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倾一座城，爱一个人

深夜不睡，翻出一本诗册，随便打开一页，看到一首两汉古诗《明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

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诗里因月光而起的相思与愁绪，清清明明的，连那个被记挂着的人的身影，也朗朗地立在眼前。

不知怎的，突然就想起张爱玲，想起张爱玲的月光——洒满童年时上海没落贵族宅邸空旷花园里清冷的月光，被父亲监禁时家里楼板上带着杀机的蓝色月光，漏进开纳公寓破旧简陋窗户里薄情的月光，漫天战火之际躲进香港大学里惊魂未定的月光，辗转流徙于美国各色旅馆里孤寂的月光——终究都逃不出“凄凉”二字。

一如她的一生。

原罪、宿命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

在那一天，以一个寻常上海市民的眼，看张爱玲的出生，只不过意味着，上海公共租界西区麦根路上那一幢府邸里的显赫张家喜获千金。对小八卦并不长情的人们，在彻底忘记这件事情之前，至多会猜测一下：这个姑娘有没有早早被订下一门亲事，许给某个高官要员做儿媳妇？

而当我们站在比张爱玲人生终点还要远的现在，再去看她的出生，大概说出“一个天才的横空出世”这样的句子也不为过。

这就是时间的奇妙之所在。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同治十年进士出身，最高官品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张佩纶与张之洞、陈宝琛等结成派系，组成著名的“前清流”（或称“北派清流”），以清议时政、弹劾权贵、抵抗外侮为己任。作为文人，张佩纶博学多才，出口成章，生平自行撰写或抄录古代名本数百种，包括作品集《涧于集》《涧于日记》。张佩纶有着令人称羡的丰富藏书，并将自己的藏书书目编纂成为《管斋书目》《丰润张氏书目》等。

张爱玲的祖母，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藕。可惜的是，张爱玲出生的时候，她的祖父母早已双双去世，但张爱玲骨血里的那种别人模仿不来的贵族气质，却也来自于这两位亲人。

原本以为，年幼的张爱玲，在还需要父母讲故事哄睡觉的年纪里，大概也常常倚在母亲怀里，听着祖父母的故事睡去。然而事实上，父母亲从不主动向张爱玲姐弟俩讲祖父和祖母的故事，当张爱玲向父亲问起时，父亲也是悻悻地，把祖父的书丢给张爱玲，说：“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所以，张爱玲的“寻根”，都带着些探索与挖掘的精神。

张爱玲第一次知道祖父的名字时，已经是住读的女学生了。一次回家，弟弟张子静“仿佛抢到一条独家新闻似的，故作不经意地告诉”张爱玲说：“爷爷名字叫张佩纶。”

张爱玲回问：“是哪个佩？哪个纶？”

弟弟答：“佩服的佩，经纶的纶，绞丝边。”

而关于祖父的大概生平，祖父的际遇，张爱玲最初是在小说《孽海花》里得到的。那部小说里，影射祖父的人，叫作“庄仑樵”。

再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大概是姑姑耐不住张爱玲的软磨硬泡，才零零碎碎地讲了一些。她就是这样，东拼一点，西凑一点，得来祖父祖母的过去。

祖母嫁给祖父的时候，不过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尚待字闺中，而那一年，祖父年届四十，已经娶过两次妻，仕途失意，寄于李鸿章家做幕僚而已。但李鸿章爱才，早已顾不得二人地位、处境、婚史、年纪的差距，一力促成了这门亲事。祖父祖母也是郎有情妾有意，很快便结为了夫妇。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逸事一桩了，不少史书对这段故事都有记载，甚至不乏调笑的笔触，如刘体智《异辞录》里说：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按：此处老女系指李鸿章女儿在当时已算是老姑娘了；幼樵是张佩纶的字；辞西席，就东床，是指张佩纶做幕僚时，是住在西厢的客房，娶了李家女儿后，自然搬到东厢主人的房间了。）

