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孔子非凡的伦理智慧

第一节 孔子杰出的伦理治国智慧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礼义之邦，中华民族的伦理修养扎根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伦理教育为主体的。

《周易》一句“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表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形成源远流长。

有什么样的思想便有什么样的伦理道德。《周易》、孔子儒家的仁义思想影响中国数千年，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伦理气质，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孔子以伦理为治国之本

孔子不仅重视为国以仁，为国以礼，而且强调为国而孝，认为孝是人伦之本，道德之源，是任何一个从政者必具的德行。

（一）孝的基本内涵

何谓孝？孔子指出，孝即敬。狭义的孝指对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兄弟之间的敬爱；广义的孝则为孝忠，泛指非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敬爱。

1．狭义的孝道

狭义的孝主要指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包括对父母的敬爱、赡养，对祖辈遗志的继承，以及对自己先祖的祭祀等。有血缘关系的孝还包括孝悌，即兄弟之间的敬爱。总之，孔子认为孝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之一，是人伦的重要内容。

孔子重孝

子日：“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人不知孝敬，何异于犬马？说明孔子高度重视孝道，认为孝道是人类文明的第一标志。

孔子尤其强调孝敬父母，认为这是人间第一美德。如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除了对父母的“孝”之外，孔子还强调弟对兄的敬爱，并称其为“悌”，所以孔子的孝是建立在“亲亲”血缘关系上的孝。如日：“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

2．广义的孝道

广义的孝道，指对非血缘关系的人的敬爱。这是孔子对孝道的重大发展，是对血缘关系的超越。

广义的孝道指“忠孝”，即指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敬爱，包括少对老、下对上的敬尊及臣对君、民对国的孝忠。孝忠是孝道的社会化和政治化，是孝道的更高境界。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

（二）孝在儒学中的重要作用

I．孝是人性之本

孔子将孝作为人伦之本，认为孝是人与犬马的根本区别，没有孝道的人犬马不如，强调孝是人性的根本，没有孝便谈不上其他人性。

2．孝是诸德之根

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源，孝是仁的根本，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孝也是忠之本，如果没有“亲亲”之孝为基础，也不可能有“尊尊”之忠的社会化。孝同样为义之源，忘恩负义之人往往是不孝父母之徒。故孔子将忠信孝敬之间的关系总结为：“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即每个人的言行都不能离开忠信和孝敬，忠信孝敬诸德是密切不可分割的。

二、孝在封建社会治国中的历史意义

孝在封建社会中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起到了巩固封建社会的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家庭的稳定对社会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

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

孝对家庭的稳定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总之，孔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孝道对维系家族宗法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孔子对中国文明的伟大贡献

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和孔子的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孔子对中国的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正如柳诒微先生所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中国文化史》，南京中山书局，1932年版）

孔子倡举仁礼义忠孝，创建了中国古代伦理的核心，孔子的这些伦理风范何以能持久？原因有三。

第一，孔子伦理思想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公德。

孔子仁礼义忠孝是人际社会中的基本公德。人如果离开了仁义忠孝这些基本的伦理将无法共同生活。否则，与禽兽世界何异？

人性的善与恶是有先天差异的，孟子认为性本善，荀子主张性本恶，其实人性既本善也本恶，所以人性必须有制约，有改造，古代五行生克规律便是人性的自然制约。孔子的伦理观则是人为的，强调对人性的改造和制约，这对社会群体良好的公共生活有着积极的作用。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弟子人则孝，出则悌”⋯⋯

第二，孔子伦理思想具有永恒性价值。

孔子思想有浓郁的民族性，所以为广大民众接受，这也是孔子思想能深人民心的缘故。过去，有些人认为孔子思想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任何一种思想，如果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没有哪一家的生命力能够像儒家思想这样长达两千五百年而不衰，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只是封建统治者的倡举是不可能兴盛至今的，这说明孔子儒家思想的人民性、民族感是很强的，很有生命力。这就是孔子伦理思想价值观的永恒性。

第三，孔子政治伦理具有普遍性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伦理风范为核心的，是融伦理、哲理、政治为一体的伦理观，从《周易》开始便是这三者的统一。孔子的伦理观尤其突出政治，其入世伦理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升华了人生的价值观念，因此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如孔子的“为国以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仁礼道德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国家，赢得了人们的普遍赞同。

