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语体互文性”是语篇互文性的一种类型，是借鉴互文性理论而得到的一个语体学概念，表现为一个语篇内或具有意义指涉关系的多个语篇之间不同语体的混合使用。作为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语体互文性具有复杂的语言形式特征和多种语用功能，在语篇建构、话语主体之间的互动和语篇信息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语言学界对语篇互文性现象的研究曾经取得了不少成就，硕果累累。但对于语体互文性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正因此，这一课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深入探讨。本章将对“语体互文性”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对本书的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意义等问题加以阐述。

第一节　语体互文性的界定

一、语篇互文性的分类

由保加利亚裔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纪60年代首创的“互文性”概念，经过语言学的再阐释成为语篇分析的核心概念。作为语篇的重要特征之一，语篇互文性关注的是语篇中不同来源（不同表达主体）的话语以及不同类型的话语（不同的语体、体裁和风格）之间相互组合、相互关联、相互指涉的关系。

（一）已有分类的列举

目前，学界对语篇互文性的分类大都采取二分法，也有采取三分法和多分法的。

普遍认为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是互文性理论的源头，巴赫金本人虽然从未使用过互文性概念，但从其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把语篇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应答即语篇的“对话性”关系分为“共时”和“历时”两种类型：

从共时角度看，发话人总是期待自己的话语能够在听话人那里得到积极的应答，这种互文性关系存在于同一时空环境中的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巴赫金认为，在言语交际中，完整的表述是由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合作完成的。但19世纪以来的语言研究对于语言的交际功能，尤其是接受主体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估计不足，仿佛言语交际只是说者一个人的事情，其实不然：

实际上，当听者在接受和理解言语的意义（语言意义）时，他同时就要对这一言语采取积极的应对的立场：同意或是不同意（全部还是部分同意），补充它、应用它、准备实现它等等；而听者的这一应对立场是从他开始聆听和理解时起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有时简直就是从说者的第一句话起开始形成的。对活生生的言语、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解，都带有积极应答的性质（虽然这里积极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任何理解都孕育着回答，也必定以某种形式产生回答，即听者要成为说者（“交流思想”）。

接受主体的积极应答表现为即时的回答，也可以是交际之后用行动加以回答。事实上，说话人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意思简单地投射进听者的头脑，而是力求使自己的言语为他人理解，因此说者对这样的积极应答是十分期待的。

从历时角度看，表达主体当前生成的语篇不是孤立的，这一语篇和先于它产生以及后于它产生的语篇之间存在互文性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不同时间点出现的语篇和语篇之间。

任何说者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应答者，因为他不是首次打破宇宙永恒沉默的第一个说话者，他不仅须要先有他所用的那一语言体系的存在，而且须要有某些先前的表述（自己的和他人的表述）的存在，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这些表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依靠这些表述，与它们论争，或者只是作为听者已知的前提），每一个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组织起来的十分复杂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这种处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语篇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构成历时的互文性关系。

克里斯蒂娃认为各种语义组合发生的文本空间由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三个维度构成，它们彼此之间构成互文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横向轴”和“纵向轴”两个层面得到界定：“横向轴”是指写作主体和读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纵向轴”是指当前文本与各种外部文本及广义语境（即先前和当下各种文学资料的集合）的关系。

热奈特按照抽象程度、蕴涵程度以及概括程度递增的顺序将互文性关系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种：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包括“引语”、秘而不宣的借鉴、寓意形式。

第二种：正文与其副文本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不是很清晰。“副文本”包括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插图等等。

第三种：元文本性：也叫评论关系。联结一部文本与它所谈论的另一部文本之间的关系。

第四种：承文本性：联结一个文本与先前另一文本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嫁接而成。作者对此类型进行了详加论述，这种文本关系多是题材、内容上的。

第五种：广义文本性：这种形式更为隐秘，是一种纯粹的隶属关系。某个具体文本所隶属的类型，包括言语类型、表达方式和体裁类型。

费尔克拉夫将互文性分为“明确的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两种。所谓“明确的互文性”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被明确地吸收到一个文本之中”；“互为话语性”是指“一个话语类型如何通过话语秩序要素的结合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更直白地说：“明确的互文性”是现实存在的语篇之间的关系，在所分析的语篇中，其他语篇以引语、套用、抄袭等形式进入当前语篇，构成互文性关系的是已经生成的不同语篇；“互为话语性”指的是一个语篇中各种体裁、风格和语体的复杂关系，在这里构成互文性关系的不是具体的语篇，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话语类型。

