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的这句话与爱情、文学有关，它直指人心，它到处被引用，泛滥成灾。但关怀人性的文学经典总有一天会堕入凡尘，甚至会成为大众读物，就像《红楼梦》一样。优秀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应该具备“懂得”与“慈悲”的品质与气度。

在张悦然身上，笔者意外地读到“懂得”与“慈悲”。她的《十爱》上市，评论界说她长大了。《花城》2004年第5期的《花城出发》栏目推出《吉诺的跳马·谁杀死了五月》和《访谈：内在优雅》（张悦然、杨葵）。《吉诺的跳马》堪称书写青春的优秀之作。作者很巧妙地通过“跳马”这种中学体育课必修项目，书写了一段青春邂逅、一次看似意外的凶杀案、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暗示了中国孩子在成长中遭遇的种种陷阱，暗示了家长、师长与学生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即使文字刻意设局，甚至还有模仿的痕迹，但张悦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优雅、娴熟、自信。书写死亡，她并没有用文字刻意布局血淋淋的场面，而是克制地流露隐忍又无法摆脱的痛，剧痛之余又有所收敛，心灵痛感比肉体痛感更甚，这样的文字表情也许就是“懂得”与“慈悲”。

同为书写青春困境，《红×》还在为青春期的粉刺、荷尔蒙苦恼不安，而《吉诺的跳马》虽然源于爱情，但其精神内核比爱情走得更远，她基本上已摆脱青春写作纠缠不清的自传色彩。她在访谈中说：“我不想把周围的人和事原样照搬进小说，那样可能会伤害一些人，我要保护他们。日常生活中，我不写日记，不写博客，也正是这个原因。”阅读张悦然的作品，读者也许能发现一种可以预见的才华和前途。虽然“80后”大部分写作者的书写重点仍然停留在青春书写的层面，但是正如马原所说的，谁没有年轻过呢？马原、陈思和等人不遗余力地推介“80后”新秀作家，想来也是文学批评家的“懂得”与“慈悲”。

本雅明在20世纪提出的“经验的贫乏”“经验的贬值”论断，已经引起国内少数评论家的重视。谢有顺在《南方文坛》2004年第3期提出“经验已经贫乏”，认为90年代“经验”已取代“语言”成为文学革命的重点，但又正在掉进消费主义的陷阱。笔者以为，由于国人特有的容易虚火上升的气质，任何一种先锋一旦问世，后来者的复制将疯狂尾随。经验的泛滥复制，令写作正在失去难度。少年写手如果热衷于青春困境、青春经验的重复，总有一天会引起读者的阅读疲倦、审美疲劳。复制的激情在中国文学创作中长盛不衰，个性与冷静似乎只与极少数作家有缘。

本月有些文学事件值得关注。9月14日著名批评家李敬泽接受网易文化独家专访，在谈及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新锐作家之时，他提到毕飞宇、李洱、红柯、冯唐、慕容雪村、魏微、麦加、盛可以、须一瓜、陈希我的名字，呼吁批评界对这些写得很好但不太被人注意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巧的是，须一瓜的新作《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刚好作为《十月》（2004年第5期）头条刊出。与此同时，马原的叙事转向也引人注意，他曾经“把形式探索推向极致”，而他现在对影视叙事及拍摄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认为读字时代已经过去，读图时代即将或者已经来临。

这个职业叙事人的转向其实也暗示了文学面临的尴尬，讲写实，它不如新闻报道直接尖锐，讲直观感性，它永远比不上影视艺术。也许文学走到今天，就是要去叙述那些新闻报道、影视艺术无法表达的对象和角落。《小说选刊》《十月》《当代》等杂志定期出版长篇小说专刊，实际上也为小说改编成电影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小说将与电影走向共谋，电影已成为文学新的栖居地，并正得到学院派人士的重视。

明年是世界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虽然中国电影也走过了九十余年的历程，虽然中国电影也曾经在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出现过辉煌，但今天大陆电影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很年轻、稚嫩。虽然有了《英雄》与《十面埋伏》的票房繁荣，但它无法掩饰这种热闹后面更深的落寞。9月号《华夏人文地理》附有《中国电影史地图》，其《中国文化中的电影地理》专题，从时空的角度探讨了银幕内外的流行脉络和百年中国的文化思维，并重点书写了三大导演：张艺谋（西安·北京）、李安（台北·纽约）、王家卫（上海·香港）。百年电影已经预热。《2046》9月底就要登陆广州，但愿它能成为中国影坛盛事，即使很多人看不懂王家卫的电影，但当年晦涩的《花样年华》照样把贵族的旗袍推广成平民女子的日常生活装，多少身材“困难”的女子身穿花样旗袍风风火火闯九州，勇气可叹！一旦懂得，经典自然会堕入凡尘。

