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

五月 文学的本象与文化的多元

关注文学的各种时态、文化的各种走向，就是我们热爱的姿态。如果文学期刊、文化期刊是一种人文观照、精神向度，那么，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出当下社会的一些人文动态痕迹。

文学期刊五月号的态势从容，它们一定是在等待文坛的下一次丰收。

文学坚守的姿态，在《人民文学》《花城》《收获》《十月》《当代》《北京文学》等刊物上，印迹颇深。

正是基于对文学终极意义的追求，《人民文学》推重小说《草地上的云朵》（迟子健）、《又见小芳》（陈希我）等，还有朝阳的散文《中巴》。对人的境遇、灵魂处境的追问正是对作家、对文学的根本考验。《花城》连载了李国文的散文《楼外谈红之八》，同类相残并不仅仅是旧时文人的生存痼疾的说法，体现了该文的精神高度。《收获》不仅重名家力作，也重新人新作，陈希我再次成为亮点。《芙蓉》20多年来始终坚守文学的严肃、纯正，曾为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在媒体为“80后”造势鼓噪的时候，仍然沉得住气，给“70年代人”以很多的空间，第3期载了王峰的短篇小说《鸽灰》、何小竹的诗作《一退再退》。开放、时尚、新锐、抚慰浮躁、脆弱、多情灵魂，这份耐心难得。《钟山》除选择苏炜的长篇《迷谷》、程青的中篇《画像》之外，还刊载了丁帆的“文革”记事《我们需要头上的灿烂星空吗？！》，为当代留下记忆。《星星》诗刊在其甲申风暴之后，继续其当代性经典性追求，为下一轮风暴养精蓄锐。《散文》2004年第5期，墨绿色的封面也许隐喻着《散文》向深度厚度进发，但本期的文章显然跟这个目标有距离。文学的坚守，在于文学本身，以及读者。

期刊实验，考验读者鉴别力。《作家杂志》（2004年第5期）以独特的方式提供一个平台给作家。尤其出彩的文章当算《“边缘文化”：中国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话题》（陈方竞、张学昕），由莫言《檀香刑》的“猫腔”引申出对边缘文化的思考，借此寻找中国人本有的精神和风骨。再看看《上海文学》2004年5月号。陈思和对阿成小说的评论与余华的《文学中的现实》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反映出现实中的现实并不是文学中的现实，这也是余华一直坚持的。阿成的《丑女》放在头条，但略嫌平淡。一本是由学者所主办的期刊，一本是作家的主要平台，皆屡有创新，但谁会拥有更多的读者群、会不会被市场接受，有待时日做证。

文学的青春探险，在《花城》的身上尤为突出。《花城》仍然开放、先锋，时刻关注新的、特殊的、有实力的各类作品与人，关注电影、服饰等多元的文化流向。除重点推介刁斗、残雪、朱大可的新作之外，在《花城出发》栏目里，主要推介生于1989年双鱼座的彭湖，她从7岁就开始发表作品，15岁的少年已写出《七月七日晴》《地下铁》等作品。联想到“80后”的异常活跃，还有“80后”的阵地《文字客》，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少年作家将出场，在当代文学的话语圈里占一席之地。

因为有上述种种姿态，文坛不至于寂寞无主，文学也可以坚持其本象。

而文化在各种时尚和人文精神需求的催生下，不得不走向多元化，并呈现出比文学更前卫、更尖锐、更直接、更多向的特征。

《天涯》的这一期知识分子与社会小辑中以蔡翔、刘旭的对话《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为开篇，提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去关注、表述甚至解决底层问题。《“对灵魂的忧虑”，还是“对世界的忧虑”？》（陈离）也探讨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从思想到文学艺术的具体文本，再到《天涯》的“研究与批评”，这种排版，可见《天涯》的人文向度始终力求现实、前沿、责任。

《读书》关注书和书有关的人、事、现象，涉及各种文化热点和社会思潮，第5期《读书》的敏锐度仍然不减，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予以关注。本期登载两篇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形成观点交锋之势。《边缘化的“三农”问题》（马翠军），文中认为只要体制治理的意义大于制度规范的意义，“三农”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而另一篇文章《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温铁军）认为解决农村经济问题要有创新。痛定思痛，还是痛，但知识分子怎能放弃思考的权利？

本期《书屋》与《万象》倒没有太多的凝重感。《书屋》尖锐在“教育论坛”与“书屋讲坛”，思想的透视是渐进式的。而《万象》在多元化之余，也一直坚持其情趣的选文，最显文化多元化的气象。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质是融天真与悲天悯人为一体的，优雅不起来。文化的多元化诉求，也成为现实力量的一种。

