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策实施

●陈云说：“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

●农民郑玉刚兴奋地说：“这回说透彻了，俺也痛快了。早知这样，心里就不慌了。”

●刘家福流着眼泪说：“实行统购统销是刨断了穷根，堵死了穷路，走上了富路。”

各地积极宣传统购统销政策

1953年11月底和12月初，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的广大农村开始贯彻执行。

在开始贯彻前，让老百姓了解这项政策是一个基本前提。因此，对统购统销进行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对此陈云深有认识。

早在粮食会议上，陈云说：“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

为此，陈云提出：“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召开一系列动员会议，讲总路线，讲节约生产，讲统销是总路线的一部分的一部分。”

于是，一场对统购统销政策的宣传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在当时，中南地区及其所辖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的党政领导机关，绝大部分都由第一把手带头，组织大区、省、地、县、区、乡各级干部和积极分子共330多万人，经过短期培训，深入农村进行工作。

华北地区，仅山西省投入这一工作的力量，就有130多万人。其他各大区和省组织的人力均以百万计。

贯彻实施的具体做法，各地以县为单位，先召开扩大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接着由区或乡召开中共党员、青年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然后以乡为单位，分别召开党的基层党组织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再召开群众大会。

在各种会议上，以中共中央拟订的《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宣传要点》为指导，集中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以及粮食统购统销同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

除召开各种会议，层层深入贯彻外，各地还利用其他形式，配合进行宣传。

在当时，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出动了82个电影放映队，携带幻灯机，把有关的宣传内容制成幻灯片，走村串户进行放映。

四川省文化事业管理局还组织大批戏剧工作者、音乐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文艺队伍，深入居民区和田头地角，用演唱等形式向农民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四川省还出版发行了宣传材料300多万册，散发到农村，配合宣传。

在新疆某县，为了做好粮食统购工作，该县党委、人委分别召开扩大会，三级干部会、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研究部署，县政协召开常委会号召政协委员，协助政府做好农村粮食统购统销工作。

该地报纸发表社论，刊登文章，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县区乡各级党政领导深入农村，坐镇指挥，包干负责这项工作。

自治区各地州抽调万人工作团，分赴该县各地。自治区级机关就抽出2000多人，包括主席、部长、厅长30多人，科处长级70余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亲自为自治区下乡工作团作动员报告。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司法厅长、和新疆军区动员部的领导，带领一批干部来该县协助工作。

该县县委副书记兼县粮食工作办公室主任，又从各机关企业单位抽调数十人的工作组下乡，开展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中心的农村工作。

自治区、州、县、乡所抽出的同志，编成工作组，分片包干，深入到农业社，同吃、同住、同劳动，跟班劳动到田间地头，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党的粮食政策，并根据自治区党委的指示，秋收前在农村开展了以粮食问题为中心的大辩论和反虚报、反瞒产与“七查”运动。

与此同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统购统销中，也非常重视政策宣传。

河北省各地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普遍召开了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并以乡为单位训练了宣传骨干。

在当时，仅据张家口、唐山、沧县三个专区不完整的统计，就训练宣传骨干25万多人。

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化事务管理局还组织了76个电影队在农村进行巡回演出。500多处文化馆、站举行了图片展览和统购统销政策讲座。省级宣传部门还为农村宣传员、业余剧团印发了90多万份讲话材料和演唱材料。

于是，一场大张旗鼓的宣传运动在河北农村中广泛展开。

为了做到家喻户晓，河北省农村中的共产党员和宣传员都充分利用了黑板报、屋顶广播、小型座谈会、个别漫谈等方式，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和群众切身的体会，引导农民回忆、对比、算帐，启发其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使农民进一步认识把余粮卖给国家的重要意义。

宁河县靳家某村的党组织，通过国家电力扬水灌溉站和拖拉机帮助他们增产的事实，向农民进行了工农联盟的教育，使农民了解到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全村59户农民决定把余粮45万斤卖给国家。

在藁城县焦庄，当宣传员讲到1943年闹灾荒的惨景时，许多人都哭了。

农民说，旧社会闹灾没人管，现在有了人民政府咱们过上好日子，别处受灾可不能不管。

在邯郸市陈村，当宣传员来宣传统购统销时，全村人只有一小部分人去听，因为此时很多农民都很穷，都在想办法怎么能得到粮食满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还有很多农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逃荒，因为他们觉得无论政府采取何种措施，总不会主动发粮食给我们农民，所以再开会也解决不了一家老小的吃饭问题。特别是听说统购统销还要购走农民手中仅有的一点余粮，农民更害怕了。

宣传员了解了陈庄的情况后，并没有灰心，而是采取更加主动的宣传方式，把宣传工作从会上做到农民家中。

很多宣传员走进困难群众家中，告诉他们统购统销政策会在他们困难时，由政府统一调配粮食给他们。

于是，农民放心了，更高兴了，他们纷纷向邻居宣传统购统销的好处，并积极号召大家去听宣传员的宣讲报告。

经过宣传，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从抵制逐渐到接受转变。

12月中旬，通过各种形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全国各地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各地积极实施统购统销

1954年初，经过广泛宣传后，统购统销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当时，山东省胶县十区后屯乡共有702户，3069人，土地1.2万多亩。

1953年，后屯乡因自然灾害全乡平均减产两成左右，农村普遍缺粮，很多农户连粮种都没有。

1954年初，后屯乡人民政府相应党中央的号召，端正党员、干部对粮食供应工作的认识，教育他们自觉、积极地领导与做好统销工作。

开始时，乡、村干部对统购与统销的关系，缺乏完整的了解，认为“统购是任务”，“统销不是任务”，因之只管统购，忽视统销。对统销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统销容易，统购难”，“农民卖粮要教育，买粮不用动员”，有的干部甚至还想买粮囤存。

