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迷雾

张福贵 吉林大学文学院

任何历史都可以做多角度的阐释，阐释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而鲁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或一种历史本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一直处于单一阐释的状态。

从阶级和民族的立场去阐释鲁迅思想的价值与意义，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思想总是来自于客观现实，鲁迅思想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是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现实反映，也是弥漫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我们可以断定，今后对于鲁迅思想的这一阐释还将成为其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但是，思想又总是鲜活的，真正的思想是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因此，对于鲁迅思想的阐释仍然要依据当下的现实需要而做出调整，这是政治的逻辑，也是思想和学术的逻辑。当我们使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回望鲁迅研究的历史时，就容易理解鲁迅形象与价值的转化和变化，也会为我们未来的鲁迅阐释留下思想的空间。

鲁迅研究的历史实质上是一个被不断选择的思想过程，这种选择包括对其思想的简化和神化。而在鲁迅丰富的思想中，“民族主义”的有无及其评价始终是一团迷雾，无论是对其言语的分析还是行为的判断，都存在着复杂纷争。在“民族魂”的定义下，鲁迅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属性长期被强调和放大，而他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一面则往往被忽略和误解。

在说到鲁迅思想中的民族主义问题时，首先必须将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或爱国主义等概念区别开来，厘清其本质差异。我们看到，迄今为止在评价鲁迅民族主义思想的论著中，大多对民族主义本身及其在鲁迅思想中的体现做了正面的理解。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已经有诸多界定，但定义之间不无差异甚至对立，而且在具体使用中更是与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混淆。民族主义说到底就是坚持本民族利益至上，以单一国家、民族本位观去理解和判断世界大势，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极端化表现。在中国一般民众意识和言说中，从来就把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提并论，使之获得先天正义的地位。民族意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民族自我认同心理，民族精神是由民族传统文化孕育和滋养，进而成为推动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思想力量。相对于民族意识来说，民族精神具有更明确的价值取向。而民族主义则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生成，但具有明显排他性与极端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从这一意义上讲，没有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之说，因为相对于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来说，民族主义思想本身就是极端的，就像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之间的差异一样。虽说对于民族主义有着不同背景的解说，但是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中共几代领导人那里，几乎都没有对民族主义做过正面的具体阐释。相反，马克思、斯大林等曾从国际主义的阶级立场出发，对民族主义以民族性代替阶级性的思想本质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否定和批判。

在中国话语体系中，鼓吹世界主义和批判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不招人待见，甚至是冒道德风险的。因为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中最具道德感、普泛性和历史合法性的思想，也是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认同度最高的时代强音。民族主义往往以国家、民族等现实需要为指涉，以崇高、正义等精神旗帜为标榜，成为一种自我认同度极高、实践结果极为有效的思想口号。而且这一口号也确实在国家危机、民族救亡之际，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固执于这种先天正确和必定崇高的伦理逻辑，有时反而会增加民族历史的悲剧性，其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排斥外来文化、拒绝变革和保护落后的口号。鲁迅所处的时代有着生长和壮大民族主义思想最适宜的土壤，其思想中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研究鲁迅的最佳视角，而且这一视角不断被集中和放大。因此，在对于鲁迅思想中有无民族主义的探讨中，民族主义一词的属性和判断实质上已经发生了置换和神化，越来越成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同义语。

如前所述，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问题，曾经在学界产生过不小的争论。其实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答案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还是如何理解鲁迅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属性问题。从争论双方的阐释来看，大多对于民族主义做了一种正面的积极理解。有学者指出，“鲁迅一生发生了两次而不是一次方向性转变，因此有三个鲁迅：即留学时期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启蒙主义的鲁迅；左联时期的革命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鲁迅。这三个鲁迅又不是完全分割的，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的、完整的鲁迅的三个不同阶段。三个阶段的内在联系就是民族主义情结，这是鲁迅思想的深层结构，它使鲁迅在变中保持着同一性。”[1]在这一叙述中，民族主义成为了贯穿鲁迅思想始终的主体思想。

“百度贴吧”上有帖子批判鲁迅的反民族主义的思想，称“鲁迅是逆向民族主义始作俑者，必须批倒批臭”。而关于鲁迅思想的民族主义属性，周作人的判断可能最有说服力，他认为鲁迅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来概括。如何看待鲁迅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元素，是我们理解鲁迅思想属性的关键所在。我觉得，不能把民族主义和鲁迅思想中的民族意识混淆，后者自身也不能做更深的延伸解读。“留学时期的鲁迅选择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面对西方和西方文化的强力压迫，他全力维护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尊严，对西方和西方文化有所抵牾。五四时期的鲁迅选择了世界主义和启蒙主义，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以决绝的态度批判传统文化、推崇西方文化。左联时期的鲁迅选择了革命民族主义（反帝）和马克思主义，也是出自民族主义情结，因为他认为西方文化救不了中国，只有苏联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2]在这里，鲁迅思想启蒙的目的和动力都来自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延伸，而在鲁迅的思想和概念中，前者的目的恰恰是对于后者的否定。

