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呵护脆弱的心灵
郜元宝讲鲁迅《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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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但所有的问题其实都集中在结尾，而最不容易理解的也正是《风筝》的结尾。

要讲清楚这个相当奇怪的结尾，必须对《风筝》所描述的两兄弟童年时代那件伤心的往事，有一个通盘的了解。

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它说的是第一人称讲述者“我”从小就不爱玩风筝。不爱玩风筝也没什么，尽管大多数孩子可能都爱玩，但“人各有志”，总有例外。可是这个“我”他真的有些特别，不仅自己不玩风筝，还反对家里人放风筝。理由是：玩风筝是最没出息的孩子才干的事。

这理由当然站不住脚。

孩子们的一种普通的游戏和爱好，被他说成是一种无法原谅的罪过。所以你看这个作者“我”啊，还真霸道得不行。

但“我”的小弟弟酷爱风筝。弟弟当然买不起风筝，哥哥又不让玩，因此他就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随便放风筝的孩子们，常常“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弟弟爱风筝，爱到了痴迷的地步，但这一切在当哥哥的“我”看来，却“都是笑柄，可鄙的”。

碰到这样的哥哥，弟弟也真是倒霉透了。没办法，他只好偷偷找来一些材料，躲在一间不太有人去的堆杂物的小屋里，自己制作风筝。

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我”想弟弟怎么这样没出息，做什么不好，为何背着人做风筝？当时的“我”气愤至极，二话不说就抢上前去，手脚并用，三下五除二，彻底砸烂了弟弟“苦心孤诣”快要糊好的那只风筝。

“我”凶巴巴地做了这件事之后，毫不在乎弟弟的感受，就一个人扬长而去了。

此后兄弟二人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然而没想到，二十年后“我”偶尔看到一本外国人研究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则是儿童的天使，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二十年前那一幕，乃是对弟弟进行了一场“精神的虐杀”。

认识到这点，“我”就感到一种迟到的惩罚终于降临，“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于是，“我”就想弥补二十年前的这个错误，但又不知怎么办才好，“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我们嚷着，跑着，笑着。——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早已有了胡子了。”既然这都不行，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当面向弟弟认错，请求他的原谅。

没想到，听了哥哥“我”的致歉和忏悔之后，已经人到中年的弟弟居然这样说：

“‘有过这样的事吗？’他惊异地笑着说，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他什么也不记得了。”

弟弟的反应，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本来想弟弟应该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我想，他要说了，我即刻便受了宽恕，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没想到弟弟根本就把这件事给彻底遗忘了。

如果说弟弟的反应让“我”感到意外，那么接下来“我”对弟弟反应的反应，就轮到让作为读者的我们感到意外了。因为接下来“我”是这么说的——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我还能希求什么呢？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所以说，鲁迅这篇《风筝》怪就怪在文章最后哥哥“我”的情绪反应。

他小时候禁止家人放风筝的霸道和一点小变态倒也罢了，毕竟后来意识到错了。真正奇怪的是后来，当弟弟明确告诉他，已经不记得小时候哥哥那一幕“精神的虐杀”，依据常情常理，当哥哥的应该高兴才是。因为至少此时此刻，弟弟已经把那不愉快的、从哥哥的角度看来一定是受到严重心理伤害的往事忘得干干净净，不会再有心理创伤，也不会记恨哥哥了。既然如此，哥哥应该为弟弟高兴，也应该为自己高兴才是，怎么反倒更加闷闷不乐了呢？

而且不仅说“我的心只得沉重着”，接下来还用一大段更加阴郁奇怪的文字，做了这篇文章的结尾——

现在，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文章说的是在北京看人放风筝，想起儿时故乡的风筝，想起自己对弟弟那一场“精神的虐杀”），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这就是《风筝》的结尾。

大家看后不觉得奇怪吗？看这个结尾，好像心理受伤的不是小时候被哥哥砸烂了心爱的风筝的弟弟，反倒是砸烂弟弟风筝的哥哥，而且他的似乎越来越严重的心理创伤的形成，还是在人到中年，意识到小时候伤害过弟弟，但弟弟又告诉他根本不记得此事之后。