秦海鹰把互文性分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广义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狭义互文性”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和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

辛斌把互文性分为“具体互文性”和“体裁互文性”。“具体互文性”是指一个语篇包含可以找到具体来源（即写作主体）的他人的话语；“体裁互文性”是指在一个语篇中不同文体、语域或体裁的混合交融。

李玉平把“互文性”理解为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一种性质。根据原文本进入当前文本后，是否会产生异质性和新的意义，将互文性分为“积极互文性”和“消极互文性”。“积极互文性”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与在原文本中出现时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消极性互文”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与原文本相比没有产生新的意义。

韩金龙在对广告语篇的互文性进行研究时，把互文性分为“细节互文”“体裁互文”和“文化互文”三种类型。“细节互文”可以分为插入和同化两种，插入是显性互文，用明显的互文标记（如引号）把引文分开或独立出来；同化是隐性互文，它改造原文，使其和当前语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引用谚语、俗语、名著名言都属于细节互文。“体裁互文”是指借用其他体裁语篇的结构特征来构建一个新的语篇。“文化互文”是指所援引的原文不是具体的文本或图像，而是原文所体现的某一文化的信念系统或价值体系中较为抽象的概念或观念。

管志斌以互文性关系的语言实体为依据，即根据具有互文性关系的文本是抽象实体还是语言实体，把互文性分为“联想互文”和“形式互文”。“联想互文”就是一个主文本与所有联想互文本的相互关系，联想互文本就是人们处理一个文本时记忆空间所联想到的所有文本，这种互文性是凭借联想、记忆、回想等心理机制形成的；“形式互文”是文本之间有语言标记的互文关系，互文本以语言实体的形式部分或全部出现在主文本中。

上述学者采取不同的视角对互文性进行分类，有的同时着眼于语篇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有的仅从语篇形式本身入手，还有的立足于互文性形成的不同心理机制，各有特色。

（二）本书的分类

本书借鉴费尔克拉夫的分类，把语篇互文性分为“明示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

1. 明示互文性。当前语篇以“引用”“抄袭”和“仿拟”等方式，把其他语篇的话语纳入自身即为“明示互文性”。这样，当前语篇内部会有来自其他语篇的话语，处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语篇交织在一起，彼此形成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是现实存在的不同语篇之间的关系，相当于费尔克拉夫的“明确的互文性”，例如：

例（1—1）　“能不能保证孩子每天有一张A4纸用来画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焱拽着话筒高声问，坐在她对面的是教育部部长袁贵仁，100多名教育界别委员坐满了整间会议室。这是3月8日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的一幕。

“画画是幼儿培养情感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国外，小朋友每天都可以用全开纸画画，而国内很多幼儿园每周只给两张A4纸。”刘焱接着问，“能不能保证幼儿园的孩子每天至少有一张A4纸用来画画？”

这个疑问抛出时，低头写字的袁贵仁抬起了头，他没有直接回答刘焱的问题，而是引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发展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中国青年报》2016年3月10日1版

例（1—1）语篇属于新闻报道类语篇，这类语篇的表达主体是记者，但上面这个语篇中除了有记者的话语之外，还以引语的形式实录了新闻事件涉及的当事人话语，因此语篇中融合了不同表达主体的话语，这两种来自不同表达主体的话语形成明示互文性关系。

例（1—2）　起床版：今天八点钟闹铃响，八点半起床，360手机卫士显示：您本次起床共用了30分钟，超过了全国97％的懒虫，特授予您五星懒虫称号。请您关闭不必要的起床程序，按时起床，强身健体。

自习版：今天进图书馆自习，进门刷卡时居然有语音：亲爱的同学，您本周累计自习时间在全校考研学生中排名两千名以后了，远远落后于平均水平，多来自习努力学习，珍爱生命多多看书。

纳税版：今天地税局给我发来短信：尊敬的纳税人，您本月缴纳个人所得税0元，本年累计0元，无法纳入我局的排名统计，而且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请努力工作，拼命挣钱，收入早日超越个税起征点！

——百度百科360词条

以上语篇套用360软件的开机提示语而成，这种套用现成语言形式表达新意的方法即为仿拟。仿拟后形成的语言形式与其所套用的语言形式形成互文性关系，对于仿拟形式语义的理解要参照其所套用的语言形式。