张佩纶与李菊耦生下了一子一女，儿子张志沂，女儿张茂渊。

张志沂，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纨绔子弟，终日沉迷于嫖妓、赌博、抽大烟。他的人生，似乎除了娶了黄素琼这个虽然裹了小脚却终身向往自由的女人、生了民国一代才女张爱玲之外，再无其他可圈可点之处。

如果说没有亲眼见到大清覆灭便去世的张佩纶是不折不扣的旧人，生于1920年的张爱玲是毫无历史负担的新人，那么，生于晚清、长于民国的张志沂，正是处在时代夹缝中的那一代，人已经站在了新时代，可身和心却依然是旧的。

张志沂受了扎实的国学启蒙教育，可清廷却于1906年废止了科举，上书请求废止科举的大臣之一，是他父亲的昔年同僚张之洞；他有极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可偏偏明媒正娶来的发妻非但不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一套，反而对丈夫十分厌恶，甚至不惜撇下一对尚未成年的儿女远赴英国游学，直至最后与他离婚；为了维护自己的家长权威，他对女儿张爱玲动用暴力，可女儿宁愿投奔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母亲，也要逃离他的掌控。这些就是他一生失意的原因。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也是出身名门，她的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与李鸿章过从甚密；父亲是广西盐法道黄宗炎，不幸刚过而立之年便死在广西任上。黄素琼因是黄宗炎的遗腹子，且是庶出，因而并未像其他大家闺秀一样，有幸福的童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

黄素琼嫁给张志沂后，婚姻生活并不幸福。像黄素琼这样，拥有新潮的思想，骨子里十分叛逆的女人，对于另一半的期许是，在外铁骨铮铮，对爱人无限温柔；既会制造浪漫，还能承担起责任；最重要的是，他得有真才实学，还要有上进心。她接受不了丈夫身上纨绔子弟的恶习，更无法忍受他在外另辟小公馆续娶姨太太，最重要的，是对丈夫的不学无术终日游荡心怀极大的不满。

1924年，张志沂的妹妹，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去英国留学，黄素琼正好以妹妹出国在外需要有人陪读为由远赴欧洲。出国前，黄素琼改名为黄逸梵。那一年，张爱玲4岁，她的弟弟张子静3岁。4年后，黄逸梵与张志沂离婚。事实上，从第一次出国开始，直到死去，黄逸梵一直都在漂泊，以变卖从娘家带出来的古董为生。

张志沂离婚后，生活按部就班，他又娶了与他门当户对的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蕃为妻。而对于张爱玲来说，她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与继母磕磕绊绊的相处。

富贵之家往往人情凉薄，张家尤其如此，这是张爱玲的原罪与宿命。出生在这样的人家，张爱玲得到的关爱少得可怜。她从小见惯了父母的争吵；小小年纪便被母亲以“游学”的名义抛下；与继母发生冲突后被父亲暴打、关禁闭；在香港上学期间，张爱玲生活困窘，好不容易得到一笔奖学金，却被母亲拿出去打麻将输个精光……张爱玲太早领教了生活的丑陋虚妄与亲情的自私虚伪，以至于她以后所有的作品中，有灯红酒绿，有声色犬马，有逢场作戏，却独独缺了两样东西：“爱”和“真心”。写出“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出自《天才梦》）这样的句子时，张爱玲也不过才十八九岁，能够那么漫不经心，又那么准确、暴戾甚至绝情，与其说是因为张爱玲的天才，毋宁说是由于她不幸的人生经历。

一朝出走，终身漂泊

于张爱玲而言，自从父母离婚父亲续娶后，给她的整个生命与往后的生活着上最初淡漠色彩的那个家，便只是她父亲的家，再不是她自己的：“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孙用蕃待人刻薄尖酸，但她不像张爱玲的生母黄素琼总是向往外面的世界。她把自己的尖酸都用在经营与张志沂共同组成的新家上。这一点，倒是深得张爱玲父亲的欢喜。

