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越性”的东西——自现代小说看鲁迅

〔日〕代田智明 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一

今年（按：2016年）夏学期（4月到7月），遇到了令我略感兴趣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发生在我所担任的以东京大学二年级以上学生为对象的中级汉语读解课上。我作为教材采用了老舍的《微神》[1]。在座的各位也许都看过，我不讲其详细内容了。这篇作品的主题是主人公“我”的初恋。“我”对“她”有着复杂的感情，让沦为暗娼的“她”因打胎而自杀。在梦境里虽与“她”重逢，但因侵犯“她”的性特征，以致让渴望在“我”心中留下美好记忆的“她”退了出去。在老舍的作品里文体相当摩登，充满幻想的气氛，但无疑是一篇悲剧。

作为教师我选择它作教材的理由是，它具有摩登而幻想的气氛，且文章长短适中。但开始时很担心学生们的反应。最近的学生不太喜欢或不想看悲剧故事和悲惨结尾——这是我原来的先入之见。上完最后一课时，偶尔有了15分钟左右的空儿，我想知道学生的反应，便要学生写简单的感想。

他们的感想里当然有预想的回答，比如“我”过于软弱、“她”太可怜，等等。但是也有我出乎意料的回答。下面我介绍一下：

① 看了严肃而沉重气氛（同时有一点怀旧、幻想的氛围）的小说，感到耳目一新。……预习时我高声朗读，我觉得文章调子和人的心情如此吻合，简直沁人肺腑。我相当喜欢这篇文章，以后想继续阅读中国小说，聊以自娱。（三年级男生）

② 因为我很喜欢不幸的结局，觉得耐人寻味。……“小绿拖鞋”是这篇作品的关键词。在梦想的最后片段里，作为美好回忆的零星片段，“她”提及“小绿拖鞋”，说：只在记忆里，能够永远持续当时的美好的思念。但是，“我”不能忍耐只在记忆里的“她”，要记住“她”现实的那双脚，扯下了“她”的袜，露出来了没有肉的一支白脚骨，导致决定性的悲惨结局。——我特别喜欢这一段。（二年级男生）

③ 内容很容易懂。……《微神》触动人普遍感情的地方很多，很容易理解，我对中国增加了亲切感。最后“我”和“她”无缘再见了。把女主人公的人生设定得彻底无情，最后都没合缘——故事情节十分有现代性，这也许是使我觉得容易看懂的缘故。（三年级女生）

使我觉得意外的是：②断言“喜欢不幸的结局”，对作品中最有趣但却不想正视的场面说“特别喜欢”。还有③说“把女主人公的人生设定得彻底无情，最后都没合缘”——但对这种故事觉得“十分有现代性”。可以说，对悲剧结局有着肯定性的兴趣，一般地对意识到包括天灾人祸在内的不确定的未来，活在不稳定的现在中的年轻人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反应。但也有可能是现代的青年内在意识萌生着一种变化的预兆。假定悲剧故事为“现代性”的话，那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想把同学们的这种反应作一个引子提示这一议论的线索。

说一说我遇到的第二件事。那是在第一件事大约一个月前的事。日本的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就“文革”发动50周年，召开了一个圆桌讨论——题为“文化大革命和其记忆”[2]。会上有位当时受过“文革”影响的教授发言说：“文革”缺少“宗教性”（这句话在日本一般来说是人们忌讳说的），也就是说要有“超越性”。

他说的意思可以理解如下。没有“超越性”，便不能形成保卫道德的主体或个人，会有再产生“文革”般非人道的混乱。因为超越性在形成个人主体时，将起两个有着表里关系的作用：一个是让“我”将自己承认为特定社会的成员，另一个同时“我”将该社会的禁止事项内面化，正是这样才能对伦理的形成有所帮助 [3]。简单地补充说，在现代化社会里，人们从封建的共同体解放，成为独立个人的抽象性存在。为了集合这样的个体，保障市民社会，需要有超越性的东西。这超越性和个人的关系好像现代的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这超越性肯定承认个人的存在，同时命令个人禁止一些事情。这样个人内面里会检查自己，产生后悔、歉疚的感觉，形成个人性伦理。我那时当场问上面的那位教授：如今有什么能担负起超越性的东西？我记得他的回答是：“超越性因人而异。”