无论是引用还是仿拟，都是在现实存在的语篇之间建立起互文性关系，对一个语篇的理解要参考其他语篇，这就是本书所说的“明示互文性”。

2. 互为话语性。一个语篇内部或具有意义联系的多个语篇之间存在着不同语体、体裁、风格类型的交叉使用，这些不同类型的话语之间形成的互文性关系称之为“互为话语性”。

以上两种互文性的区别在于：在“明示互文性”中，构成互文性关系的是现实存在的语篇，一个语篇通过“引用”“仿拟”等方式把其他语篇的话语包含进来，在语义内容或词句使用上要忠实于原语篇；而在“互为话语性”中，构成互文性关系的是不同的语体类型、体裁类型和风格类型。

二、语体互文性的定义

如上所述，我们将语篇互文性分为明示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两类。本书的研究对象“语体互文性”是互为话语性的一种特例，即从语体学的角度对语篇互为话语性的一种界定。

在学术界，“互文”有时也用“互文性”。在使用中，“互文性”常常用作专指理论体系的术语，而“互文”则负载了更多的理论涵义。这两个术语有时作动词性词语使用，有时也可作名词性词语使用。按照这一思路，本书中“语体互文性”也同时具有名词性和动词性两种用法。“语体互文性”作名词性词语时是指单个语篇或具有语义指涉关系的一组语篇内采用多种语体，不同语体的语言手段或轮番出现，或相互交叉，或高度融合难分彼此的状态。“语体互文性”作动词性词语时是指话语主体调动不同语体资源以达到特定交际目的的过程。

例（1—3）　并不是每一种元素，每一个个体都有这样的幸运。同样的碳元素，存在在这根木桩子上和存在在他的细胞里就会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根桩子也是有用的，然而它不会呼吸，不会做梦，不会叹气，也不会同情任何一匹无辜的马。甚至它都不想立得更直一些。立得更直一些不是会更好一些吗？一个点和一个面的最短的距离，乃是从这个点向这个平面所作的垂线……

——王蒙《杂色》

例（1—3）属于小说类语篇，主要采用文艺语体的语言手段，但语篇中还使用了一些科技术语：如“元素”“点”“面”“距离”和“垂线”等。因此语篇中出现了文艺语体和科技语体两种语体语言材料的交叉使用，两者形成语体互文性关系。

例（1—4）　从国防科工局、国家航天局获悉，6月2日12时13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高分六号卫星。高分六号卫星是一颗低轨光学遥感卫星，是我国首颗实现精准农业观测的高分卫星，堪称“中国农业一号卫星”。它将与在轨的高分一号卫星组网运行，大幅提高对农业、林业、草原等资源监测能力，为农业农村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提供遥感数据支撑。

高分六号卫星具有高分辨率、宽覆盖、高质量成像、高效能成像、国产化率高等特点，设计寿命8年，配置2米全色/8米多光谱高分辨率相机、观测幅宽90公里，以及16米多光谱中分辨率宽幅相机、观测幅宽800公里。高分六号还实现了8谱段CMOS探测器的国产化研制，给国内卫星首次增加了能够有效反映农作物特有光谱特性的“红边”波段。

——《光明日报》2018年8月3日1版

例（1—4）属于新闻报道类语篇，整个语篇在新闻语篇的结构框架中展开，主要采用新闻报道语体的语言手段，但语篇中还大量使用了科技语体的语言材料：如“低轨光学遥感卫星”“高质量成像”“高效能成像”等等。语篇中存在新闻报道语体和科技语体两种语体材料的交叉使用，两者形成语体互文性关系。

上述两例语篇中出现的两种语体语言材料的交叉使用现象，就是本书所要研究的“语体互文性”。

语体互文性现象关注语篇中各类语体相互组合、相互交织、共存共生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语篇、语体、语用主体、语境和话语实体等多个要素。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体被创造性地使用于同一语篇或一组语篇之中，赋予该语篇多样性和混杂性。而语篇通过对不同语体类型的重新排列组合，在不同语体的对话中传达出对特定意向的认知内容。从本质上讲，语体互文性现象是以一定的语言形式为载体，在特殊语境中生成的一种具有特定功能的语言现象。正是在特定语境中，语言形式、语言功能和语用主体的理性选择得到了统一。

本书主要借鉴文学领域的互文性理论，语篇分析理论和语体学理论，力图构建起能够揭示语篇中语体使用规律的理论体系，揭示语体类型的建构规律和语篇之间的关系规律。

第二节　理论基础

本书对“语体互文性”的研究主要采用互文性理论、语体学理论、语篇分析的理论框架，同时借鉴修辞学、语境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的学术观点，不拘一家之言，尽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筑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上。以下对本书涉及的主要学术理论加以简单介绍。