张爱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因为继母的到来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其实，张爱玲与张志沂之间，也曾有过父女欢愉的相处时光，他教她写旧诗，她一本正经地把自己的习作念给他听。那回忆中仅有的一点欢愉，因了父亲为维护继母而对她的暴打，终于被消磨殆尽。

那时，张爱玲的母亲再次从国外回来，母女之间久别重逢之后的相互珍惜，在父亲看来特别刺眼。多年来，女儿几乎是由他一手照顾成人的，他供她吃、供她穿、帮她请私塾、送她去学校，而这养育之恩却敌不过她母亲蜻蜓点水般的看顾。

父亲生着闷气，张爱玲却在这时候提出了出国留学的请求。母亲抛家弃子出国游学，早已是父亲心底的雷区，张爱玲这时候提出留学，使父亲的闷气转为暴怒，他认为，张爱玲出国留学的想法，一定是她的母亲撺掇的。这时候，继母在一旁帮腔道：“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张爱玲留学的念头被阻断，父女之间的嫌隙，也已经开始表面化了。

她与父亲的彻底决裂，是之后不久，张爱玲去母亲与姑姑的家里小住一段时间之后。张爱玲在《私语》里，对这段往事进行了细致的描写：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挨打之后，张爱玲被关了禁闭，父亲甚至扬言要拿手枪打死她；她在这期间拉痢疾，父亲也狠心不帮她请医生，一病病了半年。一手把她带大的佣人何干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她，“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可张爱玲还是逃了，逃去了姑姑与母亲的家。她了解自己，也了解那个家，她知道，在那个家里，她最终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无止境地沉沦。逃离的那一年是1938年，张爱玲18岁。父亲的暴打与禁闭，给张爱玲带来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她曾在数篇文章里写过这一件事情。

逃到母亲与姑姑那里的张爱玲，日子过得清苦，她亲眼见着母亲为了柴米油盐的开销而苦恼，被佣人服侍惯了的母亲与姑姑自己洗衣、做饭。这时候，张爱玲开始补习功课，为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做准备。第二年，张爱玲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当时，欧洲也处于战乱中，张爱玲不得已，拿着伦敦大学的入学成绩单入了香港大学。

此后，张爱玲唯一一次踏入父亲家，是因为她想转学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却没有学费，不得已请求父亲资助。那是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爱玲被迫从港大辍学回到上海。时隔张爱玲逃走已经四年，再见到父亲，没有道歉，没有寒暄，张爱玲说明来意，父亲爽快应许。短短的十来分钟，父女二人没再多说一句话。那是张爱玲与父亲的最后一面。

想来，张爱玲对父亲还是有爱的，即便那时候，那份爱稀薄到连她自己也没有察觉。父亲对她也是爱的，她大概也是知道的，否则，她不会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想要去求助的人仍然是自己的父亲。

他们最终和解了吗？最后一面之后，他们有想念过对方吗？他们各自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有后悔过曾经的互相伤害吗？我们不知道。只是，此后，在战火纷飞里，在辗转漂泊里，在爱情的创伤里，在异国终老的孤独里，张爱玲大概会慢慢地理解父亲，尤其是理解她十几岁时候的那个暴戾的父亲吧！也许，他那时候那么寸步不让地想要抓住自己的女儿，想要左右她的人生，也不过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一无所有吧！

倾城之恋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差不多已是人人知晓，可细细咀嚼起来，仍觉得好。因为这不仅是一个从不对命运低头的骄傲女子，面对爱情时的甘愿俯身，更是张爱玲对她与胡兰成之间爱情的最好注脚：对于爱他这件事情，她始终是卑微的，对于这份卑微，她是甘之如饴的。

张爱玲认识胡兰成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了。

1942年秋天，张爱玲顺利进入圣约翰大学，但刚刚读了两个月，她便决定辍学专心写作。对于一直想要求学的张爱玲来说，这个选择无疑是需要一些魄力的。彼时，她与姑姑住在爱丁顿公寓，也是因为她的许多重要作品如《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等都诞生在这里，爱丁顿公寓也因此成了张爱玲最有名的故居之一。