针对上述情况，后屯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乡、村支委扩大会议。

在会上，乡领导耐心地向大家解释统购统销的政策，特别提出统购与统销的关系。

经过乡领导的认真宣传，大家认识到统购是为了统销，只有做好统购才能满足统销的需要，也只有做好统销才能达到统购的目的。

有的干部说：“过去光管统购，不管统销，就像一条腿走路。”

有的说：“统销搞不好，统购白拉倒。”

认识纠正后，很多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坚决做好统销工作，既要做好统购，也要做好统销。”

统购统销实施后，由于过去全面完整地宣传统购统销政策不够，群众中还存有一些误解和疑虑。

社员张吉坤说：“去年收成不好，粮食缺乏，都统购上去了，今年春天我们一家老少吃啥？”

有的农民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方便。”

更有农民认为统购统销政策是“国家光买不卖”。

这些认识无疑对全乡统购统销的开展造成了阻力。针对上述思想情况，后屯乡首先通过具体实例，使农民认识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和对农民的好处。

为此，后屯乡积极开展工作，保证了粮价和物价稳定。通过取缔粮食投机，避免高利贷剥削和土地买卖大大减少等事实，进一步使农民认识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

有的农民说：“实行统购统销是刨断了穷根，堵死了穷路，走上了富路。”

实行统购统销前，粮食奸商扰乱市场，小麦涨价，自实行统购统销后，粮价就迅速平稳了。

大家说：“如不实行统购统销，今春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吃。咱们乡老少爷们又要去逃荒了！”

在采取政策的同时，后屯乡还没有忘记对统购统销的宣传。当然，这次宣传的重点是对有余粮的群众。

通过各种形式向有粮户的宣传，很多有粮户深深感到：把余粮卖给国家，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名利双全。

通过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群众觉悟，消除了顾虑，积极拥护统购统销政策，并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

当时一个叫李有才的农民就高兴地说道：“大河里有水，小河里不干，只有国家掌握了粮食，咱才有好日子过。”

很多群众还说：“如果不实行计划供应，谁有钱就卖给谁，结果粮食都叫奸商买去了，吃亏的还是咱们农民啊”。

于是，很多有余粮的纷纷响应国家号召，纷纷卖出了自家的余粮。如农民张连增之前已卖出余粮1300斤，这次经过教育后，又卖出余粮280斤。

不缺粮或缺粮很少的户提出：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和维持扩大生产，要厉行节约，不买粮食。如农民金世九原计划到银行贷款买200斤粮食，现在也不再贷款买粮。

他说：“我没有余粮卖给国家，要为国家节约粮食，家家节约，积少成多，社会主义就能早日实现。”

缺粮户也纷纷表示：要细水长流，省吃俭用，不多买国家的粮食。有的说：“社会主义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节约一斤粮，国家建设就增加了一分力量。”

在进行购粮的同时，后屯乡对缺粮户进行了调查工作。在大体了解了缺粮户数、粮数后，后屯乡乡政府非常重视，积极开展工作，帮助缺粮户渡过难关。

为此，后屯乡政府专门召开了全乡缺粮户会议。

会上，进一步宣传统购统销政策，讲明供应的对象、标准和时间。并由积极分子发言，然后由领导方面提出供应名单，民主协商评定供应户，并通过打增产节约谱，由缺粮户自报缺粮时间和实需数量，再民主评定。

最后，经领导批准，发给购粮证。

同时，结合统销工作，对13户长年困难户进行了救济，发放救济款，并帮助他们打出生产自救谱。

接到乡政府的救济款和救济粮后，很多缺粮户激动地泪流满面，他们纷纷说：“政府不光保证缺粮实需户的供应，还对困难户进行救济，人民政府真处处关心人民。”

最后，全乡确定在麦收前，共供应92户414人，占总户数的1.31％。共计划供应粮食和瓜干1.3万斤，平均每户146斤。

群众对这次粮食供应工作都很满意。普遍反映：“只有正确地实行计划供应才能把粮食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这样办就对了。”

已卖出余粮的农民也高兴地说：“统购统销的办法真好，有余粮的卖粮后扩大了生产，缺粮户买到实需的粮食，生产也有了保证。”

缺粮的农民说：“有了统购统销政策，今后再也不受粮商粮贩和高利贷的剥削了，好好安心生产吧！”

因而通过统销工作，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互助合作与统购工作。

统购统销使农民放心了，全乡农民劳动激情高涨，到当年的5月份，全乡耙地已形成运动，互助合作组织也通过订增产节约计划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山东省诸城县第六区桥庄乡，开展粮食统销工作后不久，有些农民还有思想顾虑。

当时全乡有30％的农户要求供应粮食。有的积极分子因受家庭埋怨，后悔不该提早卖粮。

中共桥庄乡总支委员会根据这一情况，首先召开了乡、村支委扩大会议，认真地总结了前段工作，表扬了爱国售粮和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分子。

经过反复讨论，与会干部和积极分子正确认识了3个月来工作的成绩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好处，并检查批判了前一段工作中的缺点，如只管统购不管统销，对缺粮情况心中无数，没有深入宣传粮食统销政策等。

接着，全乡共产党员根据会议精神，联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好处的实例，广泛深入地向群众进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教育。

经过宣传教育，农民群众普遍反映：“这回说透彻了，俺也痛快了。早知这样，心里就不慌了。”

陈长德互助组组员原来有5户要求供应粮食，这时都自动检讨说：“咱不缺粮，要求供应，真不应该！”

与此同时，干部和党员具体帮助群众订增产节约的计划。

许多原来要求供应粮食的户自动表示不需要供应，全乡要求供应粮食的户减少到占总户数的7.3％。

同时，干部、群众都很满意，积极投入生产。

与后屯乡、桥庄乡一样，当时全国各地，在统购统销的带动下，人民群众纷纷高兴地参加农业劳动，并表示用农业的丰收来支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政法部门保障政策顺利实施

1954年3月，在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过程中，各地也还有少数粮食奸商，用各种卑鄙手段破坏国家关于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继续从事粮食的投机活动，扰乱国家的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