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这还非得仔细琢磨琢磨不可。

2

第一种可能是，这个“我”啊，他有点不正常。

他硬是想证实弟弟当时似乎受了伤害，他硬是希望听到曾经受到过他伤害的弟弟对他说，“我可是毫不怪你呵”。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满意，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

果真如此，那么这个“我”很可能就有点强迫症了，非要别人的思想感情甚至对于往事的记忆都必须走在自己设计的轨道上，他才感到心安理得，否则就横竖不舒坦。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追根溯源，当然还是因为儿时种下的那枚苦果，现在终于要他自己来吞下了。

第二种可能是，当弟弟说完全忘记了二十年前那件事的时候，做哥哥的“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可能认为弟弟是在骗他，是不想跟他多啰唆，是在用打哈哈的方法拒绝他的致歉与忏悔。哥哥可能认为，弟弟这样做，恰恰说明弟弟当时确实受了伤害，而且打那以后还一直记着这个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医学上所说的“创伤记忆”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深入骨髓，所以根本不想接受来自哥哥的廉价的致歉与忏悔。

这也就是说，弟弟至今还痛并恨着，做哥哥的“我”这才感到痛苦不堪，而且毫无办法，所以“我的心只得沉重着”。

实际上这种可能性还可以分作两个方面：其一哥哥的怀疑是对的，弟弟确实至今仍然痛苦并且痛恨着；其二是哥哥的怀疑错了，这只不过暴露了哥哥的心理变态，疑心病太重，不该怀疑的事情偏要怀疑，偏要无事生非，凡事都朝最坏的方向去设想。

无论哥哥的怀疑对不对，这都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心理和感情的悲剧。

第三种可能是，这位做哥哥的“我”是弗洛伊德或佛洛伊德学生卡尔·荣格派心理治疗学的拥护者。

这派学说认为，一个人早期的心理创伤，随着时间推移，容易压抑在潜意识甚至无意识里，表面上风平浪静，连患者本人都以为根本没有受到过什么伤害，就像《风筝》里的弟弟说他不记得了，但被压抑在潜意识或无意识里的早年创伤正不断从精神深处伤害着患者，在患者意识不到的情况下不断流露出各种精神的症状。

医治的办法，就是在催眠状态下诱导患者慢慢回忆起早年的某一段经历，把这段经历从潜意识或无意识深处唤醒，让它浮现到意识的层面，这样就好像把身体里的毒性逼出来，从而达到治愈的效果。但心理和精神上的这种治疗过程相当麻烦，对患者来说是极其痛苦的，而且不一定总是能够奏效。

做哥哥的“我”也许正是想到这一点，才为他的弟弟感到深深的悲哀，同时也为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糊涂和粗暴感到追悔莫及，因为被害者因为忘记了曾经遭受的伤害，他们灵魂深处的伤口就无法愈合，而曾经的加害者的道歉与忏悔，也就永远无法完成。

说实话，很难说清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的真相。鲁迅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给《风筝》安排了这样一个结尾，完全出人意料，奇峰突起，急转直下，而又戛然而止，让人迷惑，又让人似乎可以展开无限的遐想。

但不管我们怎么迷惑，怎么猜测，怎么遐想，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类之间相互所加的伤害，不管是轻是重，是此刻当下，还是在遥远的过去，甚或懵懂的儿时，对于受害者和施害者来说，后果都非常严重。精神的伤口，不是你想治愈，就能治愈得了的。

因此，关爱兄弟和邻舍，呵护幼小稚嫩而脆弱的心灵，是人类最值得去做、最需要去做、最应该去做的事。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个更加重要的了。

当然，你或许会说，这些推测和遐想是否纯属多余，是否是一种“过度阐释”，鲁迅很可能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他只是大笔一挥，随便写写。

《风筝》写于1925年，但早在1919年，鲁迅就发表过一组简短的寓言故事，其中一篇《我的兄弟》，故事情节，包括结尾，跟《风筝》一模一样，只是内容和文字描写要简单得多，显然是《风筝》的雏形或初稿。因此，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本层面，《风筝》的创作前后持续了六年之久。

一篇短短的散文，竟然花了六年时间才定稿，能说是大笔一挥，随便写写，并无什么微言大义吗？

显然不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