事实证明，她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时期，主流文学刊物都能见到她的名字。她主要供稿的刊物有《泰晤士报》《二十世纪》《杂志》《万象》《古今》等，内容从服饰到宗教，文体从散文到小说，不一而足。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其阅历之丰、涉猎之广、见解之独到、下笔之精准，着实令人惊艳。尤其是1943年5月《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后，张爱玲这个名字可谓一炮而红。

这时候，张爱玲爱情传奇里的主角——胡兰成登场了，而这场缘分的起因，是张爱玲发表在《天地》月刊上的小说《封锁》。那是1943年12月，胡兰成翻阅《天地》月刊时，看到了张爱玲的《封锁》，起初是漫不经心地看，看了才不过一两节，胡兰成便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读至最后竟然生出爱不释手之感，复又读了好几遍。

对于这场因张爱玲的文字而起的相识，胡兰成后来写：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胡兰成对张爱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好寄给他刊物的是《天地》月刊的主编苏青本人，于是，通过苏青，胡兰成得到了张爱玲的住址。

第一次去寻张爱玲，胡兰成吃了闭门羹。张爱玲拒绝见他的理由，听起来有点任性和孩子气：因为胡兰成没带名片。但那正是张爱玲真实的一面，在不认识他之前，她是骄傲的。但她的骄傲又是脆弱的、善变的、不可捉摸的，倘若她一意骄傲下去，坚持不见他，那么，之后便不会深陷于胡兰成带给她的那场情劫，她的人生或许会平淡很多，同样也会容易很多。

可张爱玲隔日便给胡兰成打了电话，约了时间地点，去拜访胡兰成。那一面，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别人谈文学、论世事、讲经历，都是两个人轮番地来，先是你讲他听，尔后他讲你听，而张爱玲与胡兰成呢，是在比武弄剑，用胡兰成的话来讲，是在“斗”，并且胡兰成甘拜下风，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即是：“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

那次见面后，张爱玲与胡兰成开始往来，并迅速坠入爱河。那一年，张爱玲23岁，胡兰成37岁。张爱玲没有谈过恋爱，而彼时的胡兰成早已历经情场，身边有妻、有妾、有情人。

刚刚陷入恋爱时，总有千般万般的好。他们常常厮守，不见面时就写情书。许多人只知道“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句话是张爱玲说的，但并不知于何时、在何地、因何故。其实是这样的：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第一封信有些拙劣，但当时他并不自觉，张爱玲也未点破。后来，胡兰成再在写信时忆及此事，夸张爱玲谦逊，张爱玲回信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张爱玲对胡兰成，是情窦初开的小女孩对待心上人时的情致，觉得世上再没有人比他更好，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他对女人心那么懂……她想珍惜的那份好，是连他后来的背叛也可以原谅的。张爱玲送给胡兰成自己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下：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感情，则要复杂得多。他对她抱有好奇之心，对她的才华有称羡之情，对她的不通人情不谙世故能够体谅，对她的幼稚可笑有诧异甚至感激。当然，胡兰成对张爱玲也有不习惯的部分，对，不是厌恶，胡兰成自己用了一个很轻的词：“不习惯”，譬如她的自私，她的从不悲天悯人。

这大概就是恋爱经历几乎空白的人与情感经历异常丰富的人走在一起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没什么情感经历的人，眼里的爱人，一定是完美的，无可挑剔的，非得是“黑白认知”下，方才得到“黑白判断”，只要这个人足够好，他便足够成为我的爱人。情感经历丰富的人，对于爱人或伴侣的取舍，却常常基于“灰度认知”，进行“黑白判断”，她不是满分，但分数好像也不是太差。终于最后在一起了，一个是基于百分百的爱，一个是基于对方的分数恰巧及格。后来的我们，常常说胡兰成花心，指责胡兰成负心，想来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因为胡兰成从刚一开始，便爱得不满，在今后的相处中，自然会权衡、再决定是加分减分、乃至于是否能够继续相守。

