生涯的慰藉；在爱里，他不断地汲取创作的动力、生活的勇气。实际上，自由、爱情、友谊、大自然，在普希金的诗里，经常是同时出现的，并构成了诗人创作的整体。

作为开拓者的诗人，长诗在普希金的创作里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当时重大的文学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等，都在他的长诗里通过他的越来越成熟的高超的诗艺表现出来。

普希金写于一八三〇年以后的诗体童话是他整个创作的一个迷人的组成部分。他既吸收了民歌的体裁样式，又对这种样式用诗的韵律进行文学加工，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份文学珍品。

普希金博览群书。他广泛地阅读了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大师们的作品，又把本国前辈大诗人看作自己的老师，因此，他继往开来，汲取一切先行者思想和诗艺上的长处，融会贯通，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除了早期诗作还有些前人的影子以外，他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立足于现实生活，从民间文学汲取营养，不断扩大语言的领域，运用各种诗韵，不断丰富和发展俄罗斯诗园。他把俄罗斯诗歌中已有的书信体、浪漫曲、哀诗体、对话体等体裁形式，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上，发展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还写了不少富有西欧和东方色彩的仿希腊诗、仿但丁诗、仿歌德诗、仿哈菲兹诗、仿古兰经诗等，从横的方面向世界延伸开去，进一步使俄罗斯诗园荡漾着世界诗园的气息。普希金的诗，简洁、准确、质朴、流畅、优美、和谐、丰满、完整。音乐性更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有的评论家直接将他的诗称作语言的音乐，将诗人称作语言音乐家，说他的诗歌的描写力和音乐性获得了人世间艺术很少达到的统一。

这本《普希金诗选》所收的抒情诗和长诗以及两首诗体童话，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七卷集第一、二、三、四卷，都是他的重要诗作。所选作品按写作年代排列，既突出不同时期的特点，也显示诗人创作发展的几个时期的轨迹——少年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这样，普希金整个诗歌创作的轮廓就一目了然了。这本《诗选》还曾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的丛书形式和单行本形式出版。编者恳切希望它能成为年轻朋友文学上的良师益友。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