但我想：如果没有统一的“超越性”、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超越性的话，那不就太为难了吗？当然在一个社会里，全体成员不能将完全一样的超越性内面化。他们之间只要有共同的基础、只要在社会道德（禁止事项）上没有很大的差距，每个人就不仅可以在某种共同的地方议论、合作，还能够形成像尤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圈”。

可是“超越性”——以后我会具体补充——在后现代的现在正渐渐衰弱、颓落。在这种情形之下，个体有时会故意遮断和“他者”的联系而显示为特殊的个别存在——这当然不是物质的而是抽象的——占“超越性”的地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可以提在日本相模原杀伤残疾人的嫌疑犯。据说他供述“希特勒的思想落在我身上了”。对他来说，那种优生学思想就是他的“超越性”，因此完全没有对牺牲者的罪恶或后悔意识。他的行为是听从超越者的命令而来的，他只不过是忠实实行“他”的命令。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是一个“超越性”退化的结果。我们还很容易联想到不加选择地实行暴力恐怖、滥施轰炸的原理主义者，他们的精神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我刚才说到的“公共圈”代表“我们沟通就能互相了解”的精神，而与不容分辩地开枪杀人的人之间创造不出互相协商的“公共圈”。

在此我想说的是：如有超越性，人一定会基于人性伦理而行动——这种想法已经成了一个幻想。现在“超越性”的状况，与刚才介绍的学生们肯定地接受（再说“肯定地参与”）故事悲剧结局的心理之间，是不是有某种相符之处？假如《微神》的悲剧是“现代性”的故事，那么让我在现代的文学和鲁迅的文学中探索一下其“现代性”。我认为通过这样的探索，能找到重新研究鲁迅主体的意义，同时也会产生在现况下参照鲁迅的意义——这就是我的框架。

二

为进一步进行议论，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日本和中国的所谓“80后”作家，尤其提三篇女作家的作品讲讲。日语的作品也许没有汉语翻译，仅供参考而已。首先介绍一下绵矢莉莎 [4]的《打开吧！》。这篇小说首先描写了主人公女高中生的初恋，然后展开典型的三角恋关系。作为主人公的女生不允许恋爱对象“TATOE君”和他的恋人“美雪”一起去东京升学，为了复仇，她竟然跟“美雪”结下了性关系。故事的重点从她要做“TATOE君”的恋人，逐渐变到她渴望让他人坚定地承认自己的心理。她独白说：“救救我。她小声自语。/救救我，看看我，对我伸手，捡起我！”[5]她渴望、彻底相信会有某一个存在好好地对她说：“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活着就十分美丽”[6]。

最后原来作为情敌的“美雪”容忍主人公的各种恶意行为，甚至还感谢她接近自己。“TATOE君”也在众目面前说：“无论如何带你去（东京）。”表达了容纳主人公的愿望。她一个人坐着不知去处的电车，这么想：“我绝对不（跟两个人一起）去（东京）。他们用最好的方法教给了我，我不用去。”[7]她最后理解了自己最关心的是有“什么”可以确认她、支撑她。这个故事的焦点不在于恋爱的成功或从失恋中恢复过来，而在于她的内面危机本身。总而言之，本来的超越性衰弱未能许诺主人公的内面安定或形成伦理。这也在“TATOE君”的父亲使用家庭暴力（DV）的情节中表露出来。在这篇故事里，“父性”差不多没有起什么作用。正如“TATOE君”（日语的意思是“比喻君”）是在这篇故事里起父亲性的“代替”隐喻似的。“美雪”反而表现了某种“母性”。