但在由衷地欣赏张爱玲的才华这一点上，胡兰成倒比忌妒萧红才华在自己之上的萧军显得大气许多。即便后来，两个人的感情画上了句号，胡兰成依然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写得好。

1944年8月，两个人认识大半年之后，胡兰成抛弃了妻和妾，与张爱玲结婚了。所谓的结婚，也不过是拟了一份婚书作证：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然而，张爱玲期盼的、胡兰成承诺给她的岁月静好与现世安稳，也只持续到1944年冬天。那年11月，胡兰成因公务去武汉，认识了17岁的医院护士周训德，并迅速与她同居了，直至第二年3月回到上海。胡兰成并未隐瞒他与周护士的事情。

而作为一个深爱着自己丈夫的妻子，丈夫在外有了牵挂的人，大概即便他不说，她也感觉得到吧。一个月后，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全面抗战宣告结束，效力于汪伪政权的胡兰成开始了正式的流亡生活。他辗转逃到温州。不知是胡兰成花心的本性使然，还是处境越艰难反而使他更需要女人，他才离了小周的温柔乡，便又投入了范秀梅的怀抱。

在上海，张爱玲也身陷囹圄：因为过往的作品太过沉迷于五光十色的生活，而被扣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但最让张爱玲放心不下的还是胡兰成。背着“汉奸”的名头，他在外一定吃了不少苦吧？他每天东躲西藏的，身体可还康健么？

1946年2月，张爱玲来到温州寻胡兰成，双方都大吃一惊。胡兰成万万没想到张爱玲会来，张爱玲万万没想到，胡兰成的身边又有了一个女人。

1947年6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了最后一封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那时，距离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初次相见，不过四年时间，一切却都已经变了。1950年，胡兰成前往日本，1981年在日本去世。

老夫少妻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故事太出名了，出名到极少有人注意到她的第二任丈夫赖雅。

如果赖雅的名字不与张爱玲联系在一起，那么，他还算是一个颇讨人喜欢的老头，年轻时风流倜傥，完全不被婚姻束缚，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周旋于情人之间，再无人能拖他走进婚姻；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取得太大的成就，但仍不失为一个有才华的人；他虽然是以“方脑袋”“轴”著称的德国人后裔，但骨子里却十分奔放洒脱。

而一旦赖雅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是一代才女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时，人们对他的审视与挑剔就在所难免了。他比张爱玲大二十九岁，他没有什么名气，没有太多存款，他唯一拥有的，是65岁的年龄，以及这个年龄背后所代表着的生命的衰朽。

遇到赖雅时，张爱玲刚到美国不久，过得十分失意。这个红透上海滩、享誉中国、睥睨香港文坛的才女作家，投稿每每被拒，第一次知晓，自己的才华原来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也会有派不上用场的一天。张爱玲又是凉薄的性子，本人极其厌恶社交，在美国那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极度开放的国家，她觉得连带着她这个人，也似乎是不被接纳的了。

张爱玲与好朋友炎樱一同去探访胡适。早在张爱玲来美国之前，其实就已经与胡适有着书信往来了，然而，真正去了胡适家里，张爱玲却只坐着不说话，任由炎樱与胡适左一句右一句地说笑话。胡适回访张爱玲时，她对胡适仍然没讲什么话。胡适想帮这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却也不知道从何帮起。

1956年，张爱玲申请加入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这次的加入，或许还是因为有胡适的推荐。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是一个为真正有才华但生活困窘的作家创立的公益型组织，作家一旦加入，便可以在文艺营舒适的工作间里，心无旁骛地从事写作。正是在那里，张爱玲结识了赖雅。