总之，孔子的政治伦理是对隐士伦理的挑战，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中国的兴盛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论语，泰伯

孔子强调为人要安分守己，不僭越，不违礼。

第二节 儒家伦理与孔子伦理

一、儒家伦理源于孔子

儒家的伦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主要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孔子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周礼》的基础之上的，并对之做了杰出的发展。

首先，孔子把《周礼》的礼由立国的准绳发展为立人的准绳，“不学礼，无以立”，扩大了礼的范围。其次，孔子把古代伦理的重心由“礼”改为“仁”，为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奠定了基础。“仁者爱人”，孔子扩大了“礼”的社会化，并把礼治发展为仁政。孟子进一步强调仁德为人本来就具有的品德，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恻隐之心，人人皆有”（《孟子·告子上》）。

二、儒家伦理的三大特点

第一，强烈的政治性。

儒家的伦理道德是以政治为宗旨的。 “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就是说，关心政治是最高的道德准绳，孔子以是否关心国家大事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可以说孔子的仁义道德，目的在于强调德治是国治的基础。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有着非常崇高的政治抱负。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即表示他如果受到重用的话，三年之内必见大成就。事实上，孔子从政才三月，就以“摄相事”“堕三都”给鲁国增加了威望，以后他之所以愤然离政，是因为看不惯鲁国国君的“礼崩乐坏”、迷恋女乐以及“以下僭上”（臣子政变戮君）。他虽然放弃了仕途，但并没有放弃忧国忧民的抱负，而是历尽沧桑游说于诸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孔子的任何一个伦理道德都是蕴含政治意义的，即使中庸之道，孔子也认为“过犹不及”，必须不僭越（下不谋上），否则就是太过。

孟子甚至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和国家联系起来，如他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

第二，浓厚的社会性。

儒家在强调人的鲜明个性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人与社会的融合，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的仁义观，正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思想。儒家以仁义道德作为伦理规范，充分表明了儒家伦理道德具有浓厚的社会性。

儒家伦理道德几千年来对中国人的伦理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社会效应十分罕见。中国历经朝代更迭，但儒家思想却没有更换，说明儒家思想具有深厚社会基础。

第三，鲜明的人格性。

儒家思想强调人的价值，尊重独立的人格，重视人性。儒家在《周易》乾元刚健人生观的影响下，充分发展了人的个性。儒家的个性不是孤立的，它把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相融合，把人置身于社会之中，也即是置身于社会的潮流之中，因此儒家的人格精神总体上说是积极的，这是儒家伦理的重要特点。

只有在自爱、自重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人性的善良去爱别人，仁从“爱己”推广于“爱人”，“爱人”是仁的最高境界，也是社会人与其他生灵的根本区别。孟子的性善论，即提示了人生来即具备了“爱人”的基础。

儒家的伦理人格性，强调自重、自爱、自正。如孔子说：“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

孟子名言：“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同样反映了孟子的志气。

儒家的礼、仁既是立国之本，也是立人之源，儒家认为没有礼、仁就谈不上为人。礼、仁既是国家的礼仪制节，也是约束个人的准绳。如《礼记·表记》：“义者，天下之制也。”

三、儒家伦理思想的三大智慧精华

（一）仁义道德大智慧

仁，在中国很早就有了，《周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诗》曰：“唯仁者能之。违强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春秋左传·定公四年》）

把仁作为伦理道德核心却是孔子开创的先河。孔子把“仁”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及道德观，“仁”的主要含意有二：一为“爱人”；二为“克己”。

“爱人”的仁是孔子受古代大同思想的影响，奠定了仁的社会基础，“爱人”及“仁民” “亲亲而仁民” （《孟子·尽心上》）被孔子及孟子发展为“仁政”，成为仁政的核心。如：

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

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

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孔子“爱人”的实质是人道。如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上述“爱人”“立人”“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人道的体现。

孔子的仁政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举贤。如日：“举贤才。”（《论语。子路》）“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孟子·滕文公上》）“不用贤则亡。”（《孟子·告子下》）