一、互文性理论

（一）古代修辞学里的“互文”

“互文”是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中常用的一种具有特殊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正如唐代贾公彦《仪礼注疏》中所说：“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杨树达的《中国修辞学》中称为“互备”，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中称为“错综”。互文手法是指上下两句或一个句子的前后两个部分表面上词面有异、形式参差，语义上实则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单句互文、对句互文、隔句互文和排句互文。例如：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北朝民歌《木兰辞》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诸葛亮《出师表》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辛弃疾《西江月》

以上几句为互文辞格的典型用例。互文辞格要求对诗句进行语义理解时要联系前后的语句。上述几例分别是指在“在市场各处购买物品”“受任和奉命于败军之际和危难之间”“在明月下，在清风吹拂中，传来了鹊和蝉的鸣叫声”。这种辞格追求表意的委婉曲折和语言形式的整齐美观，恰当使用可以起到文句简练和以少驭多的语言效果。

（二）西方文论里的“互文性”理论

与中国古典诗文中的互文用例不同，西方文论里的“互文性”是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一词是“intertextuality”的汉译形式。“互文性”理论脱胎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吸收进来，在文学研究和创作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的文化研究和文论研究中，“互文性”是一个不容忽视、无可替代的关键词。

“互文性”理论和“互文辞格”产生的年代和学科领域各不相同，但都强调对话语的理解不能限定在当前范围之内，而应跨越话语边界，关注当前话语和其他话语之间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相互建构的关系。“intertextuality”被汉译为“互文”，反映了中国古代和西方在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

1. “互文性”理论的源头。“互文性”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学者朱莉雅·克里斯蒂娃创立的，但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以及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被公认为这一理论的学术源头。朱莉雅·克里斯蒂娃本人也认可这一说法。

（1）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被尊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和结构主义鼻祖，其学术思想对20世纪语言学、哲学和符号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索绪尔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中，有些就蕴含着互文性思想的萌芽。

首先，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每一个语言符号连接着概念和音响形象，分别称之为所指和能指。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每一个符号因其与其他符号的对立而获得价值，即任何一个符号的价值和意义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差别中生成的。

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项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

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如果不考虑它周围的要素，也没法直接确定它的价值。

在语流中，符号和符号在形式上虽然具有鲜明的界限，但每个符号的价值却不是来自其本身，而是在于它与其他要素的对立和关联中。这一观点强调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淡化符号之间的边界和单个符号的主体性。与此关系类似，不同语篇虽然生成于不同的时空环境并具有明显的边界，但仍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这种强调符号和符号之间关系的思想引发了人们对不同文本之间关系的思考。

其次，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一切以关系为基础，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层面。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

在话语中，……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一个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个或后一个，或前后两个要素相对立才获得它的价值。

语言符号顺序排列在言语链条上构成的线条性关系称为句段关系。句段关系是语言符号在空间的一种线性排列，具有延伸性，不具有可逆性。各种符号在与前后相邻的各种符号的关系中获得意义。

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我们管它们叫联想关系。

在语言符号组合层面之外，各种具有共同性的符号组成一个潜在的记忆系列，形成各种集合。这种联想关系是依靠心理联想机制形成的。

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别在于：

句段关系是在现场的，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

由此可知，构成句段关系的几个符号同时存在于一个时空环境，按顺序先后出现组成线性的言语序列。构成联想关系的符号依靠某个共同点连接在一起，每个符号不在同一个语言环境，只是出现在人们的潜在记忆中。构成句段关系的符号有确定的数目和序列，构成联想关系的符号则没有。克里斯蒂娃从“横向轴”和“纵向轴”出发对互文性的分类就直接来源于索绪尔的这一理论。

（2）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对话性”“狂欢节化”等一系列概念，都与“互文性”密切相关。与索绪尔排除语言现象的情景因素不同，巴赫金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和交际性，认为语言的确切意义就取决于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语言活动。他指出：“语言应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活动的一切方面，从声音、形象到意义都是社会性的。”

其一，关于表述的对话性。巴赫金在《言语体裁问题》中曾有如下表述：

我们的言语，即我们的全部表述（包括创作的作品），充斥着他人的话语；只是这些他人话语的他性程度的深浅、我们掌握程度的深浅、我们意识到和区分出来程度的深浅有所不同。这些他人话语还带来了自己的情态、自己的评价语调，我们对这一语调则要加以把握、改造、转换。

