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破事儿

常常想起自己小时候所做的那些破事儿，那些破事儿如影像般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时，我常常哑然失笑。

——自己真不是盏省油的灯。

那时候，最最爱上的就是晚自习。村里没有通电，孩子们拎着各种各样的煤油灯。有用墨水瓶做的，也有用小铁罐做的。

老师没在时，我们几个捣蛋鬼就开始成精作怪：用长长的铁丝箍紧铁盖子，放在煤油灯上。里面扔一小把黄豆黑豆什么的，一会儿，先是香味儿飘散开来，接着就是“噼里啪啦”四处迸溅。手忙脚乱地捡拾，下来就是“咯嘣，咯嘣”吃得有滋有味又夸张。

这件事最终还是被班干部报告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将我们唤至他的地盘——办公住宿合一的房子——让我们反省，他去了教室给上自习的学生讲题。

反省什么呢？

一个坐在班主任的椅子上，装模作样地训斥其他几个？还是几个人鞋一脱，跳上老师的土炕翻筋斗？

结果是玩得起兴，闻到了香香的烤红薯味儿，——通炕的土炉子的小窑里有烤红薯！哪里有放过的道理？直接解决。

记得教我们英语入门的，是姓党的女老师。在农村，拐来绕去的，彼此就拉上关系了。算来算去，党老师还是我家的一门老亲戚。对我，要求自然严多了。记得她常常拽着我的衣领嘱咐我认真学习，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好好学，我都没脸见你婆”。

不喜欢叽里哇啦学英语的，当然不止我一个，那几个和我一起光屁股长大的铁哥们，嘴笨，舌头也不听指挥，自然也不喜欢学英语。上早读不开口读，作业也不做，科代表瞪着眼睛没办法。一个下午，科代表说党老师找我们几个顽抗分子谈话。我们马上就凑在一起想对策，于是办法就有了。

在党老师房子门口，面对她一连串恨铁不成钢的反问，我们先是高昂着头，而后脖子一歪，异口同声：

“我是中国人，不放外国屁！”

几个男生一起发出的和声啊，异常响亮。

党老师连说了几个“你们”“你们”后，跑进房子，重重地关上了房门。据说，她被气哭了。

唉，那时的我们，听后竟然只有获胜的喜悦而毫无羞愧之感。如今想来，只想扇自己的嘴。

教数学的是姓李的老师，很严厉也很较真。

作业没完的，就不准回家，趴在他的房子门口的台阶上补做。即使再顽劣的学生，他也决不会放任不管。

我们哥几个经常趴在台阶上补作业，心里有气。终于，办法出来了。

李老师的儿子那时有三四岁吧，小家伙一出来，我们就齐刷刷地瞪大眼睛恶狠狠地盯着他看，几次下来，他就吓得不敢出房子了。非出来不可时，就悄悄掀开门帘，看上半天，而后才顺着墙溜一截，很快就跑开了。

那时，我们心里很是得意。哼，别看你整我们，我们可以整你儿子！如今想来，我们真是恩将仇报的混蛋啊！

对老师尚且如此放肆，和同学之间，那就更没分没寸了。

有一阵子就是看着光头不顺眼。“光头”原名杨军，好像因为头上总生疮吧，大人就索性给他剃了光头。光头原本和我们一起逃学、嬉戏，也不知啥风抽的，突然间洗心革面改邪归正，开始好好学习了。这家伙一认真，还一发不可收拾，立马啥事都跑到前面了。

我们几个想不通，一下课，就围着他喊：

“秃子光，打溜光，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媳妇搁在热炕上，把娘撂到窑背上。秃子光，打溜光……”

可他呢，头也不抬，好像啥事也没发生，依旧埋头看他的课本。于是，孩子们小小的邪恶就冒了出来。

我们将光头的名字写在纸条上，而后踩在脚下，在教室里拖来拖去地走。这样还不解气，干脆找来一个木板，用废电池里砸出来的碳棒大大地写上“杨军之墓”，插在学校门口的粪堆上。

结果是，几乎人人进出学校就会看到，甚至不觉读出声来。

事实是，杨军拔掉扔了，我们再接再厉甚至变本加厉。粪堆多的是，到处插。最后杨军妥协了，可怜兮兮地问我们对他到底有什么意见，他改还不行吗？看他那窝囊样，也觉得他已不再可能回归到我们的队伍里了，便结束了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