第二篇作品是村田沙耶香 [8]的《消灭城市》。故事的时间定于近未来，描写主人公雨音从少女时代到（大约）30岁以上的时期，写每个时期的男女关系、性意识、结婚、养孩子习惯的变化。习惯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阶段。雨音经历了从开始时对自己所在的环境觉得违和，到最后能够被每个阶段的环境同化的过程。在“未来”的社会，大人都担着“妈妈”的任务。因为人工授精隐蔽了亲子关系，出生的孩子们都将作为“小孩子”被养育。可以说是一篇反乌托邦的小说。

雨音最后发出悲痛的叫声说：“在每个世界里我都可怕的正常。我想那就是异常吧？”[9]“没有比正常更可怕的发狂。不是吗？虽说是发狂，却是如此的正确 [10]。”“妈妈我害怕。正常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追赶我来，我在所有的地方都是正常的。”[11]“正常”原本应该构成她内面和伦理的“超越性”，但是它继续变化不止。不用说，继续变化的“超越性”本身就是自我矛盾，不能说成什么“超越性”。可以说作品以反乌托邦的形式，描写了后现代的个人内面和伦理危机。

最后我讲一篇中国“80后”作家的小品，是张悦然的成名作品《黑猫不睡》。她擅长寓言，这篇也可以看做寓言。跟《打开吧！》一样，它以揭发父亲在家里的暴躁作为故事的开端。假如把家庭内暴力看做“父性”的隐喻，其“超越性”很明显地颓落了。如果把主人公“我”所宠爱的黑猫墨墨对置在“父性”关系中，它肯定会成主人公内面本身的隐喻。父亲说黑猫是不祥物，粗暴地踢打它，墨墨昼夜不睡。它被打得满身伤痕累累，最终残废了。那个父亲不是培育亲生女儿的内面，反而坏灭她的存在本身。

假定小说中的“我”是古典故事里的“小公主”，邻居晨木应该就是挽救这位公主的“王子”。他答应替她好好照顾怀有身孕、被赶出去的墨墨，但他最后瞒着她把墨墨扔到了野外。雪化后，“我”在幼儿园的一个角落发现一具猫尸。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有了一些钱，搬家到别处。但她没向晨木告辞。有一天她被莫名其妙地感情驱使，回到以前住的地方。晨木也已经搬家不在了。但他留下一张留言说：他后悔把墨墨赶出去，现在找回墨墨生的小猫在喂养。她想见见他和墨墨的孩子，但晨木留下的地址被雨水打落，不知漂去何方了。“我们还会相逢吗？”作品以她这句问话为结尾。作为隐喻来看，她内面的后继应该在晨木那儿活下去，但她已不能找到它了。这样，和日本最近的小说一样，“超越性”是不是在中国也已经没有了？我通过这篇作品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三

那么，这和鲁迅或鲁迅文本有什么样的关联呢？现在和鲁迅生活的时代已隔了一百来年的岁月了。“超越性”即使在现代已颓落，与鲁迅在世的时代相比，其地位与表现也都不一样了。但我想以《消灭世界》里的《途中》为线索再加以考察。文本《消灭世界》里，雨音的朋友树里这么说：“人不断进化，灵魂的形象和本能也在变化。地上既然没有完整的动物，完整的本能也不会存在。人都是进化途中的动物，所以和世界符不符合不过是个偶然，谁也不能知道一刹那后的那个对不对。”

研究过鲁迅的人一定会从《途中》这句话想起“中间物”。《写在〈坟〉后面》里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虽然较长，引用一下。

“……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12]（着重号由笔者所加）

这样的鲁迅“中间物”意识自1980年代末汪晖强调以来 [13]，比较广泛地被认同。我想把“中间物”更严密地规定为“该消灭的中间物”[14]。这种意识早在五四运动启蒙时期已有，从在《热风》里的随笔《随感录》中或在当年的讲演中，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以下鲜明显示了鲁迅的进化论观：[15]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这个时期的鲁迅认为自己是先导、启蒙的导师。因此鼓励青年人，光虽然很是微薄，要向黑暗发出叫声。他这么说：“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随感录》41）[16]

