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有关媒介的悖论

在这里，我想谈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媒介下的大多数与极少数问题，二是媒介下的真实与虚拟问题。进而看一看媒介的无处不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困惑。

大多数与极少数

2005年《超级女声》，不妨把“她”看作“玉米”们、“钢丝”们（Fans的祖母级版本）在“冷媒介”（手机、电视等）的无形操控下，深度卷入、深度参与的集体事件，而其中，又有多少“超女”的细节是被各种媒介捏造出来的，恐怕连“钢丝”们也无从得知。除了《超级女声》，还有《大长今》《金枝欲孽》，她们先后成为都市的收视主流。媒介用各种手段暗示大众，如果不知道“超”“大”“金”，白领将不再“白”、金领也不再“金”，“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更不能成“精”，媒介自信有能力迅速地炮制出叽叽歪歪的“大多数”、沉默不语的“极少数”。有人因此认为媒介所造就的大众趣味打压了小众趣味，并认为《超级女声》给人以民主平等自由的假象，由此推导出媒介正形成“暴政”。对此，我倒有不同的看法。

西施如果不美、东施如果不丑，就不会有“东施效颦”的千年嘲笑。如果没有“超”“大”“金”本身的吸引力，就不会有媒介的聒噪（2004年也有“超女”，可是媒介再怎么聒噪，也没成气候，说明媒介的操控力总有失效的地方）；同时，媒介只能影响人们的选择意向，而不能决定最终的选择权，对受众，媒介之虚假信息可能影响其瞬间，不可能影响其终生，即使媒介暗箱操作，人们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票都投给李宇春，那个曾经得过“100％”选票的萨达姆正要接受世纪大审判呢。过分夸大媒介的作用，自然会得出“手段变成目的”的结论。脱离文本的本体、挂空人类的精神与心灵，只谈技术与机器，必然走向凌空蹈虚的真实不可知论、绝对理性的经验不可靠论，也必然能制造出“大多数”的假象。

对于所谓的“大多数”（本文中的大多数均属媒介语词），媒介确实具备推波助澜的一定功效。当然，在中国的人口汪洋大海里，所谓的大众，最多也只能算小众。媒介有制造“大多数”的野心，并频频抛出“大多数”的媚眼，但事实上，媒介缺乏制造“大多数”的实操能力，也许，“大多数”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虚”词，这也许是媒介把“大多数”与“极少数”对立起来的叙事策略，也许是媒介把简单问题复杂化阶级化的叙事策略。

不可否认，“大多数”作为物质数量词的语法存在是有意义的，对于统计GDP（国内生产总值）、贫富悬殊差距、贫困大学生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其他领域里，比如说精神领域、日常私生活领域，绝对趋同的万众一心的“大多数”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这种提法迟早会过期，早晚会失效。

媒介对“大多数”与“极少数”刻意塑造、随时偷换，恰好隐藏着真实与虚拟的失衡。

真实与虚拟

媒介总是自以为反映了现实，却不知道自己有时候只是塑造了现实；媒介自以为在追求真实，有时候却刚好破坏了真实。媒介发展的内部，正上演着真实与虚拟的持久拉锯战。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但他没有放弃“媒介是人的延伸”之前提；鲍德里亚则认为“手段变为目的、虚拟取代真实、媒介替代信息”，真实消失了。对此，有中国学者认为他们是悲观的文化堕落论持有者。当然，中国学人也不乏对媒介持悲观论者。

《电子传媒时代的人类心灵》（《书屋》2005年第10期）的作者张兴成，对电子传媒时代的心灵处境表示了忧虑，他担心，电子传媒的高度发展，将促使一个高度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赵维在《有多少“栏杆”？》（《书屋》2005年第10期）一文中讲了一个不算新鲜的故事：有个人在村中走过，有人问他从哪里来，他开玩笑说自己从村子另一头来，那里吃饭不要钱。人们听了都向村子的那头跑去。这个人在村里走着，遇到很多向村子另一头跑的人。他问，你们做啥去？人们说，我们去村子的那一头，那里吃饭不要钱。于是这个人听了也转过身去跟着人群向村子的另一头跑去。看到媒介运用谎言操纵世人，作者有些沮丧。

但是，虚拟真的成了“真实”吗？真实只是被有限度地遮蔽起来，并没有消失。不是真实不可靠，而是媒介不可靠；不是本质不可靠，而是现象不可靠；不是网恋的“恋”不可信，而是网络的手段在虚拟。

我们不妨把那些悲观的媒介论者，视为媒介神话的迷信者，他们像技术一样，臣服于“大多数”的数字泡沫，放弃对真实的追求，容忍虚拟混淆真实，漠视心灵的自在。萨特曾认为选择是一种选择，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同样的，面对媒介与技术，人们可以选择，可以不选择（谁又会比谁更傻呢？）。尽管选择权不是万能的，但起码，对虚拟的幻象、对信息的内爆，是一种制衡。而媒介的终极责任，是把那些被遮蔽的真实呈现出来，而不是把“身不由己”作为塑造现实的借口。

个案推介

《秦腔》的慈与悲《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文学评论双月刊

在“贾平凹评论专辑”中，张胜友等称《秦腔》是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陈思和等认为《秦腔》在叙事形式等方面做出了探索；《尊生命，叹生命》（谢有顺）一文则认为贾平凹是一个时刻背负着精神重担的作家。正如牟宗三所说的：“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秦腔》是作者对心灵的交代，唯有深味慈悲的作家，才可以超越世俗道德中的是与非、善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