在这些粮食奸商中，有的是公开和国家对抗，继续抢购套购粮食；有的匿粮不报，秘密贩运粮食，从事黑市活动；有的在为国家代销粮食时进行掺杂、掺次、抬价以及挪用粮款和谎报销售量等违法活动。

在当时，江苏省新沂县粮食奸商薄元洪和马贤昭，在国家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以前，就勾结拉拢51家粮商组成粮食投机集团，使用各种非法手段抢购套购了320余万斤粮食。

在当地人民政府宣布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薄元洪等人还继续抬价抢购了258多万斤粮食。

江西省南丰县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以后，有70多户粮商假报转业，而实际上是化装下乡抢购和套购粮食，进行粮食的黑市活动。其中，仅6户即非法抢购了6万多斤粮食。

湖南省自实行粮食统购以来，衡阳、岳阳等地不断发现奸商偷运粮食。

与此同时，暗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也趁机造谣煽动，破坏国家的粮食收购和供应工作。

山东省济宁市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崔德友，不仅一贯从事粮食投机，而且在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后，还秘密召开小会9次，企图煽惑少数粮贩进行骚乱。

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反革命分子破坏国家的粮食保管和调运工作，盗窃、烧毁国家粮食的事件。

因此，实现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工作过程，也是和粮食奸商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剧烈斗争的过程。

而且，随着我们国家经济计划性的日益加强，这一斗争也将会日益加剧。

很显然，如果我们对粮食投机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那就不仅会使粮食的统购统销工作遭遇困难，而且会使整个国家的建设事业遭遇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在今后继续贯彻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坚决消灭一切粮食投机、破坏活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开始注重在以后的各种工作中，采取一系列的经济措施，严格地加强粮食的市场管理，使投机者和破坏者无隙可乘。

但是，要消灭对粮食的投机和各种破坏行为，仅仅依靠宣传教育和经济工作，还不能取得斗争的完全胜利，还必须有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以法律的武器密切配合，坚决惩罚那些犯罪情节严重、恶劣的分子。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也明确规定：

为了加强市场管理，取缔投机，各级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经常的检查和监督。对于违犯国家法令的投机分子，必须严予惩处；对进行投机和勾结、包庇投机分子的国家工作人员，应加重惩处；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根据中央要求，在整个粮食斗争中，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署和人民公安机关都有责任努力抓好这项工作。

在政法部门履行职责过程时，公安机关有重点有计划地加强粮食斗争中的保卫工作，加强对于破坏活动的侦查和破案工作。

法院和检察署抓紧检查和处理重大的粮食案件，并且积极地对广大群众进行守法教育，提高广大群众保卫国家建设的警惕性，组织群众性的监督和检举活动，使一切破坏国家粮食收购、供应和保管工作的犯罪行为能被及时发现或防止。

为了有成效地组织群众性的监督和检举，各地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还通过自己的工作系统和所接触的群众，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陪审员、人民检察通讯员、治安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及其所联系的积极分子，结合各种工作，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国家的粮食政策和法令，揭发粮食奸商的投机行为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性，使群众能自觉地起来协助政府，检举和制止各种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犯罪分子和阴谋破坏粮食政策的反革命分子，使他们无地藏身，无法进行破坏粮食政策的违法活动。

人民司法机关在处理有关粮食问题的案件时，经常有计划地选择一些重大的典型案件，大张旗鼓地举行公开审判或公开宣判，借以交代人民政府的政策，扩大法纪的宣传教育。

1954年9月，湖南省零陵县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在六区菱角塘乡举行了邻近4个乡的群众大会，公开宣判了一件纵火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阴谋抢劫粮食和杀害乡干部的反革命案件。

在此次案件中，首犯邓振忠是一个兵痞流氓，在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后，他煽动和勾结邓新孺、邓谷雨、邓建军进行破坏活动。

邓振忠还对他们说：“我们多买粮食都要受限制，得想个办法放火烧屋，等干部和群众出来救火时，我们就去抢粮。”

同时，邓振忠等人还阴谋杀害乡农民协会主席和乡人民政府秘书，劫取枪枝，武装暴乱。

7月1日至5日，在邓犯振忠的操纵下，罪犯们曾连续四次纵火破坏，在放火的同时，罪犯们又两次散发反动传单，威吓群众，严重地影响了菱角塘乡的超额增产运动。

为了坚决打击破坏分子，保障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和增产运动的顺利进行，零陵县公安局组织警力迅速侦破了此案。

案件破获后，检察机关立即依法向零陵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零陵县人民法院根据确凿的犯罪事实，判处怙恶不悛的罪犯邓振忠死刑，判处伙同组织纵火的罪犯邓新孺10年徒刑。

从犯邓建军、邓谷雨两人，系首犯邓振忠诱哄参加，事后肯坦白悔过，从宽处理，邓犯建军教育释放，邓犯谷雨免予追究。

以上判决在会上宣读后，邓振忠当场伏法，到会群众一致拥护人民政府的判决。

通过这种形式，对典型案件的公开审判和公开宣判，能够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帮助群众熟悉国家的政策法令，并教育群众遵守政策法令。

在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工作过程中，许多地方采用这种办法，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各级人民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惩罚犯罪，处理具体案件时，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犯罪情节，分别对待。坚持首恶从严，一般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的原则，以达到惩一儆百和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

在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中，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所担负的任务是光荣的和艰巨的。

各级人民法院、检察署和公安机关除抽调干部参加有关部门所组成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监督以外，还经常地或定期地调查研究有关粮食方面的违法犯罪情况，总结粮食斗争的经验，借以提高干部水平，改进工作。

省、市人民法院的经济建设保护庭或审判小组，专区和县人民法院所派出的巡回法庭或巡回审判小组，人民检察署所派出的巡回检察组，均把向群众进行有关粮食政策的宣传，检查和处理有关粮食案件，当作经常的重要的工作，及时发现和惩处粮食投机奸商和阴谋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保障国家在粮食战线上取得完全的胜利。

统购统销从粮食扩展到棉花

1954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第二二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并于9月14日公布。

