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回答“钱学森之问”

一个班级的尝试和四个未解的难题

文/沈茜蓉　张晔　孔令钰　涂方静

【清新回眸】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的实质正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

在清华，伴随着“清华学堂培养计划”一同诞生的“钱学森力学班”，正试图以一种全新的课程体系，回答“钱学森之问”。

然而，课程改革的路并不好走。致力于“通识教育”的人文素养课，成为结构性矛盾下的牺牲品；基础课，面临专业课压力的冲击；专业课，创新能力不足；与此相伴的评价体系改革，又无法超出清华以GPA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钱班”的探索，叩问着大学教育的本质，也为大学人才培养方式提供一种新的路径。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未来发展中需要思考的难题。该文从一个班级的尝试中总结出四个未解的难题，以资大学教育者思考和借鉴。

(2010年5月1日，第81期，A1/A6版)

“一学期五本书，老师带着来读，少了就不行了。”

“学生课业负担很重的，让他读五本书，可他可能读了一本时间就被专业课给挤占了。”

“现在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4月8日下午，熊知行楼213房间里，“钱学森力学班”(以下简称“钱班”)的相关老师们在热烈地讨论着。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开好一门人文素质课《公民社会与当代伦理》。将文化素质课纳入必修和限选课程，小班授课，是“钱班”诸多尝试中的一个。

“我们办这个班主要是回答‘钱学森之问’，回答不了我们就失败了！” 项目主任朱克勤教授说。

2009年9月，“钱学森力学班”伴随着“清华学堂培养计划”一同诞生。在第一版的培养模式中，第一句话便是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本硕博统筹，前三年通识教育；聘请名师，改革教学方式；模块设计和优化课组。近一年来，“钱班”一直在尝试。改革，试点，完善，伴随着困难和争论。

从思维科学角度看， 科学工作总是从一个猜想开始， 然后才是科学论证，换言之，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

——钱学森

人文课：结构性矛盾下的牺牲品

“前三年为通识教育，以必修和限选课为主；第4、5年逐渐过渡到以专业和选修课为主，以研究为导向带动专业学习。”这是“钱班”最新版培养计划中“五大改革思路或措施”的第一条。

“通识教育”在这里被明确定为本科前三年的主基调。在此指引下，“钱班”在本科前三年开设6门人文素质核心课，其中2门必修，4门限选，均为小班授课。如此重视人文素质培养，让其他院系感到既羡慕又无奈。

计算机系党委书记张小平老师认为系里现有的培养方案“太缺乏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他特地开出《计算科学与生涯规划》，为同学讲述专业的精神。

物理系党委副书记张卫华老师则一语道出无法重视人文教育的无奈。“你要让我说，我觉得这些课程很有必要，但是如果列为必修，我们系的教学计划很可能就完不成。”

同样的困难“钱班”也遇到了，他们解决的方式是通过本硕博八年统筹，避免本科、硕士阶段专业课的重复，从而为人文课学分让出空间。尽管有此优势，“钱班”首席教授郑泉水表示：“课时依然很紧。”

“这实际上涉及在教育转型中，我们怎么看待专业教育的问题。”校教务处张文雪老师这样分析人文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矛盾，过去清华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仅仅依靠本科教育培养人才，曾经实行六年制、五年制。

“但是现在我们本科四年，如果还要专业(教育)达到过去的程度，不太现实。而通识教育又必须在本科阶段完成。上挤下挤，这个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

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李树勤老师认为，这当中的矛盾根本上指向了对大学本质和功能的认识：“大学的本质是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大学的功能是通过科学和人文融合培养全人格的创新型人才，不只是专业教育，甚至主要的都不是专业教育。”

在科学上能够取得最大收获的是学科间的空白地带，到这些地带探索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既是自己领域的专家，同时又对涉及的相关学科有正确而纯熟的知识。

——维纳

基础课：厚基础要怎么厚

通识教育，不仅仅是人文素质课，“钱班”同时加大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课数量，提高质量，要求学生打好数、理、化、生的全方位基础。在这一点上，不同院系之间同样存在着争论。

张小平老师认为目前硬性规定的基础课不适应专业的需要：“比如说物理课，这么多年咱们学生反馈说它没有用，毕业三十年的、二十年的、十年的，都这么说。”

教务处张文雪老师反对这种看法：“不能看有用没用来决定上不上，数理化也是通识教育。现在没用不代表将来没用。”

张卫华老师则认为，即使是工科学生，研到深处要创新的时候，都需要一个扎实的数理基础：“思维训练就得通过上物理课，做习题，考试这么一点一滴积累起来。”