孔子的“爱人”的主要内涵是为公，孔子高度赞扬的仁人、圣人，如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都是古代忘我为公的典范。大禹治水三年过家门而不顾，尧不举自己的亲生儿子却“禅让”了贤人舜，舜同样传贤不传子，可为天下之大公。孔子赞曰：“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孟子·滕文公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颜渊》

这是孔子最著名的关于人格修养的言论，对中华民族品德的铸造有着深刻的影响。

孟子也叹曰：“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孟子·万章上》）孔子尤其敬仰周公的胸怀，经常说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既然为公就要有牺牲精神，正如孔子所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杀身成仁，说明孔子的仁具有高度的牺牲精神，也说明其价值高于生命。对于仁政，孟子尤其强调要爱民，爱民是仁政的基础，爱民才能得民心，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桀、纣王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为施残政而失民心之故。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义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义和仁并列成为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儒家的义是博大的，是先人后己的，是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发展。孔子高度强调义，并认为这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孟子高度强调义，对孔子的义作了充分的发展，并在孔子重义轻利的基础上更偏重于义。如：“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孔孟的义利观把义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生命。孟子“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祖先高尚的情怀。

克己复礼，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如何克己？孔子回答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孔子还坚决主张“正名”，所谓正名，即是个什么人就应该像个什么人。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克己”，指孔子认为“仁”必须是有一定约束的道德规范，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和“万世师表”，就是因为他从自身做起。另一方面，“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孔子认为自己离仁入境界还相差甚远。

（二）中庸大智慧

中庸既属哲学范畴，也是道德准绳，既是儒家的世界观也是伦理规范。中庸即中道、中和之意。中，中正、时中，不偏不倚，孔子解释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注》）庸，平也，不亢也不卑。如《中庸章句注》：“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 《尚书·大禹谟》：“允执厥中。”

中庸之道绝不等于折中、调和主义，孔子的中庸是以“克己复礼”为前提的中庸。孔子强调时中和中节，因此中庸之道也是一种对道德的约制。如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二章》）

中庸亦包含中和之意，如“子曰：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礼记·中庸》）

朱熹亦日：“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朱熹章句》）

总之，中庸是孔子的最高哲学准则。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之道成为儒家重要的方法论及世界观，中庸观促进了矛盾的转化和调和，防止了矛盾的激化。

中庸在伦理道德上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中正及中道方面，即为人应合节、得适、不亢不卑、不偏不倚。

中道在《周易》中已经颇为重视了，如： “九二贞吉，得中道也。”（《易·解·象》）“干母之蛊，得中道也。”（《易·蛊·象》）

朱熹对中庸的阐述则比较尊崇中和。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和”，平和，实际上即为执中之度，故中庸，儒家又释之为“中用”。如《礼记·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因此中庸又可释为“用中”。

《易经》的“中道”指的是阴阳和调，刚柔相济，儒家虽然强调中庸但实际上偏颇于刚用，老子则侧重于柔用。《易经》的“中道”是人道、天道及社会相结合的，儒家发展了人与社会的中庸之道，老子则发挥了人与自然的中庸之道。但是，中庸之道是一个很完整的思想体系，无论在世界观方面还是伦理道德方面，也即无论其哲学内容或处事原则，其核心都是一个“度”的准则问题。

中庸绝不等于折衷，前者是力图把握准确的度，后者则纯粹是“和稀泥”，是无原则的合二为一。中庸的“中”，强调“过犹不及”；中庸的“和”，亦非调和，而是对立的统一，并不否认事物的对立面。

孔子认为“和”是在“不同”事物基础上的和，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周易》中的八卦组合及太极、河图、洛书，也都蕴藏了中庸哲理，其中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中庸哲理的体现。《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也都反映了事物的对立和统一。把握对立统一的原则，权衡统一的“度”便是中庸的哲理所在，易学的阴阳刚柔、水火燥湿原理无不宗法于此。

孔子对“过犹不及”的解释是从“狂”与“狷”进行分析的。前者为太过，后者为不及，不狂无狷才是“中行”（中庸）准则，如：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便是中庸度衡的高度概括，其中蕴含着一条“权度”的准则，即无论过度或失度都是不恰当的。

（三）性善大智慧

性善是儒家伦理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仁道的基础。人性，指人的生性。“与生俱生”为性，也即人之本质，孔子只提出：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并没有明确表态性的善恶问题，孟子则明确提出性善论，告子坚持不善不恶论，荀子则主张性恶论，如：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