这里说的“我”应该是鲁迅也包括在内的。“我便是唯一的光”——这句话体现出当时的觉醒者的骄傲。所以在五四时期鲁迅的意识里，“消失”好像是“退去、撤退、交代”那样温和的形象。

但是到了五四退潮时期，一直看成伙伴的“进步派”内部发生了分裂。甚至他从故乡搬家努力结成的一家也由和盟友弟弟周作人决定性的不和导致解体了。兄弟俩一直没说详细，所以失和真正的理由到现在还不能搞清楚。这事件是1923年发生的。众所周知，大约从此时到1927年跟新的伙伴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住的时期，就是鲁迅思想的苦恼和摸索的时期。那时刻苦恼和纠结的心境，被他写在散文诗集《野草》和第二本小说集《彷徨》里。

简单点儿说：鲁迅认为自己的思想很旧，从上面的引用来说，自己就是“背了古老的鬼魂”“中庄周韩非的毒”的旧人——这样的自觉折磨鲁迅的精神。契机无疑是和周作人的不和和绝交。我以前提出过假说：他怀疑本人才是陈旧的“家长似的存在”[17]，并且周围社会的低潮也动摇着他的理想。这段时期之后，提倡“革命文学”的“新的”青年文学家上台，把包括鲁迅在内的人们当成“落后”加以批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纵览上述脉络，总结下来，鲁迅也有“超越性”的危机。他的自我意识与要贡献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当时所说的“革命”）结合得很密切。但他在自己内面和外面也看到了陈旧、无法挽救的黑暗。自己不能启青年人之蒙、鼓励他们做“觉醒者”，却给青年人感染“黑暗”的黑漆——这是鲁迅心里的“恐怖”。

那时代的万象的确在各个侧面与现代不一样。但从“超越性”的危机和克服的角度来重新追问鲁迅那时期的思想——也有可行之处。围绕鲁迅克服危机的问题，我曾经谈及《彷徨》里的小说《孤独者》，就此有过题为《危机的葬送》的拙文。[18]文中我写道：“描写了挣扎脱离从来的自己的势态”和告别过去的“预告”，可以说鲁迅是在要从危机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之中。

用一句话概括他的克服，可以说他占据了上述的“该消灭的中间物”的位置，从旧营垒来的人也有其价值。当然五四时期已有类似的意识，但那时候的重点在于“中间物”。对此克服后的重点则逐渐转移到“该消灭的”。因此消灭的形象也由“退去、撤退、交代”变为真正的“接近、破灭、灭亡”。为了把这个形象用鲁迅自己的话表示出来，无妨举鲁迅写完《孤独者》四天后写的《伤逝》为例。这文本很多研究家视为在鲁迅的小说里唯一一部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有人把它当成鲁迅本人传记人生而看，但现在不讲这些了。

主人公为涓生，女主人公为子君，在涓生的引导下子君受了启发，在新的思想下，他们经过恋爱开始同居生活。“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9]——这就是她的决心。但在当时的社会里他们的同居是不纯的，风声传出，涓生被解雇失去工作，他们俩面前开始投下阴影。子君胆怯了，涓生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如果我一个人就有很多方法出世。“我也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忏悔了”[20]——这是涓生的最利己的一面 [21]。他不禁想：如果消去她的存在——涓生想应该告诉她真实，最后告别。“她应该决然舍去”[22]，但她最初的决心是有他的支持才能坚持的。她没有办法回娘家，在周围的白眼里终于好像自杀而死了。知道这个事实后，涓生十分后悔，他这么说：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23]

但这是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事。对不信鬼魂、也不信地狱的涓生来说，“这却更虚空于新的生路”。因此他只好让子君葬在忘却的彼岸，自己活下去。“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24]