为此，中央决定：

从9月15日起，国家对棉花实行高度集中的统购统销政策，除留给农民少量自用外，全部由政府指定的棉花经营部门，即供销社收购，同时取消了私商棉贩和公私合营纱厂联合购棉处。棉花销售执行严格的计划分配，国家每年根据棉花可供资源和纺纱计划进行平衡，下达调拨供应计划。

于是，一场对棉花与棉布的统购统销工作在全国展开了。

中央关于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政策公布后，各地的宣传工作迅速展开，仅几天的时间就已经是“家喻户晓”。

当时在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政府这项新措施，并且表示要以实际行动保证这项措施的贯彻执行。

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女工李玉英、沈芝莲等都表示要尽量减少棉花的浪费，生产更多、更好的棉布。

亮马厂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邢玉贵等提出要努力改进技术，争取多生产更多更好的棉花卖给国家。

许多私营布店的工人也纷纷提出保证，要帮助资本家改善经营管理，作好经销工作。

与此同时，北京市的私营棉布零售商，也由政府分别情况加以安置。许多零售商已经申请并被批准为“北京市花纱布公司棉布临时经销处”。织布业和棉布工业也都进行了库存登记、编制计划等工作。

为了配合统购统销政策，北京市人民政府商业局还印制的3000多万枚棉布购买证，分发给全市居民，市民们就是凭证购买棉布。

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后，北京棉花与棉布市场平稳，棉布销售情况正常。

中央决定实行棉花与棉布的统购统销后，武汉市的报告员、宣传员、街头的大字报、广播站连日来不断宣传棉布计划供应的办法和好处。并组织群众进行了讨论。

广大群众根据自己几年来生活改善的情况，进行了对比、算帐，普遍认识到棉布计划供应的必要性。

武汉市郊区和平乡的农民在座谈棉布计划供应时，一致认识到计划供应可以稳定物价的好处。他们还拿食油和粮食打比喻说：自从实行计划供应后，我们就再也没吃过私商的亏。

烟厂工人王大金、吴汉芝还说：“我们过去看见别人做一件好衣服，自己也做一件，结果还有一些衣服放在那里没有穿。今后我们应该注意节约用布。”

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等许多纺织业工人都表示要用节约原棉、提高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家棉布计划供应。

9月14日，湖北武汉市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供应开始后，棉花统购统销政策得到群众热烈拥护。

从清晨到晚上，武汉全市60多家公、私营棉布零售店忙碌地接待着顾客，与政策之前的略显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已经领到购布证的棉布摊贩，开始在中国花纱布公司武汉市公司批发门市部批购他们所需的布匹。

有些私营零售布店的店员工人们，在商店门口结上了彩绸，表示他们开始为国家经销棉布的喜悦。

全市服装、雨伞、童装、印花、帆布等服制业商店，也照常营业。

与此同时，上海市的统购统销也在顺利推广。

在决定实行棉布计划供应之前，全市数千名报告员和数万名宣传员分别向广大居民宣传了棉布统购统销和棉花统购的政策。广大人民热烈拥护这项政策。

国营上海第五印染厂工人缪永生等都表示要带头遵守国家计划供应的制度，并且努力生产，为人民多印染更好的花布。

许多有经验的家庭妇女还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向人宣传节约用布的办法。

信大祥绸缎呢绒棉布庄等私营绸布业工人保证督促资方订好棉布经销合约，老老实实经营业务。

15日，市民们开始凭购布证在商店内买布，秩序良好。他们看到商店内摆满各色棉布，都流露出对实行棉布计划供应的信任与满意的神情。

上海市开始实行棉布计划供应，市场保持稳定与正常状态，这表现了上海各阶层人民对国家这一重要措施的热诚拥护。

当时全国各地包括西安、广州等大城市也都纷纷表示拥护对棉花与棉布实行统购统销。

人民群众积极揭发“缺粮”问题

1954年9月17日到21日，四川省温江县苏坡乡召开首届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

为了作好当年秋季的粮食统购工作，苏坡乡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详细地研究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的情况，并从中找出一部分农民闹“缺粮”的真正原因，以便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根据代表们的计算，苏坡乡去年共收入大米1007.8万多斤、小麦87万斤。交了公粮、公田租、土地证照费、乡自筹经费、水利经费等以后，剩下大米六691.7万多斤、小麦61万斤。

统购统销当中，政府又供应了大米40万斤。代表们都知道每人每年平均有370斤粮，就宽余宽剩地够吃了，但去年每人平均446斤粮食，却还闹“缺粮”。

于是，大家明白了闹“缺粮”的原因决不是统购多了，供应少了，于是便翻来覆去找真正的原因。

在找原因当中，代表们揭发出全乡74户富农就有72户叫嚣“缺粮”，并进行抢购套购。

全乡的13个被管制分子和83户地主中，除3户地主外，全部闹“缺粮”，并乘机煽动落后农民。

当时，快活村富农张绍安有30亩田，每年要余米10多石，年年打谷子时还要在路上拦着买四、五石粮食，囤积起来，进行投机剥削。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时，群众评议张绍安应卖米2万斤，结果他只卖出4千斤。

然而，统购工作刚结束，他就叫嚣“缺粮”，骗取农民的供应证，套购大米330斤，又到成都抢购玉米、红薯2000多斤。

栽秧子时，张绍安推着车子拿着口袋到青羊宫抢购，一路上大喊大叫：“青羊宫今天开仓卖米了，大口小口一人20斤，快去买呀！”

在张绍安的煽动下，沿公路1000多个农民到青羊宫仓库要求买粮。

天灵村地主巫仕春在自己套购国家粮食的同时，还煽动农民套购国家粮食。

还有一个碾粮商人刘正根应该卖给国家500多斤麦子，他不但不卖，却碾成面悄悄卖给农民，获取暴利。

泰安村被管制分子傅孟林抢购大米、玉米、挂面2000多斤。他还煽动农民说：“你们太老实了，农民嘛，就说没口粮要买粮，怕啥？我还不怕哩！只要有钱，啥子都把它买回来。”