赖雅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以及她身上的那股有别于大部分温婉贤淑的东方女性的桀骜不驯。而彼时，因为胡兰成而将自己的心紧紧封闭起来的张爱玲，却向这位年长自己很多的外国人敞开了心扉。

他们依然像她当年与胡兰成一样，谈写作，谈人生，谈经历，却分明又与当年不同。当年他俩是“相斗”，而如今，张爱玲与赖雅是相互“抬举”。面对着一个快要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张爱玲收起了自己的锋芒。而面对着张爱玲，原本抱定独身想法的赖雅，在与前妻离婚的几十年后，终于再一次有了强烈的走进婚姻的愿望。

赖雅先张爱玲一步离开文艺营，在离开之前，他向张爱玲表白了心迹。张爱玲没有拒绝。在结婚之前，张爱玲还怀上过赖雅的孩子，只是赖雅不希望有孩子，张爱玲本身对孩子也没有什么执念，他们商定后打掉了孩子，张爱玲嫁给了赖雅。

婚后的赖雅，再不是那个与张爱玲在文艺营里侃侃而谈的幽默作家了，而变成了一个无助的、对张爱玲有着无限依赖的大孩子。张爱玲在美国的写作一直不温不火，于是频繁与香港方面的朋友联系，以寻找一些剧本的活儿，为赖雅筹集治疗费，也为他们夫妻二人挣生活费。赖雅的心中，充满了恐慌与不安，他以为张爱玲随时会离开他。

后来，张爱玲不得已，还是回到了香港。毕竟，她的才华，香港人是认的。赖雅却受不了张爱玲的离开，数度写信催她回美国，甚至又再度中风昏倒。张爱玲无奈又返回了美国。

张爱玲是那种，当决定了开始一段感情后，便绝少考虑其他附加条件的人。这是她天真的地方，当然，她倒也是那种能够承担紧随自己天真之后沉重代价的人。因而，她能够在对胡兰成彻底失望之后决绝放手，也能够在婚后赖雅频繁地中风甚至最后瘫痪在床时，尽一个妻子最大的本分，努力照顾他、救治他，直至赖雅油尽灯枯。

我们以俗人的眼光看过去，张爱玲嫁给赖雅，原本应该得到父亲一般的爱。在张爱玲的心底，因为与父亲的相处模式，以及无法挽回的冲突，对于父爱是有一些缺憾的。她爱上胡兰成，嫁给赖雅，二人都是年长她很多的男人，与她对父爱的渴求或许是有关系的。却不想，赖雅反过来成了张爱玲生活的巨大负累。为了他，她把自己的才华当成了谋生的工具，大抵也正因为如此，第二次婚后的张爱玲，再也没有写过能与《金锁记》《半生缘》《倾城之恋》相媲美的作品了。

可张爱玲却对这段婚姻只字不提——没有说过赖雅半个不字，也没有说过他半个好字，只是绝口不提。以至于，后人们纷纷猜测，张爱玲当初嫁给赖雅，是真的出于爱呢？还是赖雅不过是她在当时的境遇中，碰巧抓住的一棵救命稻草而已？这些，都已随着时间的远去，成了无解的谜题。1967年，赖雅在康桥去世，享年76岁。

孤独晚景

赖雅的去世，将张爱玲彻底放逐在了无人虚空中，那一年，她也才不过47岁，可一颗心，大概已经可以用枯寂苍老来形容了。

以前的张爱玲，刻薄是刻薄，但那份刻薄因着她的年轻、元气充沛，竟也显得水灵灵的。你看她在胡兰成面前一语戳破祖父的小小虚荣——那些关于祖父与祖母诗词酬唱的佳话，所有祖母的诗，不过都是经了祖父的手好生润色过而已；你看她写白流苏如愿嫁给范柳原，范柳原连情话都不再对她说了，而是全部省下来说给别的女人听；而现在的张爱玲，棱角还在，傲骨还在，却被耗尽了力气，只剩下因为失去精神框架而日益沉重的肉身，所以《色·戒》里，王佳芝才会自欺欺人地想：也许，他是爱我的。