再怎样悔恨、谢罪，子君也不回来了，这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告白，但在这儿也可以闻到一股利己的味儿。总之涓生想着未来尚未明确形成“超越性”，因此“新的活路”也不诚恳，变得含混不清了。对于这段时期的鲁迅的文章，丸山升这样指出过：“重复出现模糊不清或荡漾的形象、想看清楚但不能看清楚的烦躁”。[25]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由于不懂现实黑暗，更由于不能发现并注意到、谴责自己内面利己的“超越性”。

从危机中救赎鲁迅的，传记上看来，是恋人、伙伴许广平的出现。但在理论上重要的是，在即将脱稿《孤独者》《伤逝》之前买的托洛茨基《文学和革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长堀祐造教授的研究 [26]，详细让他讲，做起码的补充，鲁迅通过和在《文学和革命》里的同路人概念的同化，确立了自己对革命的立场。不是作为“觉醒者”而是作为从“旧营垒”来的人，懂得了自己能贡献于革命的斗争。在当时的共产党员中，“同路人”好像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其实这才给了鲁迅最大的“挽救”。为什么呢？

过了几年后他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这么写道：

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27]

长堀教授也这样解释鲁迅的意思：“鲁迅渴望着中国实现真正的革命。实现这个希望，他也许有觉悟自己接受‘同路人’的悲剧命运。那不是像嘱咐自己这个觉悟似的，说到叶遂宁他们的死吗？”[28]于是我想说：这“同路人”的“悲剧命运”的比喻相当于《伤逝》的涓生的“地狱”。有了“地狱”，才能确定怎样对子君赎罪，“新的活路”也有了明确的形象。“真有所谓地狱”——这空虚的假定也逆转起来，有了意义了。对悲剧结局的自觉反而使他的生活信念复活起来。按照这样的脉络，可以说形成了“超越性”。还不妨换句话说：像竹内好说的“回心”或像伊藤虎丸说的“终末论”。但我本人斗胆拘泥于悲剧的结局，认为在“该消灭的中间物”的概念里，也有着一重“该消灭”的意义。我以为还应当说，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过激性、战斗性也是由于这“新的生路”之可能而产生的。

四

2015年正值鲁迅逝世80周年。回顾过去，要把这样的鲁迅故事适用于现代——是相当困难了。比如《消灭城市》的雨音的问题是：每次变为“正常”。但鲁迅的问题完全相反，不能变为“新的时代和人”。我们不能忽视双方的差距。对鲁迅来说，因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为之培育“新人”、所谓“立人”是绝对的前提，所以鲁迅自觉自己是“旧人”而苦恼。我们不能向雨音、爱和美雪要求同样的心志。

但在急速变化的现实里，我们也不得不对“新的时代和人”敏感起来。离“新的时代和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借鲁迅的话说：作为“同路人”要保持自己（也许是很旧的自己）的价值意识而参与社会的变化，为此要确实地树立起与一般概念保持一定距离的“超越性”来。如果从前的、担保进步的现代超越性已在衰弱、颓落——参照像鲁迅那样接受悲剧结局而形成的“超越性”，如果也被现代青年所肯定和接受——那么可以说现代青年实现了与鲁迅精神之暗合。

但我为避免误解要补充一下：这绝不意味着要“悲观”。悲剧结局对鲁迅来说，是极具体的事件，但像鲁迅自己那样不一定是生平内部的事情。当然应该认为这结局无论何时必须会到来，问题在于怎样把悲剧结局具体地内面化。我推测这是无用功，因为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完全推测不到的新事态来，或会变为新人，那时我会完全被排除——这样的自觉是一个例子。到那时为建立更好更丰富的广义人际关系（社会）而努力，并且这样活下去——这只不过是更详细地展开鲁迅的自觉而已。