与此同时，城市投机奸商也用各种办法勾引农民，从中进行投机剥削。

黄土村人民代表干子云事后回忆说：

统购后国家供应给我900斤米，我吃不完借给别人240斤。但在闹“缺粮”时，我也跟着闹。第一回到成都去抢购，因为人多，什么都没买到手。

走到一家挂面铺门口，那家老板悄悄对我说：“你明天来，我留着面等你。来时不要在铺面上问，嘴里吃支纸烟，对直朝屋里走，免得政府打麻烦。”还说“我们商人本来知道你们农民照着总路线走困难，想卖面给你，但就是人民政府不让卖。”

第二天，我又跑到成都去，照他的话做，果然买到16斤面。那时，我还认为“这户商人好”。现在才明白他用圈圈套我们。合作社的面粉便宜，他卖给我的面，每斤多了很多钱。

在当时，奸商害农民的事例还有很多。高坎村农民杨成德到青羊宫买了个18斤重的大南瓜，拿回来打开一看里面一大包水。

帅廷彬听卖红薯商人的话，先交定钱，晚上跑到青羊宫背红薯，买了50斤，回来一称才35斤。

在城乡资本主义和不法地主、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影响下，苏坡乡有50％的农民跟着闹“缺粮”，跟着抢购套购，形成了全乡闹“缺粮”的紧张空气。

一连串的事实在这次会议上被揭发出来以后，代表们清楚地认识到闹“缺粮”的本质是奸商利用农民某些落后思想进行反限制斗争，而地主就利用这一机会进行破坏活动。

在弄清了闹“缺粮”的本质以后，代表们明白了因为闹“缺粮”给国家和农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天灵村22个人民代表中，有18人家里有粮也跟着闹“缺粮”，到处乱跑，花费了人民币，吃掉了22只猪和半只牛。造成了很大损失。

为此，代表刘洪兴检讨说：“本来我的粮食是够吃的，但见地主、富农闹得凶，有些农民也跟着闹，我害怕别人说我‘有粮食吃’，也卖了4只肥猪、两石菜籽和3车竹子，跟着别人到处乱跑。这些钱全浪费了，又耽搁了工，生产受了损失。只怪我思想落后，认不清敌人，上了大当。”

黄土村的人民代表给本村跟着闹缺粮的农户算了一笔损失帐：“栽秧子正忙的时候，有一天听富农说‘青羊宫卖米了’，50多个农民丢下活跑了一天，损失了钱不说，还浪费了50多个工，40亩田的秧子也栽迟了。全乡15个村算帐的结果，共损失人民币5亿多元，旧币，浪费人工4000多个。大家计算如果把浪费的钱买肥料，可买76万斤；如果把浪费的人工用来积青肥，可积250多万斤。”

通过具体算损失帐，代表们清楚地看到盲目跟着闹“缺粮”的结果，实质上是帮助了不法分子，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于是，大家自觉地批判了落后思想，表示坚决完成当年统购统销任务。

到会的代表和列席的干部，有241人实报了自己的产量。

天灵村人民代表罗子云说：“以前眼睛是模糊的，听见别人闹‘缺粮’，心头拿不稳，也认为农村‘缺粮’，开过这次会，眼睛明亮了。我回村后一定要启发群众算好这几笔帐，教育大家处处照顾到国家工业化的利益，警惕敌人的破坏活动。上半年村里的落后农民是三句话不离‘没饭吃’，只要把帐算好，宣传工作做好，过不了多久，大家就会三句话离不开工业化了。”

黄土村人民代表杨银光以前和富农李尚清的女儿恋爱，李尚清见着他就喊“缺粮”。

起初，杨银光还向富农说明统购统销的好处。后来杨银光受了富农的影响，也认为统购统销“把农民扣紧了”，于是不安心工作，村里的大会小会都不参加，成天和富农在一起，帮助富农干活。

这次杨银光参加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后，认识到自己上了富农的当。

回村后，杨银光立刻揭发了富农闹“缺粮”的花招，工作积极起来。

与四川一样，当时很多地方都有闹“缺粮”问题，在山东兖州田家村一个叫李大发的农民，家里藏了1300多斤粮食，还天天向干部说：“我家都没有粮食了，一家老小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作为一家之长，都没有脸活了。你们干部无论如何得给我点粮食啊。”

当时在村里有很多像李大发这种闹“缺粮”的情况，对此，干部非常重视，专门召开群众大会讨论这个问题。

在会上，李大发的邻居也是其堂弟李明礼说：“大发哥不是没有粮食，他家猪圈旁的那个小屋里藏有1000多斤粮食呢。他闹‘缺粮’是怕干部再要他交余粮啊。”

就这样李大发闹“缺粮”的秘密被揭发了。

通过揭发闹“缺粮”问题，为统购统销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保障。

及时纠正统购统销的问题

1954年底，全国范围的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

统购统销的直接成果是控制和压缩了农村中不合理的粮食销售量，使农村粮食统销情况趋于正常。

同时，统购统销还提高了农村工作人员和广大农民的觉悟，给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健全化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有些人说：“向农民买的多了，在农村销的少了。”

很多人不明真相，人云亦云，有些竟是在淆乱是非，借此攻击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农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

其实，自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国家每年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和统购的粮食，不及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近二分之一又销售到农村中，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可以有500多斤粮食，这个数目是够用的，如果使用得当，且能略有盈余。所谓“购的太多”“销的太少”的论调，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然而，不调查分析具体事实，听到别人对粮食问题有了一些议论，自己就跟着议论起来，制造吓人的空气，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最能坏事，而为了正确地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首先同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作斗争。

在当时，山西定襄县农民在当年春季纷纷向县、区、村各级工作人员反映粮食不够，要求增加供应量。

中共定襄县委也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一度失掉信心，就使全县粮食统销工作陷于混乱状态。

