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

林曼叔 香港《文学评论》杂志社

内容摘要：所谓鲁迅精神基本上就是批判精神。他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发出他真诚的声音，不为任何权威所囿，不向任何主义膜拜，他既“不识时务”，也不怕被人讨厌，不怕被人觉得可恶，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夺回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主权。他以敏锐的观察与怀疑揭穿社会上一切的瞒和骗，虚伪和粉饰，给予强烈的深刻的批判。他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更体现着批判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我们应以鲁迅面对现实的批判精神重建我们的思想主权，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最缺乏的。学习鲁迅，如何做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关键词：鲁迅；社会；批判

一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是在现代中国才出现的群体。他们不是旧时的文人学士或士大夫，“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求得一官半职，在统治阶级面前俯首帖耳，委曲求全，等待恩赐的人。现代知识分子除了要具有丰富的知识，还要有时代的使命感，有社会的责任感，具有批判的能力和创新的精神。所谓“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操。

中国历代学者的思想活动摆脱不了儒家学说的制约，只有服从盲从，却从不敢逾越或批判。学术研究也只限于注释儒家经典，即使被称为理学大师的朱熹、程颢、程颐等都是如此，什么学术思想的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被阉割或自我阉割了。自18世纪以来，更由于清朝的文字狱无日无之，中国的读书人只知明哲保身，埋头八股诗词，以求加官进禄，做个安分守己的“奴才”。鲁迅慨叹在中国没有天才成长的土壤，也没有培育真正知识分子的土壤。在专制制度下，天才总是被埋没的，知识分子的才能总是被扼杀的。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学士向来虽曰清高，实则潦倒。当权者只知使唤，何来尊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就慨叹道：“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谤毁，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析者。东方恶习，尽此数言。”[1]中国历代的读书人有的成为统治阶级所豢养的帮闲或帮忙甚至帮凶，所以鲁迅又说：“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2]中国读书人的悲哀，莫过于此矣。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西方历史的发展认识到也觉悟到：16世纪以降，西方出现了豪杰之士，敢于对传统宗教，对政治制度，对各种迷信习惯，对那从来不可侵犯的权威，彻底怀疑，彻底批判，顽强抗争，迫害不惧，冒死不悔，然后才产生思想的革命、科学的创见、政治的民主、个人的解放，而奠立今日的西方文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思潮的过程中，从传统的束缚中痛苦地解放出来，觉悟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职责之所在，而有所追求有所作为而成为社会的批判者。一个社会的进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并不是由于传统思想之演进，而是由于对传统思想之怀疑，不是由于对旧有制度之改良，而是由于对旧有制度之反抗。鲁迅自始至终相信只有彻底抛开传统的束缚，抛开对主义的盲从，抛开对宗教的迷信，思想才能得到真正的开放，才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寻求新的道路。鲁迅用他锋利之笔，毫不留情地揭露封建宗法制度的病毒，对民族所造成的巨大创伤，以期使我国人能痛切认识自己，从而有所觉悟，有所改变，有所进取。

二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历史必有充分的认识。所谓“观今宜鉴古”。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饱学之士，从梁启超到严复，从陈独秀到李大钊，从胡适到鲁迅，都有极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只有充分了解历史，才能有所启发有所批判。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3]。知识分子既有承前的职责，更有启后的任务，从历史的批判中为后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读史绝不能拘泥于史，成为历史的俘虏，而是要把前辈的痛苦经验，作为我们的宝鉴，作为社会发展的肥料，从而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

历史记载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原始社会不断演变而至现代社会，每一个时期都显示着人类的智能和光辉。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应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成长。一个民族的文化应有不断生发的能力，也应有不停消化的能力，否则社会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鲁迅深刻认识到：一个缺乏吐故纳新的民族，要走进或融入现代社会是极为困难的。我们热爱它，更需要批判它。这就是鲁迅一生的事业。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崇尚科学精神。所谓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精神。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探求历史真实是一严肃的任务。鲁迅最痛恨统治者为其统治利益而篡改历史编造历史的做法。鲁迅就指出：“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的《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4]在专制时代，道出历史真实是罪不可恕的。我们要以古为鉴，首先就必须把“古”这面镜子擦亮，才能照映出现实的美与丑。求真是历史批判首要的工作。