鲁迅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是和对“庸众”的批判分不开的，而且这一批判也抓住了民族主义与话语权力结合所构成的互为表里的思想关系，并指出其强大的舆论杀伤力：“‘合群的自大’, ‘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3]

鲁迅很清晰地勾勒出了民族主义通过“多数主义”走向“党同伐异”思想暴力的轨迹。党同伐异行为的深层社会心理是人对于群体本身力量和自我脱离群体后的恐惧，本质上是怯懦，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卑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理下，人们通过“党同伐异”很容易获得一种自身的安全和荣耀，这对于缺少自主意识的人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由此可见，无论民族主义假以爱国主义之名获得多么崇高的赞许，也不可能成为走向个人自由和世界大同的桥梁。最终，民族主义只能成为“庸众”群体性的遮羞布和虚荣面具。

应该看到，鲁迅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思想性的。他深挖民族主义的文化之根，把批判民族主义与倡导个性主义的思想联系起来，服从于“改造国民性”的立人之说。民族主义的伦理基础是大众化、群体性的，这对于思想启蒙的个性主义构成了自然的集体围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厘清鲁迅思想中民族主义和个性主义之间的真实关系。

第一，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民族至上、群体本位的大众化的民族思想体系。鲁迅思想中从早期的“立人”思想到后来“改造国民性”的主张，都属于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谱系，这是其思想的主体。像孙中山等人一样，早期鲁迅存在着本真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元素。但也正是在表达民族主义这一时代思想的同时，鲁迅更倡导当时十分超前的个性主义思想。当鲁迅将“任个人而排众数”、“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的判断组合在一起，来探讨中华文明辉煌传统时，所谓的民族主义元素就已经变成了以个性意识为内核，重构民族精神的思想武器。鲁迅对于“庸众”的批判和对于“个人”的张扬，已经十分清楚地把鲁迅与一般的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了。如同鲁迅当时否定中国尚未建立的议会制宪——“众治”一样，都是为了实现“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理想。

第二，不能把鲁迅思想中一般意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解读为民族主义。千百年来，人类所共有的忧患意识、救亡图存等意志精神并不等于民族主义。正像不能把人类共有的美德归结于某个族群的专属一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也不只为民族主义所特有，而是人类普泛性的情感和义务。从对于“世界主义”的最终认同，也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否定。而“个人”概念又是与“世界人”概念相关联的。

长期以来，世界主义在鲁迅的思想中是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鲁迅所倡导的“世界人”概念必须放置于其思想的大框架之中去理解，不能单纯地从概念本身去理解。“世界人”是世界主义思想中民族和个人身份的概括，其中包含有对于自我价值的坚守，而不是民族性和个人性的泯灭：个人、民族和人类要“协同生长，挣一地位”，表明了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思考过程和最终指向。鲁迅形象地指出，“中国人”要成为“世界人”，不是以其特殊性进入世界，而是以人类的同一性进入世界。“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5]这与他毕生致力于批判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坚持改造国民性的宗旨是相一致的。

而这并不只是鲁迅一个人的思考，而是他同时代人的思考。1902年，蔡元培提出要“破黄白之级，通欧亚之邮，以世界主义扩民族主义之狭见”[6]。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说：“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他认为“世界主义”就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7]。而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完全一致的。

在人类思想史上，“世界主义从来就是批判民族主义的有力武器。文化发生剧烈转型的时期也是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冲突剧烈的时期，而传统文化能否完成真正的转型，就是要看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博弈的最终结果。二者的冲突和博弈不单是一种主义之争，更是社会发展与民族文化建构的不同路向的矛盾”。[8]民族主义的社会功能是与一定的历史境遇分不开的，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民族主义思想可以凝聚人心，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愈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世界主义思想才愈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胸怀和视野，而且也决定着民族性格的构成和文化发展的方向。相反，拒斥世界主义，偏执于民族主义，最后伤害的恰恰是民族本身。

鲁迅用世界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平复了民族主义的激情，他的思想总是比时代快半拍。当历史走完了某个时段，人们再回头品味鲁迅的判断时，才发现他的思想早已在这个时段的终点处等待着我们，平静地接受我们的敬意。

（该文曾刊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1].杨春时：《鲁迅的民族主义情结及其思想历程——兼答朱献贞先生的批评》,《粤海风》2005年第1期。

[2].《鲁迅是逆向民族主义始作俑者，必须批倒批臭》,http://tieba.baidu.com/p/2641777788.

[3].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07页。

[4].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5].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307页。

[6].蔡元培：《日英联盟》,《蔡元培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0—161页。

[7].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8].张福贵：《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当代思想价值》,《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