个案推介

身体的上下左右结构《收获》，2004年第3期，双月刊

陈希我的笔调有一种张力，他能将小说气氛很容易就调到高八度：高热，很悬，有危险的风暴暗藏其中，看到尾声，总能让人惊起一跳。陈希我的中篇小说《晒月亮》，三个人纠缠在一起，只因爱与性，没有浪漫，只有撕裂，在一起的时候折磨，分开了还是折磨。身体接触的上下左右结构都很冷静地被旁观，技术都精湛，但是下腹却难有动静。亮灯的房间里照进了月光，有光，但点不燃火。

童稚的眼与成人的丑《人民文学》，2004年第5期

生命并不总是现在时，生命有终结。在童稚的眼中照见成人的丑陋，这是中篇小说《草地上的云朵》（迟子建）显而易见的一面，另外一面更隐蔽，但更尖锐：那个扛着铁锹的人在原野上流浪，只有他看见了生命是会终结的，人是会死的，他的沉默对小说中那些“欢乐”的人构成了尖锐的质疑。在戏弄人生之文字当道的今天，追问我们的生活、直面自己的灵魂，成为一种可贵的文学品质。

相煎何太急《花城》，2004年第3期，双月刊

有思想、有见地，且笔调优雅机智的散文，实在不多，《楼外谈红之八》再见作者李国文的功底。在西方的文艺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俺老孙”服帖的“紧箍咒”，唯有“达摩克利斯之剑”稍可以并提。有形的剑，无形的圈，有形无形之间，便比较出，西洋的利器阻吓，远不及中国的精神震慑，后者更具杀伤力。“这就是中国惩罚文化的博大精深。”奴性也重，相煎也急，同类相残，红楼怎能例外。

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十月》，2004年第3期，双月刊

这一期《十月》的“第一阅读”选择了黄传会的报告文学《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该文构架宏大，以朋友的离婚史引入共和国三部婚姻法出台之备受争议的过程。不乏细致入微的个案分析，使文章不至于空洞。婚姻作为具体的人际关系实体，它可能“长出”幸福，也可能带来灾难痛苦。“把恺撒的东西还给恺撒，把上帝的东西还给上帝。”把婚姻自由还给民众的努力，正在途中。

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天涯》，2004年第3期，双月刊

对女性作家的骂与恨，铺天盖地，这种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合法性伤害”已没有多少人敢公开质疑。张念的《身体政治与女性公民》在《天涯》现身，不仅可看出该杂志的大气，也可看出少数有良知的批评家一刻也没有遗弃过女性作家。只有身体的原始力量，能戳穿这个布满谎言的世界，并且只有女人的身体书写才能战胜恐惧和胁迫，这是张念的呼声。评论与身体的诉求，都具有“破坏力平衡”作用。

怀念过去的教授《书屋》，2004年第5期

《书屋》的“教育论坛”刊载了黄俊伟的文章《说过去的教授和现在的教授》，从现在的教授贬值说到过去教授的精神气质，并分析了现在教授出现“身份”危机的原因。文章归纳了过去教授的行为特征、人文精神的范式意义，并认为大学的真正改革必将依附于政治体制改革。笔调有伤感，也有锐利。老生常谈的问题往往是老大难问题，教育是民族的根，所以我将它从《书屋》中提出来，作特别推介。

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山花》，2004年第5期

《山花》的定位在于：文学精神·视觉人文、双重文本·双重视界。《山花》无疑对当下文化走势也有深刻的洞察力。这一期《山花》登载了王岳川的长篇演讲稿《“发现东方”与东西方文化互动》，文中提出并分析了三个跨学科的文化前沿问题：中国如何面对全球化？为什么说要发现东方？如何坚持全球化中的中国文化输出？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前瞻性，该文有学术的严谨也有行文的轻快。

歌者的挽歌与万象的眼界《万象》，2004年5月

语言不是关键，眼界才是关键。《万象》以阐述评介思想、回忆民国掌故等见长，但这一次《万象》选择了沈胜衣的《挽歌》，文中选用林振强担当香港歌坛最盛年时代的终结符号，以林振强连接的逝影，重温由黄家驹、陈百强、罗文、张国荣、梅艳芳等巨星共同吟唱的时代，以歌挽歌。香港歌坛在学术界的眼界里一直处于弱势，但它是粤派文化的精华。《万象》的眼光果然万象、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