求真起于怀疑。子曰：“听其言，观其行。”孔子是怀疑论者的祖宗。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必须有他的怀疑能力。没有怀疑能力，就没有思考能力，也就没有批判能力。尼采就是一个善于怀疑的哲学家，他从怀疑上帝的存在而宣称上帝已死，从怀疑自己的存在而重新确认生存的意义。对现实社会敢于怀疑才能发现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作出切中时弊的批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从皇上的意旨到前辈的言行，都是不可怀疑的，不可过问的，要不就不忠不孝，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小则挨骂，大则丧命。我们的民族从来就是在糊里糊涂得过且过中过日子。

怀疑需要勇气。鲁迅是敢于怀疑的社会批判者。从对历史的审视，对现实的审视而产生怀疑才能生发更为深刻的思考，要不然，只是一个有知识的呆子而已。曹聚仁在《论“多疑”》对鲁迅的“多疑”有这样的说法：“鲁迅先生生前，已经有人说他‘多疑’；这从他自己杂文中所散见的讽刺这‘恶谥’的话可以知道。”“天下惟有富于理智的人，能用犀利的眼光，对观众作透彻的解剖。他这种解剖，在天真的，老实的人，容易认为多疑，因为他们实在看不穿。而变把戏骗别人的人，也会说是‘多疑’；因为他自己最明白葫芦里卖什么药，惟有抹杀透彻的解剖，说那是‘多疑’，方能使天真的老实人上当而不疑。”[5]鲁迅并不讳言他的多疑，在《〈自选集〉自序》中说：“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6]胡绳说：“当满耳只听到万岁万岁的声音而人民的苦难依然如故的时候，鲁迅以怀疑的眼睛望着这个民族，独自咀嚼着痛苦与悲愤，这难道不是时代的良心的表现么？”[7]鲁迅对社会现实问题有他深刻的观察和认识，也就有更为深刻的怀疑和批判。他毫不留情揭发那些层出不穷的欺骗手段，他指出：中国现实政治，就如一种“变戏法”[8]，一种“骗局”，受骗的总是善良的百姓。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他的社会责任，揭露这种欺骗手段和语言的伪术，并作出严厉的批判。

出于他的怀疑，对问题的看法要比别人深刻得多，特别对中国民族劣根性也有更透彻的批判。在《致龙炳圻信》就有一种非一般的说法：“先生的信上说：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种现象，实在可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9]这就是鲁迅对中国民族性认识之深刻与批判之尖锐之处。

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对于他所处的社会，应时时启动他感应的神经，启动他怀疑的触觉，发现问题之所在。鲁迅特别注重的是“现在的”中国人的“现在”生存处境。从他的文字里，无不针对现实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现实往往是荒谬的，我们生活在荒谬之中而不自觉，争权夺利成了生活的常态，醉生梦死成为生命的常态，得过且过无动于衷的处世哲学只能使荒谬更加荒谬。只有不安于荒谬才能有抗拒的意识而发出呐喊。一个自我陶醉的民族，要进步是困难的。所以他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10]对现实有他的不满，才有他的怀疑，才有他的批判。

鲁迅批判那些只知权衡利害，不辨是非，凡事和稀泥，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熟视无睹的所谓知识分子：“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教人‘非礼勿视’的了；而这‘礼’又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再回到‘正视’问题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产生的痛苦，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上看来，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11]一个学者如果把自己关进书斋，离现实，就难免“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12]

鲁迅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他独特见地，不应人云亦云，屈从于世俗的说法。他对《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一书的作者作了这样的批评：“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评’，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为这意思是不完全的。第一，要先看怎样的‘世评’。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污，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13]一个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坚持，而不是盲从。他认为：“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14]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强调：我们“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15]。而“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16]并且“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17]鲁迅的笔尖一直对准社会的“瞒和骗”。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鲁迅对社会的批判是充满对民族的爱，他曾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意在复兴，在改善。”[18]正如茅盾所说：在“他的著作里却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老中国的毒疮太多了，他忍不住拿着刀一遍一遍地不懂世故地尽自刺。”[19]而他始终对中华民族怀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伟大的爱。