恐怕我的报告有点儿难懂。最后要说，刚才我讲的鲁迅印象是我一个人的。说“独特”固然好听，实际在中国和日本都没得到什么认证。从我的直觉来看，现在是激动的过渡期，此时我个人的愿望是将鲁迅不仅仅作为过去的文学遗产而阅读，而且也作为世界人类的智慧，向着未来而阅读。说起悲剧结局的自觉，大家觉得这好像带着悲惨的消极性，可是我绝不这样想。我却希望：鲁迅的自觉要开拓新的生路，在猛烈激变的全球化之中，对“落后”的、“被卷入”的人们来说，不是一种“疗愈”的文学吗？比如说，佐尔格事件后受日本社会白眼的尾崎秀树（秀实的弟弟）,“文革”中被批评下放的钱理群教授等，他们后来都说以阅读鲁迅作品才能够支撑得住他们内心的苦闷。现在“疗愈文学”的鲁迅文学，我还未能全面展开分析。可是就我的鲁迅印象来讲，他的战斗性也是依靠其“悲剧结局”发展的。那么把鲁迅只看成战斗的、革命的文学家的定型看法，虽然不是完全错误，但不是已经有点儿表面性的“教条”了吗？

（校订于2016年8月27日）

[1].教材为相原茂主编：《老舍·微神》，朝日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简略老舍原本的开头部分而编的。原作收在老舍《赶集》,《老舍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今年（按：2016年）7月10日在东大本乡法文2号馆召开了该研讨会。在第2部举办了该圆桌会。马场公彦（岩波书店）提问，尾崎文昭（东洋文库）和坂元广子（一桥大学）发言，由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主持。

[3].这个“超越性”初步可以理解为和《第三者的审级》（大泽真幸）、《他人的他人》《大〈他人〉》（拉康）等类似的概念，但是在以后的议论里也有一些差距。

[4].绵矢莉莎1984年出生于日本。2004年以《欠踹的背影》荣获第130届芥川奖。〔日〕绵矢莉莎：《打开吧！》,〔日本〕新潮社2015年版。

[5].同上，第128页。

[6].〔日〕绵矢莉莎：《打开吧！》,〔日本〕新潮社2015年版，第178页。

[7].同上，第182页。

[8].村田沙耶香1979年出生，准确地说不属于“80后”，但可以同时期而论。2016年以《便利店人》荣获第155届芥川奖。〔日〕村田沙耶香：《消灭城市》,〔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5年版。

[9].〔日〕村田沙耶香：《消灭城市》,〔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5年版，第207页。

[10].同上，第228页。

[11].〔日〕村田沙耶香：《消灭城市》,〔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5年版，第237页。

[12].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1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日本〕久大文化股份公司1990年版。

[14].这句话极近似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由斯拉沃热·齐泽克提起的“在消灭的媒介者”的概念。按他们的说法，那表示在一样的形式里溜进不一样的内容去。在形式本身被解体时这也消灭。参照这个议论很有意思。但说起来长，脱离本题，现在只提出问题为止。

[15].关于鲁迅的进化论，请参照拙稿《探索鲁迅进化论的渊源——赫胥黎·严复·尼采》,《飙风》2016年55号。

[16].鲁迅：《随感录·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页。

[17].请参照拙作：《解读鲁迅》,〔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及拙稿：《鲁迅的声音为什么沉默——对于周兄弟事件的妄想的推理》,《飙风》2014年52号。

[18].见拙作：《解读鲁迅》,〔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94页。

[19].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20].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21].涓生的利己主义，写得很故意明显。很难解释为作者的分身，但是从当时鲁迅在内面纠结的“个人的自由（或无政府）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对立——这观点考虑，可以说涓生极端地例示前者。对鲁迅作为前者的参照有俄罗斯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

[22].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23].同上，第130页。

[24].同上。

[25].〔日〕丸山升：《〈伤逝〉札记》,《鲁迅·文学·历史》,〔日本〕汲古书院2004年版，第75页。

[26].〔日〕长堀祐造：《鲁迅和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文学和革命〉》,〔日本〕平凡社2011年版。

[27].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4页。

[28].〔日〕长堀祐造：《鲁迅和托洛茨基——在中国的〈文学和革命〉》,〔日本〕平凡社2011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