解决分歧需要价值判断和先后取舍，先专业还是先通识，在这个问题上各方的观点同样各有出发点。

张小平老师说，现在盲目提倡通识教育是无视时代背景：“梅贻琦提出厚基础，因为那时候的毕业生没法就业。你的适应能力强了，不管找到什么工作都能干好。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要根据新的时代寻找新的厚基础。”

张文雪老师不能完全赞同：“我国还处在工业化的阶段，对于专门人才需求很大。但是清华学生本科毕业就业的有多少人？本科就业还干本专业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这样看，更不应该把专业教育在本科阶段就都完成。”

张卫华老师则指出了实行通识教育的实际难处——前期教育的不匹配和合理引导力量的不足。“学校要去引导，我们是以每个系为主体，那么每个系肯定是往自己这里引导，你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老师针对每个人的特点研究，作出建议呢？难！”

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要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专业。

——钱学森

专业课：如何培养创新能力

“钱班”最新版培养模式上有这样一个比较：“从清华(TU)与加州理工(CT)比较看效果，本科生基础课程深度TU=CT,广度TU<CT,专业课TU>CU,创新能力培养环节TU<<CT,结果是研究生的创新能力TU<<CT。”下文的分析中写道：“这里面既有教授水平的问题，更有教授们投入不足和培养模式存在的缺陷。”应对这些问题，“钱班”的培养方案将“聘请优秀教师，实现教学方式的变革”列为“最大的关键”。

一方面，是针对性的“精品式培养”。在电子系08级的陈卓看来，小班化并加强互动是在专业课上培养创新精神的必要条件。他比较了自己上过的两门课：“一门课是一百多人，老师想启发我们的思维，但是很难进行，少有人提问；另一门课是小班上课，英文授课，有同学提问老师就针对你的问题给你讲，这个就很爽。”

张卫华老师也认为培养真正的物理人才必须“精品化”：“叶企孙先生办物理系时，10年只培养出67个本科生。五六位老师对一个学生，精雕细琢，每一个出来都是院士或院士量级的人。”

另一方面，是“以研究为导向带动专业课，边研、边选、边学”：在本科的最后一年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研究课题和导师，围绕课题选择专业课，边研究边学习，从而一方面连续地学习专业课，另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兴趣。

然而，这些创新的模式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推广性呢？“这些探索取得了一些好经验，是未来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但付出的成本也很高。”张文雪老师认为。

尽管如此，“seminar带动专业课学习”的模式已经在数学、物理系联合培养的数理基础平台班中推广。“我们能够做的，一定范围内能够推广的我们一定会去推广，但一旦牵涉全局就没那么容易了。”张老师说。

过度强调学术上的竞争，为立竿见影而过早专门化，两者只会扼杀了整个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

——爱因斯坦

评价体系：取消GPA还剩下什么

“GPA是王道。”这是电子系08级入学时辅导员就告诉同学的。

而在采访中，几乎所有老师、同学都指出，现有的以GPA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有着极不合理的导向作用。

“不论老师还是同学对GPA都有很多意见。但是简单取消GPA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GPA是对学习能力的一种科学评定，那么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现在有些成绩本身的评定可能不太合理。”张文雪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

要改变不合理性，“钱班”的尝试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对学生成绩实行“双轨制”，即百分制和四档制(ABCD)并行。

百分制成绩告知少数当事人，而包括推研、奖学金在内的所有排名都采用四档制。这样做用班主任牛莉莎的话说就是“把群体分出来”。

同时，由于本硕博连读，“钱班”同学没有升学压力，只有分流压力——第一年、第二年年末分别分流20%和10%的同学去其他院系。

环境系08级的朱剑锋赞同这样一种模式：“大家只需要保证自己不是最差的就可以了。免除了升学和排名的压力，可以更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学术兴趣。”

同时，他还建议将“互评机制”也纳入评价体系：“不论是什么评价方式，都只用一种标准衡量同学一方面能力，但是互评可以衡量一个人全方位的素质。”

“钱班”的尝试还在进行，关于这四个难题的争论也还在继续。或许有人羡慕“钱班”的同学们——大家争论不休的这些难题，在他们身上大部分都被解决了。

对此，他们只有感恩。“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条件太得天独厚了，我们都很感恩的。这么多好老师特意给我们29个人开课，真的是很感恩。”“钱班”团支书张程说。

而他们身上的压力也是巨大的——他们承受着回答“钱学森”之问和解决四个难题的期望。“钱班”尝试的意义将不仅限于“钱班”，也不仅限于清华。

相关链接：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焦点的，是2009年11月11日，钱老逝世11天后，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的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1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钱学森之问实质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