水火不相容、彻底和解，都不是文学与文学批评、电影与电影批评相处的理想状态。本期的关键词是：懂得、慈悲、读字时代、转向、读图时代。年轻是一颗充满希望的种子，这一期期刊观察，权且为年轻做证。

个案推介

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十月》，2004年第5期

本期刊载盛琼的中篇小说《苏醒》与短篇小说《小青的宝贝》，并附有陈晓明的评介。《苏醒》中的“我”喋喋不休，诉说着女性的命运，并希望回到混沌未开之时，那时候女子是一颗美丽而健康的种子，一颗名叫希望的种子。这种叙述暗合当下女性主义的命运，女人一诉说，男子就厌烦就发抖。《小青的宝贝》相当精练有力度。陈晓明认为“迷失的诗情”是她的独到之处，也是最动人之处。

身体冲动内心恐惧《大家》，2004年第5期

本期是《大家》的10年刊庆特大号，当然免不了众多名人捧场寄语，不过，热闹之余，还是要看作品。本期开篇是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咱俩不能死》，李松林、白会明是矿工，为了抵御寒冷、抵抗死亡的威胁，他们的身体走到了一起，也许这不是爱情，但拥抱这种姿势可以远离死亡、寒冷，可以缓解生理冲动。男性作家表现同性之情，要么粗暴鲁莽，要么程式化。刘庆邦的关怀，则温情又充满希望。

爱你爱到杀死你《青年文学》，2004年第9期

本期收录了张悦然的中篇小说《夜房间》，莫夕与索索的母亲挨了父亲一辈子的揍，离婚后在癌症中死去，父亲酗酒身亡。姐姐索索借狭隘的爱困住妹妹，日夜折磨，最终，窒息又癫狂的莫夕把痛苦转嫁给男人。“爱你爱到杀死你”的爱情哲学，就像水蛭一样，紧紧地附在社会的身躯上。那是一种撕裂又闷骚的痛，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突发于暗夜，像一场永远无法破解的凶杀案，神秘无常。

批评让文学变得恒久《山花》，2004年第9期

本期“三棱镜”中，吴义勤重申了新时期文学文化反思的必要性、可能性，并从概念上辨析了“新时期”“后新时期”。与此同时，吴义勤撰文阐明了自己的文学批评观，他认为批评是自己选择的方式，是职责，是修养与学问，是日常生活，更是一种创造性的事业。黄善明的文章对吴义勤的《文学现场》进行分析，从“史家”品格、“学理”风范、“拓荒”精神三方面充分肯定了吴义勤的批评风格。

最后的游牧部落《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9月号

新疆大河沿村是中国最大的自然村，南北纵横200余公里。1896年1月，瑞典人斯文·赫定因探寻克里雅河在沙漠中的尽头，意外地发现了这一牧民部落。1959年“大河沿村”正式设立；“文革”中，他们再次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一期《华夏人文地理》登载《亲历大河沿》一文，可惜文字轻薄弄人，选材平庸，通篇都是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优越感。唯有那些图片，抓住了游牧部落的灵魂与气质。

不咬人的女权主义《天涯》，2004年第5期

张念的《持不同性见者》值得一读。春节晚会的小品经常嘲笑藏私房钱的狼狈男人，但最终嘲笑的对象是把男人管得透不过气来的部分女人，这种小品也暗示着两性关系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时也意味着“悍妇”形象在媒体话语中的成功再造。张念指出，性是女人要挟男人的手段之一。男权在管制和打压女性欲望的同时，女人的性冷淡，才是最具灾难性的报复。两性之战，要么双输，要么双赢。

愤怒的群众性民族主义《书屋》，2004年第9期

从《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王彬彬）一文中，可以读到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勇气。该文将民族主义分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三种。比较起来，群众性的民族主义更加没有理性，并表现出蒙昧和疯狂的特征，也更具有“祸国殃民”的效力。从“义和团”联系到今天的民族主义“愤青”，作者一声叹息：“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

“印石之后”的邮票之旅《集邮》，2004年第9期

集邮、藏石，都属收藏文化。昌化鸡血石的开采利用始于明朝，因其名贵被誉为“印石之后”，红斑赤艳如丹，性如美玉，乃中国著名的三大传统印石之一。清朝皇帝的许多玺印就取材于这种印石，“乾隆宸翰”“惟几惟康”两方玺印已入选国家邮政局将要发行的《鸡血石印》邮票。“乾隆宸翰”取材西湖景色，“惟几惟康”语出《尚书·益稷》。“印石之后”委身于邮票，同样有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