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先修班

1946年夏，因西南联大三校北上复校，我们全家由昆明飞重庆，在重庆等了近两个月才坐上飞机回到北平。在重庆时，我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但未被录取。到北平后，我就插班到育英中学高三，没多久北京大学为没考取的学生设立一先修班，我作为先修班的正式学生入学了。先修班的一年，除正课外，我又看了不少外国文学的书，同时对一些文学理论、美学和哲学书也开始有了兴趣。我读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谈文学》等等，也读了他翻译的克罗齐的《美学原理》，由此而读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而读了亚氏的《工具论》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对宗教的书我也有一定兴趣，除《圣经》之外，我还读了部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可以说这一年中我对西方哲学和文学比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要大得多。而这些西方的哲学和文学著作把我引向向往人道主义的道路。我记得那时我写过如《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要活着》等等，那是为了探讨人活着的意义何在。可惜我这些早年的习作全丢失了。当时有个比我小好几岁的小女孩邓可蕴(邓广铭教授的女儿)看过我这些习作，并且大段大段地把它抄在她的日记本中，最近我问她是否还保存着她当时的日记，她说早就丢失了。这个时期我也写一些散文，有两篇刊登在当时的《平明日报》上，一篇题为《流浪者之歌》，这篇我手头没有保存；另一篇题为《月亮的颂歌》，这篇我保存下来了，现抄录最后一段如下，或者对了解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有帮助。这篇散文分三段，第一段是写“有月亮的日子”；第二段是写“没有月亮的日子”；第三段的小标题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

“春天骤雨的声音，

在闪烁的青草上，

惊醒了花朵，

它们永远是

快乐、清晰、鲜美，

而你的声音是远过于这些。”

我唱出了雪莱的这首小诗，好像走在提琴的弦上，弦振动，摇撼了我的心灵。

大海里的水忘情的奔腾，不知道是为的什么？但，看见了灯塔的孤光，也就探得人生的意义了，诗人说人生如梦幻，这简直是嘎嘎乌鸦的叫声，与自然多么不和谐。可我却想说，人生是灯光一闪，这毕竟能留下一点痕迹，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我许下这个愿：

“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献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这也只是为着留下一点痕迹罢了！

北大先修班是设在当时的国会街的北京大学第四院，即原来的国会议院，我又和几位原南开中学的同学办起了《文拓》壁报，而且我们常常举办唱片音乐欣赏晚会，有一次我们还把在北平天主教堂的神父们请到四院来唱“圣歌”。当时在北平的神父很多，有意大利的、法国的、瑞士的、奥地利的、瑞典的等等，他们用各种语言唱，轰动一时。我们还举办诗歌朗诵会，我朗诵的是高兰的《哭亡女苏菲》，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很多人都向我要这首诗。这时期，我很爱看外国的所谓“文艺片”电影，例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战地钟声》等等，我特别喜欢的是两部影片，一部是《马克·吐温传》，另一部是《明天交响曲》。这时虽然内战已起，似乎对我们影响很小。

对我思想有相当大影响的是“沈崇事件”，1946年底美国兵强奸了沈崇，沈崇是我们先修班的同学，而且国文课在一个班上课。对美国兵的暴行和对当时政府的软弱无能，我当然非常气愤，从此以后我也就常参加罢课游行的学生运动了。

1947年暑假后，我由先修班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于是我就踏入了大学之门。这就是说，我并没有正式上完高中三年级，因而也就没有拿到高中毕业文凭。

由于我选的是哲学系，因此读书的重点就从文学转向哲学了，这期间除了上课指定的书外，我看了一些中国哲学方面的书，例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通论》、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以及我父亲的一些著作，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但都未发表。而我仍然对西方哲学有很浓厚的兴趣，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这是由冯友兰和洪谦两位先生的争论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既批评了洪谦先生对“玄学”的否定，又批评了冯友兰先生认为“玄学对实际无所肯定”的观点。另一篇是《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这是在看了金岳霖先生刊于《哲学评论》上的《论内在关系》之后，对新黑格尔学派布拉德雷(F.H.Bradley)在《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中讨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批评。贺麟先生对此，也有一段评语：“认为布拉德雷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需更深究之。”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我除了选哲学系的课程之外，还选了大量外系的课。例如我选了俞大缜先生的“英国文学史”，这门课是用英文讲课，我最后考了个“八十四分”；我偷听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但没有上多久，就不敢去上了，因为听不懂。我选了中文系杨振声先生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从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但丁的《神曲》一直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当然都是用英文本，我考了“八十五分”，是全班最高分。我还选修了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现在我还保存着该课的笔记。哲学系的课，我最用功的是“普通逻辑”和胡世华先生的“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因为我的数学基础不大好，学这些课程很吃力。另外两门是我父亲开的“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这两门课对我了解西方哲学的方法有很大帮助；由于要读英文本著作，也使我对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比较熟悉了。

1951年2月，也就是在我读完四年级第一学期时，北京大学党总支派我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我就被留在党校做教员了。虽然在这年暑假我拿到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但我实际上也没有真正上完大学。

我的学校生活可以说是在“非有非无之间”，从一方面说，我上了小学、中学、大学，这是“非无”，即不是没有上小学、中学、大学；从另一方面说，我没有上完小学、中学、大学，这是“非有”，即不能算小学、中学、大学毕业。我学习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在“非中非西之间”。从一方面看，我更爱外国文学、外国电影、外国音乐和外国哲学，这是“非中”，在我年轻时我看中国小说很少，不大看中国电影，不听京戏，不会下围棋等等；从另一方面说，在我的骨子里都深受我祖父和我父亲传统做人的影响，这是“非西”。说到这里，我又得回到谈谈我祖父和我父亲与我的关系了。

照我看，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对我说也是“在非有非无之间”。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对他的事知道得也非常少，从这方面看，他对我是“非有”；但是他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却深深植入我的心灵之中，从这方面看，他对我又是“非无”。我父亲很少管我，他既不过问我的衣、食、住、行，也不过问我的学习情况，平常很少和我谈什么，这对我好像是“非有”；但他的著作、他的为人处世，却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对我说又是“非无”。《哀江南赋》对我也就是“非有非无”了。从我希望传“家风”，它对我是“非无”；从我没有条件能传“家风”，它对我是“非有”，也许说是“在非有非无之间”更为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