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

孟子性善论的基本理论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是性善的核心，是仁的基础。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指同情之心；羞恶之心，指能够区分真善丑恶。会谦让，有礼信，识别是非，这些都是性善的要素。

孟子的人性论的境界比告子要高出一筹，它是以社会人性为主体的，而告子则以自然人性为出发点。对比如下：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

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

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

第三节 孔子儒家伦理思想的反思

一、应该如何对待孔子儒家伦理

研究一种思想的产生，既要研究它的社会背景，又要考虑其历史根源。儒家思想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多少年来铸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伦理气质，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伦理道德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伦理道德的主干，对这一伦理思想究竟应如何对待？

正确的观点，应该是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去其消极保守的糟粕部分，弘扬优良传统，让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优良部分延续下去，使之转化为新的文化动力，为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新的历史作用。

二、儒家思想是中国六千年传统思想的集成

儒家思想虽然开创于孔子，但并非来源于孔子一人，儒家的仁义思想在孔子之前的几千年就早已产生，孔子只不过是做了弘扬而已。应该说，孔子对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尤其他把伦理从宗教的神崇拜中分离出来，转向社会现实，使中国的伦理道德没有像西方一样掉入神学的泥坑，而是沿着人与社会的关系继续发展，这也是孔子对中国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大约在一百万年前，炎黄子孙就已经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在中国疆域内发现的元谋猿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另一种说法是不早于73万年），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历史包括伏羲、神农、炎黄以及虞、夏、商、周，也已历时数千年。经过世世代代的实践和考验，中国的“礼”到西周时期已经基本形成。

孔子最崇拜的周礼成熟于西周时期，孔子经常梦见周公，说明他崇拜周公的仁德礼仪。孔子年轻时候，听到齐国的《韶》乐，竟人迷得“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古代的“乐”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了。孔子主张的仁、义、礼、忠、信，其实是在中国祖先的基础上进行的继承和发展，并不是孔子一个人创造的，因此研究儒学不应割断历史，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

儒家思想并非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唯一优秀的一家，另外还有老子、庄子、墨家及法家等各具特色的伦理思想，但儒家思想是诸思想中影响最深、历时最长、范围最广的思想。

儒家思想，尤其是仁义、孝道和礼乐，在中国古代影响面之广是任何一家思想都无以匹敌的，这就是儒家伦理唯一能被称为正宗传统思想的原因。儒家思想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中已经形成了“遗传基因”，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气质特色和伦理风范，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遗传下来的气质全部抛掉。

三、传统伦理应该怎样传承

仁义伦理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之所以既被广大民众接受，又被大多数朝代的统治者推崇，就是因为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社会考验。不能因为儒家伦理在历史上曾经被某些封建统治者利用过，就简单地认为它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更不能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保守阻力的作用就全盘否定，或者仅将之作为文化遗产来处理。这都是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的做法。

把中国的封建保守归罪于孔子思想的观点，是违反历史、违反辩证法的，客观上这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否定。作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基础的儒家伦理，或是作为科举制度重要内容的儒家伦理，都不是儒家伦理的本来面貌，更不能将之归罪于孔子，从而否定它曾经起到过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批孔批儒”，都是对孔子、对儒家传统伦理的摧残，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亵渎。一时间，中国陷入了严重的伦理危机和道德滑坡。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家宝——仁、义、礼、忠、信被嘲弄，这是让人非常痛心的。

恰恰就在儒家伦理被认为是生产力发展阻碍的时期，东亚四小龙、日本等却推崇儒家伦理，把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重视教育的作风，仁义礼忠信的伦理思想应用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上，创立了新的东方管理学和人际关系理论，同时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使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及地区。当然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儒家思想的弘扬是其中一个不小的文化动力。

过去，曾有人企图搞全盘西化，蔑视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道德伦理，把儒家的义利观颠倒过来，强调重利轻义，导致产生了“金钱万能”“物质享受第一”的恶劣风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金钱交易，在义利关系方面发生了义倒向利的严重倾斜。尤其“金钱第一”的思想开始侵蚀青少年，甚至连儿童也受到影响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