三

冯雪峰在《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中，认为鲁迅是一个“战斗的社会写实主义者”[20]。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必然是一个社会的批判者，其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意义也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意义，作品的思想内容越深刻越见其批判的张力，也就更具有战斗性。鲁迅实质就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就指出：中国“诗人自倡，生民不耽。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21]他尝推崇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派，认为是世界文学的新声，中国文学应该发出这样的新声：“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22]这是鲁迅所期望于中国文学的，而这也是鲁迅文学创作的基调。鲁迅一开始从事他的文学创作，就从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而产生怀疑、作出批判，进而写了《狂人日记》，所谓“狂人”正是作者的化身，以其离经叛道力抗世俗的姿态，指出“礼教吃人”的历史事实，产生强烈的震撼。鲁迅的小说充分表现其对传统对社会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从《狂人日记》看到对礼教吃人的现象，从《孔乙己》看到中国读书人的悲哀，从《阿Q正传》看到被封建传统所扭曲的国民性格，从《祝福》可看到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作者以深沉的爱写出他们不幸的命运，也体现出作者对民族劣根性最深刻的批判。

杂文是鲁迅所独创的文艺形式，乃最方便最犀利的批判武器，把诗和政论统一在他的“杂感”里，来得更为尖锐更为有力。他在《小品文的危机》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23]鲁迅的杂文是以尖刻著称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的认识比谁都深，对问题的看法比谁都深。他知道：“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24]“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我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25]从鲁迅的杂文，我们看作者爱憎是强烈的，是非是分明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26]他以他尖锐的笔尖，戳破一切的瞒和骗，一切的虚伪和掩饰，体现他强烈的爱与憎，正因为这样，才能引发社会的反响和读者的共鸣。

善于讽刺是鲁迅杂文的一个特色。古今中外文学史都有讽刺文学，而且都是文学的杰出作品。冯雪峰对鲁迅的讽刺文学曾作了这样的论述：“讽刺文学一般地是在某一社会制度烂熟到不合理的存在，而对抗这社会制度的新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生出了的时代，即新旧二种社会理想相冲突着的时代所产生。即在旧的社会制度成为对于新始产生的社会的障害了的时候，讽刺文学便产生了。例如在帝政俄罗斯的黑暗时代便产生了果戈里和薛特林的讽刺作家，又如在十七世纪的贵族和僧侣的法兰西是产生了莫里哀这喜剧作家。格罗斯这讽刺画家是产生于德国资产阶级愈趋丑恶而无产阶级则日益健全的现在。鲁迅先生是产生于封建势力（以及‘资本家的走狗’们）积极地阻挡着新起的势力的现代中国社会。”[27]鲁迅说：“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28]虽然对人对事有所讽刺，但作者还是应该心怀善意和诚意的，否则就是无理的谩骂，失掉讽刺的意义，也失掉文学的意义。鲁迅杂文正是荒谬社会的产物。

关于“骂”的艺术，在鲁迅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笔法。“骂”是古今中外的一种艺术，特别是新旧正在恶斗的时候，更是一件有力的批判武器。关于“骂”，他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29]而“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30]在给吕蕴儒的信中也说：“我想，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罢。”[31]所以林语堂当时就有这样说法：“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当耶稣大闹耶路撒冷圣殿怒鞭×××时，简直与鲁智深大闹瓦观寺一样，并没有什么学者态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骂德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吴稚晖不得不骂野蛮文学，这都是因为其感觉之锐敏迥异常人所致，所以骂人之重要及难能可贵也就不用说了。”[32]鲁迅善骂，但他认为：“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33]“骂”就是一种批判的有力的武器。该骂的时候还是要骂的，但要骂得理直气壮，骂得光明磊落。

四

鲁迅三十年的笔墨生涯，几乎在论战（或曰骂战）中度过。他与陈西滢战，与梁实秋战，与胡适战，与林语堂战，以至于与创造社、左联中人战等，他说：“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自问数十年来……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34]在致曹聚仁的信也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还有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35]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又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枭鸣，报告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36]尼采说：作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要向时代道德开胸破膛动手术，为的是让人类获得新生。他们总是发现，在各种受人类尊重的当代道德的后面，有着太多的伪善，惰性，放纵和轻忽的东西，有着太多过时的东西。”[37]鲁迅的杂文可谓处处直击要害。