后来，县委在上级党委帮助下，先算了一笔大帐：1954年，定襄县收成不坏，除去国家征收的公粮和统购的粮食，加上国家统销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有560斤左右的粮食，这个数目是很够用的，缺少粮食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县委又在一些粮食供应最紧张的村庄进行典型调查。定襄县智村乡，1954年是丰收年景，全乡共1117户，统购粮食15.6万多斤，平均向每户购了不到140斤。但是，当年春季竟给1080户发了供应证，占总户数96％以上，而且供应粮食32万多斤，超过统购量一倍以上。

虽然这样，还有许多农民说“没有饭吃”，要求国家继续供应粮食。

县委领导意识到：粮食供应情况极端不合理。摸到了全县统购统销的“底”后，县委领导头脑清醒了，信心提高了，因而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进行了艰苦的工作，很快就把粮食统销的混乱状况纠正过来了。

很显然，国家确定的统购任务，是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符合农民的负担能力的。国家在农村销售的粮食是很够用的，在某些地区并且是多了的，如果调配得好，压缩掉不合理的销售量，就能满足缺粮农民的需要。

对此，与山西定襄县一样，各地政府也积极开展工作，用真凭实据驳倒那些错误论调，心中有数且理直气壮地坚持和贯彻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

在积极纠正了统购统销中的问题后，统购统销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同，全国支持统购统销的局面很快到来了。

农民普遍尝到统购统销好处

1954年10月，湖南省各地普遍召开乡人民代表会议，总结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

洞庭湖滨水地区的农民经过总结，对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很满意。

沣县温家乡今年遭受水灾后，国家供应这个乡36万斤大米，而且价格合理，使全乡农民都安心在家生产。

在汉寿县文龙乡人民代表会上，老年农民刘棣堂激动地说：“我经过了几次大水荒年，从没看到像今年这样的情形。记得1931年闹水灾时，米价一天涨3次，那时我家因为没钱买米，6口人出外逃荒，结果死了3口。今年垸子溃了以后，政府用大船运米送上门，我家10口人一次就买到了4个月的口粮。要不是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今天灾民哪能这样安心在家生产。”

许多农民在会上计算了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免受私商中间剥削的好处，益阳县十二区的农民在代表会议上算了一笔帐：去年全区统购粮食430万斤，每百斤价格比往年新谷登场时私商的收购价格要高二万元，共多得款8.6亿元，全区3640个卖粮户，每户平均多得23万多元。全区统销大米208万斤，每百斤价格比1952年春季私商的出卖价格平均低4万元，全区4500个统销户，共计免受私商剥削8.3亿元。

桂阳县共和乡农民罗百钧在乡人民代表会上说：“我每年要余一些粮食，但过去一到秋收，私商就压价收购，卖得的钱只够零花，谈不到扩大生产。去年我卖了1000多斤稻谷给国家，除了给老婆、孩子添了新衣外，还买了肥料和农具，生产本钱下得足，今年又多收了1000多斤谷子。”

湘潭县正福乡农民去年卖余粮给国家，共得款3亿多元，全乡农民买回30多万斤肥料、8头耕牛和12部水车，今年扩大了双季稻90多亩。

与此同时，四川各地也在举行大会庆祝统购统销的好处。

1954年10月，秋收过后，四川省在统购统销中得到好处的农民，今年决心把更多的余粮卖给国家。

宜宾、内江、江津等专区许多去年进行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地区，农民卖出的余粮已比去年同时期增加一倍左右。

宜宾县松峰乡高正英农业生产互助组在去年粮食统购前只有5户组员，统购后，有15户农民看到新道路好，加入了互助组。

这一年内，国家又供应了500斤大米，扶助有困难的组员。因此全组生产特别有劲，今年的秋粮比去年增产二成多。

全组除把增产的68石多黄谷卖给国家外，还节约了1.2万斤粮食卖给国家。

而在当年春耕和夏季生产时，高县怀远乡有45户农民栽不上秧，有19户缺粮，后来人民政府供应怀远乡9200斤粮食，使全乡农民都安心生产，当年获得了丰收。

农民张光明说：“由于国家掌握粮食，我们山区农民再不受奸商剥削了。”

全乡农民表示今年一定要多卖余粮。

许多过去遭受粮食私商剥削的农民，更深切感受到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

筠连县集义乡在粮食统购前，每到新粮上市，粮食私商就压价收买；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又乘机抬价，往往用高出市场一半的价格卖出。

实行统购统销后，粮食私商没有进行投机活动的余地了。农民李孝珍由于把粮食卖给国家，免除私商中间剥削，增加了收入，今年生产投资比往年扩大，收成比去年增产一成。

为此，李孝珍高兴地说：“要不是统购统销，从哪里得到这些好处？”为了感谢政府，她决定卖给国家1400斤余粮。

南溪县翻身乡新华村在去年统购前，全村120户家底薄的农民，年年受粮食商人的剥削，去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国家用合理价格收购和供应粮食，农民宋子安说：“以往秋贱春贵情景现在完全没有了，而且物价稳定，这都是粮食统购带来的好处。”

在上年，新华村只有43户卖粮给国家，而在当年增加到100多户。

长宁县公理乡农民牟治安，去年把粮食卖给国家，买了犁头、耙子和肥料，全家添了新衣服，另外还存了30万元到银行，当年春耕时，他又从银行取出一部分存款投入生产，当年获得了空前丰收。

牟治安高兴地说：“政府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等于给农民增加了收入，把死粮变成了活钱。所以我决定今年要比去年多卖500余斤粮。”

1954年，湖南省澧县温家乡遭遇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平地水深3尺，稻子和棉花都被淹坏了。