若你仔细对比过张爱玲年轻时候与年老时候的照片，便会发现，晚年的张爱玲，下巴不再高高地扬起，目光不再是若有若无地瞥过来，眼神里再没有似乎能够穿透一切的锐利，她的目光里，带着征询、试探，甚至有点欲与世界和解的况味。

但张爱玲终究还是张爱玲，那份恰巧留在照片上的温柔，或许只是她坚毅孤勇地与孤独余生对抗时，一不留神打的一个盹而已。

赖雅离世后，张爱玲曾短暂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方向是《红楼梦》。供职于“中国研究中心”，是因了陈世骧教授的赏识与举荐，她的辞职，也是因为陈先生的辞世。

1972年，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开始了真正的幽居生活。之所以说“真正”，是因为自那时候开始，除了向杂志供稿需要与编辑打交道而外，她几乎切断了自己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甚至到了后来，连老友的信都不回复了，包括与她少女时代起就建立了友谊的炎樱的信。

在港大读书时，张爱玲与炎樱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她曾经因为炎樱未与她知会便离校回家大哭不已；张爱玲喜欢穿炎樱设计的、式样别致甚至有点奇怪的衣服；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对每个人都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几乎到了剜肉剔骨的程度，却唯独表达出对炎樱的喜欢。在书里，以炎樱为蓝本的女孩子叫比比；张爱玲《传奇》的封面，是炎樱设计的；连炎樱这个她自己本人不是特别喜欢的名字，也是张爱玲给取的……就是这样一位好朋友，在一封封去信石沉大海之后，委委屈屈地问她：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有一段时间，她不回信的对象，更包括了对她的文字特别欣赏的夏志清先生。夏志清从来不隐藏对于张爱玲才华的欣赏，一有机会便向别人推荐张爱玲的作品。正是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花去超过鲁迅先生的篇幅，推介张爱玲，甚至评价《金锁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从而让西方世界开始对张爱玲进行价值重估。也正是因为夏志清推荐，胡适等才读了张爱玲的文字，也与张爱玲建立了往来。夏志清先生曾给张爱玲写了好几封信，张爱玲从来没有回复。

张爱玲寓居美国期间，唯一一直保持着通信的，仅有宋淇夫妇，他们的往来信件加起来，居然有好几十万字之巨。

这个时候，张爱玲的创作，才慢慢地重又恢复了生机，《红楼梦魇》（1977年）、《色·戒》（1979年）便是诞生在这个时候。但此时的生机，已是严霜退去之后的花朵，失去了往日的鲜活。已远不能与20世纪40年代时候的张爱玲相比了，那时候的她，每一个文字都是闪闪发光的，连带着她的人也是光彩熠熠的。所以，这时候的作品，即便再好，也是她所有作品里的二流。

1994年，张爱玲出版了《对照集》。如其书名，这是一本由她自己的照片，及照片背后的故事组成的集子，里面有她的祖母、父亲、母亲、姑姑、弟弟、她的朋友，更多的是她自己。翻看《对照记》，我的脑海里常常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张爱玲坐在书桌前，将桌上的照片一张一张拿起，一个一个地回忆起照片背后的故事。她的心底，终于翻涌起无限的温柔，她说她爱祖父、祖母——那几乎是她唯一的一次，在写“爱”这个字眼里，没有任何嘲讽的意味；她再提起十几岁时父亲对自己的那次暴打与禁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语气里已经没有恨。那大概是她一生中，最温柔的日子了。那时，如果窗外有月光，那应当是她一生中，见到的最温柔的月光了吧。

张爱玲用《对照记》，回忆了她自己的一生，更仿佛是，在她尚还清醒的时候，与这个世界做了体面的告别。1995年，张爱玲在租住的公寓里去世。

一代才女张爱玲的故事，就此画上句号，但她的传奇，却永不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