在中国文坛，鲁迅往往是孤军作战的，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围攻，无所畏惧，正如尼采这位雄辩家所说：“我在战斗中坚持四项原则：其一，我只攻击那些已经获得胜利的人，如果必要，我会等到他们成功时才去攻击；其二，我在攻击那些人时，不会去找盟友，也就是，我总是单兵作战，在作战时不会连累任何人。这是我认为的正当行为的标准；其三，我从不进行人身攻击，我只是将个人看成一个观察社会的工具，借此可以更清楚了解那些普遍而难以把握的丑恶现实。”[38]这正是鲁迅的战斗风格。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中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39]又说：“文章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40]姚克也曾说：“他是一个冷静，尖锐的观察者……他会和你因意见不合而闹翻，甚至于绝交，但我可以保证他绝不会出卖你。他可能和你在战场上杀个你死我活，但他绝不肯在暗地里向你放冷箭，或在背后刺你一刀。”[41]何等光明磊落，才是一个真正的战斗的作者所应具有的风度。

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总有他的坚持而与整个社会议论背离也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做一回事，旁人对他毁谤，也不足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的追求。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是无可避免的事。在鲁迅看来，作为一个社会的批判者最可怕的是没有对手，即使他们的诬蔑也证明着他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鲁迅说：他的作品“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们有时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42]他明知说的话会被某些人所讨厌的，而他始终坦然面对，正所谓“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曾巩诗）。鲁迅宁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的”战斗者，才能写出心以为然的文字。当你面对邪恶而沉默，无意中就成为邪恶的帮凶。也许令人讨厌，令人可恶，但并不令人觉得可耻，而是正气凛然。车尔尼雪夫斯在论述果戈里时，说：“凡是对随便什么人都要逢迎的人，他除了自己以外，就随便什么人都不会爱；凡是对一切都觉得满意的人，这个人就不会做出什么善事来，因为对邪恶不感到痛恨，就不可能有善。要是这个人没有人去憎恶他，也就不会有人去感激他。那些需要保护的人们，是有许多地方值得感谢果戈里的；他已经成为反对邪恶和平庸的人们底领袖了。因此他就得到了在许多人的心中激起对他仇恨的荣誉。只有到了他所反对过的一切平庸、卑劣消失无踪的时候，大家才会异口同声赞扬他。”[43]鲁迅就是这样。车氏还说：拜伦在人类历史中，是一个几乎比拿破仑还要重要的人物。鲁迅在中国的现代历史地位也是如此。

当一个社会处于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候，多么需要有不怕被讨厌，不怕被可恶，不怕被围剿，不屈服于权力，不屈服于金钱，勇于怀疑，敢于批判的知识分子。这就是鲁迅精神。我们要学习鲁迅，做一个真正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2016年6月于香港）

[1].鲁迅：《摩罗诗力说》,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2].同上，第70页。

[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4].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5].曹聚仁：《论“多疑”》，上海《立报》1936年10月29日。

[6].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

[7].胡绳：《论鲁迅的“悲观”》,《大公报》副刊《文艺》第1207期，1941年10月19日。

[8].鲁迅：《现代史》,《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9].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0].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11].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12].鲁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13].鲁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14].鲁迅：《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

[15].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16].同上，第252页。

[17].同上，第255页。

[18].鲁迅：《致龙炳圻》,《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19].查国华、杨美兰主编：《茅盾论鲁迅》，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20].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1].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22].同上。

[23].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页。

[24].鲁迅：《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25].鲁迅：《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0页。

[26].鲁迅：《再谈“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27].冯雪峰：《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28].鲁迅：《论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7页。

[29].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30].鲁迅：《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31].鲁迅：《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32].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上海《语丝》周刊第75期，1925年12月14日。

[33].鲁迅：《“招贴即扯”》,《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34].鲁迅：《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35].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3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37].〔德〕尼采：《尼采自述》，黄忠品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38].同上，第9页。

[39].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40].鲁迅：《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页。

[41].姚克：《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纯文学》1976年第7期。

[42].鲁迅：《〈坟〉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43].〔俄〕车尔尼雪夫斯基：《俄国文学果戈里时期概观》,《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