解放前连年的水灾，在温家乡人民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悲惨的印象。

久远的事情不说，单说1948年受灾后的景况就让温家乡人担忧。那年刚一遭灾，地主、奸商就眉开眼笑了。

冉大成马上在余家台街上开了一个米店。他晓得农民家里等着米下锅，要起价钱来便信口开河。

同时，从冉大成那里买的米，一升只有9合，米粒子用水发得跟饭粒子一样，一捏就成了粉末。

那年，许多遭了灾的农民，在本乡没有饭吃，只好到外地去逃荒。

农民周乃忠，忍痛把16岁的大女儿送到富农家里做童养媳，把14岁的大儿子送到外乡去放牛，叫老婆带着3个小儿女出去逃荒，讨了几个月饭才回来。

这还算是“运气好”的。有的人逃荒出去，至今还没有音讯，不知道是死是活。

面对比往年大的1954年水灾，温家乡农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粮价会不会涨？

有些年纪大的人，想到过去的情形，害怕起来了，准备走逃荒的老路。

李远湖全家5口人，把行李都收拾好了，打算往山里逃荒。他沉痛地说：“逃荒不是好出路。没有粮食，也只好这样！”

但是，此时不是1948年了。

区公所的干部们向农民说：今年国家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府可以保证供应口粮。

于是，惶惶不安的人心开始安定了，李远湖把捆好的行李重新打开。

有些人这时候还有点怀疑：今年这么大的灾，政府拿得出这么多粮食吗？

然而，这个怀疑很快被事实打破了，粮食大批大批地运来，缺粮的户马上得到了供应。原来准备逃荒的老年人，一个个又喜欢又惭愧地说：老眼光真是看不清新世界啊！

经常逃荒的周乃忠更是高兴，政府供应给他900多斤大米，还发给他救济款，一家人的生活可以维持，再也不用东逃西散了。

周乃忠依靠互助组里大伙的力量，排掉高田渍水，种上3亩荞麦、一亩晚稻。

李远湖在政府供应给他600斤大米以后，也完全安下心来进行生产自救了。

接着，他就种了3亩荞麦、1亩草籽。他说：“粮食不成问题，生产也已经搞起来，我们都不用再逃荒了！”

莫家忠在去年实行粮食统购的时候，心里想不通，勉强卖了500斤余粮，有时还发点牢骚：“政府桩桩事情都办得好，就是这件事情没办好。”

这次遭灾以后，政府供应给他400斤大米。他说：“统购统销的办法真好，不然向哪里买米，哪里又有这样便宜的米吃！”

前些日子他要买草籽种的时候，因为供销合作社准备的数量不足，奸商便乘机抬高价钱，他还生气地说：“草籽也实行统购统销就好了！”

温家乡的支部书记方业镜在谈论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的时候，兴奋地算了两笔帐。

第一笔帐是，国家在当年水灾以后，已经供应给温家乡36万斤大米，每斤的价钱一直是780多元。如果不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粮价难免就要波动，如果每斤贵出100元，全乡缺粮户就得多付出3600万元。

第二笔帐是，由于国家供应了足够的口粮，全乡农民能够专心生产自救，排干了2000多亩田的渍水，抢种了1100多亩晚稻、1000多亩荞麦，再加上2000多亩大麦、小麦等，全乡的人可以解决3个月的口粮。

为此，方业镜激动地说：“你们讲，就凭这些事情，农民们能够不拥护统购统销政策吗？今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救了温家乡。明年，我们一定要把更多的余粮卖给国家，用实际行动来拥护统购统销政策！”

全国各地在统购粮食的时候，都采取帮助农民总结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的办法，用农民的切身经验和看得见的事实，对他们进行生动、具体而又亲切、实际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把余粮卖给国家。

当然，由于我国地大人多，各地情况不尽相同，农民的感受也有所不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应该多种多样。通过宣传教育，全国人民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

几千年来，我国农民吃尽天灾的苦头。一有天灾，官僚、地主、奸商就乘人之危，加紧向农民进攻，弄得农民倾家荡产。

推行统购统销时，各地政府宣传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可以促进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削弱农民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事实也证明了这话是对的。

在总结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的时候，许多老年农民说：“那些过去不务正业的人，这一年都务正了。”

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农村中很多人雇长工、放债、买土地、典青苗、囤粮食、做投机生意，有的人甚至荒了土地，卖掉土地，去做投机生意。

结果，个别的人赚了钱，较多的人破了产，不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却涣散了、散伙了。

实行统购统销后，很多农民们接受国家统购统销的宣传，懂得统购统销的重要意义，再不作那损人利己的事情，而以巨大的规模和速度，组织互助合作，发展农业生产。

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不仅阻止农民用粮食去作“不务正”的事情，而且有效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在当时，农民普遍缺乏资金。有“底垫”，才能扩大再生产。国家统购粮食，恰恰使农民增加了资金，充实了“底垫”。

首先，国家向农民统购粮食，规定的价格是很合理的。1953年粮食统购的基价比1952年大约提高了8％，全国农民因此得到的利益，约有3万亿元左右。

用这笔钱买水车，能买200多万辆；买牲口，能买两百多万头。

在当时，虽然我们国家的工业还不发达，还不能充分供应农民所需要的一切生产资料，但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国家尽量给农民供应更多的物资。

国家统购统销粮食，完全改变了旧的市场规律。在过去，有余粮的农民陆续出售余粮，常常就把粮款零星消耗掉了。

现在，集中把粮食卖给国家，一次购回大宗的生产资料。

过去，缺粮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候，经常发愁买不到价格适当的口粮；现在，这些农民说：“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一不怕买不到粮食，二不怕粮价上涨，三不怕粮商搀假坑人。”

于是，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民们再不像过去那样耽心市场的变化，他们有条件安心生产了。

统购统销使广大农民尝到了切切实实的好处，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到，统购统销是为人民着想的，人民政府更是为广大穷苦农民着想的。

各地丰收农民踊跃售粮

1954年11月，取得丰收后的各地农民个个欢欣鼓舞地表示要多献粮给国家。

在河北省，广大农民深切感到一年来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很多好处，热烈拥护统购统销政策，踊跃售粮给国家。

原来，河北省在1953至1954年度里，完成了国家粮食收购计划112.4％。粮食收购数量比统购前的上一个年度增加了53.2％。

这对支援国家建设事业，巩固国防，起了重要作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保证了城市和工矿区人民的需要，也保证了广大农村和经济作物地区缺粮农民的粮食供应。其中，邯郸由国家调剂的粮食达到全区全年总销量的69.2％。

国家为照顾棉农生活，还调剂了一部分细粮。仅邯郸、邢台等六个专区的产棉区，就供应面粉1100多万斤和大米830多万斤。

国家及时供应产棉区粮食，提高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当年河北全省棉田面积比原计划超过了23％以上。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河北省各地建立了由国家领导的初级粮食市场，不仅及时调剂了有无，保证了粮价的稳定，而且切断了农民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促进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过去新粮上市粮价猛跌的现象已经不再发生了。农民不怕买不到粮食，也不用顾虑粮食涨价了。

邯郸专区成安县西商城村缺粮农民李布元，从粮食部门买到1100多斤粮食后，他高兴地说：“什么时候去买粮食，也是那样价格，要不是实行统购统销可不行！以前，一到灾年粮价就涨。”

在实行粮食统购以前，河北省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1万多个，随着粮食统购工作的开展，发展到3.1万多个，到当年9月底，已发展到7.1万多个。

当年，河北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涨，踊跃卖粮给国家。

遵化县老庄子村的农民，去年得到了“爱国增产售粮模范”锦旗，今年生产劲头更大。全村农民积极把卖余粮的钱买了农具、牲口、肥田粉等，争取多打粮食，卖给国家。

庆云县三区王高乡的农民缴粮售粮5.2万斤，其中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集体卖给国家粮食4.16万斤。

在江西，获得丰收后，江西省各县普遍召开了干部会议或党代表会，并派工作组下乡，广泛宣传国家征收公粮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和重大意义。

秋粮征收和统购统销工作全面展开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已开始进行摸实产量，计算评定；进度较快的地区，粮食已经很快入库。

为了做好粮食征收和统购统销的宣传教育工作，江西省各地的工作组下乡后，首先召开了党、团支部会议，乡人民代表、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和交代了粮食征购政策和作法，讨论了征粮购粮和支援国家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支援灾区恢复生产的重大意义。

工作组接着又分工负责，划片包干，分村召开群众大会、妇女会、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会、互助组组员会，广泛进行宣传动员。

在宣传中，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从总结去年粮食统购统销的成绩中，帮助农民认识统购统销对农民的各种好处，同时对去年统购统销工作中的缺点也作了检讨。

经过反复宣传后，广大农民热烈拥护国家征收公粮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纷纷把更多的粮食缴给和卖给国家。

九江市农民郑向前说：“是共产党让我翻了身，是统购统销解决了我春荒的缺粮问题，现在我收到了粮食怎么能忘记国家。我打算除了留下850斤留自己吃外，剩下的全缴给国家。”

全省很多农民在售粮中，都挑选好的粮食卖给国家。宜春县原田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卖给国家的粮食全是颗粒饱满的“南特号”。

萍乡县湘东区的农民开展了组和组、村和村、乡和乡的卖粮红旗竞赛，大大加快了国家购粮速度。

与此同时，在东北的黑龙江，征粮购粮工作即将全面展开，广大农民正日益踊跃地向国家出售余粮。

1954年11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在召开全省粮食工作会议以后，从粮食厅等有关部门抽调40多名干部成立了征粮购粮办公室，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杨易辰任主任，领导全省征粮购粮工作。

从11月22日起，为了贯彻全省粮食工作会议的精神，各县相继召开县、区、村三级干部和劳动模范、积极分子等参加的会议。

各县在召开会议以前，一般都派出工作组，到典型村调查粮食产量。

在会议上，许多县采用了各种生动有效的方式，深入地进行关于购粮意义、购粮政策的教育。

安达县在会议期间组织了一个图片展览会，用图片来具体说明国家5年建设计划的远景和统购统销的好处。

阿城等县请参观过工厂的农业劳动模范讲述卖粮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意义。

绥化、呼兰等县在会上表扬去年积极卖粮的模范人物。

开过这些会议以后，在广大干部、积极分子的领导、推动下，全省征粮购粮工作热烈展开了。

从秋收以来，全省广大农民就开始纷纷向国家出售余粮。

五常县第八区新丰、红光、星光、富源等1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开始打场的时候，就做出决定：余粮不入仓，直接集体卖给国家。此时，他们已经把100多万斤稻谷卖给国家。

去年获得“售粮模范村”光荣称号的海伦县第二区光荣村的农民，在秋收刚开始的时候就提出了“快拉，快打，节约粮食，多向国家卖粮，保持光荣”的口号。

青年团员高林说：“我要用亲手种出来的粮食，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在开始打场以后的四五天当中，全村就卖给国家1.2万多斤余粮。

巴彦县第三区“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遭受了水灾，当年夏锄期间，社员们正缺口粮的时候，政府供应给他们1万多斤粮食，帮助他们及时进行了夏锄，使庄稼获得丰收。

社员们从这些事实中，深切体会到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

社主任高桐说：“今年要不是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掌握了粮食，及时供应我们吃粮，在那个节骨眼的时候，准会有人搞粮食投机来剥削我们。我们在国家帮助下得到了丰收，一定要把余粮卖给国家。”

社员李有华说：“吃水不忘掘井人。是统购统销让我们度过了春荒，我们一定多献粮食支持这项政策。”

老农民李来福说：“是啊，我们一定要多交粮，让统购统销这项政策活下去。如果不交粮这项政策办不下去了，一旦遇到灾年，我们农民又要逃荒了。”

于是，全体社员决定，除了把24.3万多斤余粮卖给国家以外，还要从喂猪、喂马等方面节约1.2万斤粮食卖给国家。

11月，黑龙江全省农民向国家出售余粮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增加，从秋粮上市到11月18日止，各地已收购了27万多吨粮食。

各地粮食大量上缴，有力地缓解了全国粮食缺乏问题，不仅支持了统购统销的顺利实施，也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