每一表述都以言语交际领域的共同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并充满他人话语的回声和余音。每一表述首先应视为是对该领域中此前表述的应答（我们在这里对“应答”一词作最广义的理解）；它或反驳此前的表述，或肯定它，或补充它，或依靠它，或以它为已知的前提，或以某种方式考虑它。

可见，巴赫金对于语言的态度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并不相同，他更加关注言语交际的外部环境。在巴赫金看来，现实中存在的所有语篇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语篇内部充斥着来自其他语篇的或他人的话语，都是对先前话语的吸收与回应。这种表述与表述之间肯定、反驳、补充和依靠的关系就是“对话性”。任何的话语都离不开先前话语业已形成的言语规范，所有的话语都具有“他者性”。文本的价值只有在与另一文本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来。巴赫金认为一切的表意实践都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在开放的对话中生成和发展的。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认为书写既有主体性又有交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互文性。面对这种对话理论，‘个人即写作主体’的概念渐渐消退，让位于另一种概念，即‘书写的双值性’概念。”

其二，复调小说。巴赫金用对话理论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文本，分析了其中对话性的表现形式，将其称之为“复调”现象。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与传统独白型小说对人类生活“对话性”特征的故意遮蔽不同，“复调小说”是一种全新的小说体裁和艺术思维类型。其基本特点在于“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复调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模式，它平行地展示了多个主人公不同的思想、意识和声音，也就是在其小说材料中充满难以调和的成分，这些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世界观构成对话关系。而作者高明之处在于将这些不同的意识相互调和，使之结合为一个更高层次的同一体，使每种意识都活灵活现，饱含生命力。

其三，狂欢节化。“狂欢式——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游艺。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积极的参加者，所有的人都参与狂欢式的演出。”狂欢式中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某些变化，它不同于现实社会生活中那种壁垒森严的等级关系，人与人之间变得平等和亲昵。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传统被梅尼普讽刺体吸收，并由复调小说付诸实践，狂欢节化本身就是对话的，内部充满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距离和类比。

以“狂欢节”为体裁发展源头的“庄谐体”是古希腊时期为数众多的体裁之一，“苏格拉底体”和“梅尼普体”是其两种变体，两者均体现出对话性和狂欢化。就对话性而言，“苏格拉底体”具有明显的对话本质，它摆脱以往独白式的写作方法，用人物对话的方式去寻求真理，在对话过程中得出真理。紧随其后的“梅尼普体”将“交谈式演说体、自我交谈、筵席交谈”吸收进来，合成一个全新的体裁，在外表和内质同时具有对话性。

巴赫金同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继承了“苏格拉底体”和“梅尼普体”的上述特点，在人物思想意识、作品体裁结构和语言风格上都体现着对话性。“对话性”和“狂欢式”从作品的外在表现转入作家对世界独特的感受。陀氏作品中狂欢化的场面随处可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是对话性的。

对巴赫金而言，“对话性”和“狂欢式”的本质表现在把众多难以调和的异质因素融合为一个有机体，回避狭隘的共性，鼓励多样性。包括作者、受众等在内的多个意识在其中平等发声，借此形成新型的对话关系，可“帮助人们摧毁不同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多种不同风格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巴赫金认为小说文本中交织的话语和彼此独立的声音是由小说的本质所决定，这是小说谈论世界的方式。

“复调”“对话性”“狂欢节化”等一系列概念关注的都是文学作品中异质因素的共存关系以及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因此已经具备互文性的思想内涵。尽管巴赫金本人没有使用过“互文性”这一学术概念，但却为后来的“互文性”思想奠定了基础。

索绪尔和巴赫金在强调语言的相对性方面不谋而合，克里斯蒂娃也认为“巴赫金的见解与索绪尔有形成交集的部分”。但索绪尔和巴赫金关于语言相对性的研究有所不同：索绪尔的相对性在于他认为语言系统中每一个符号的价值和意义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与其他符号的关系，与不同的符号组合就会产生出不同的意义。而巴赫金的相对性主要是话语主体在不同社会话语情境中使用语言的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来源于语言的社会性。

2. 克里斯蒂娃：互文理论的首创者。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统领着法国学术界。在传统文学的研究模式中，文本被当作一个自足的实体进行研究，文本的意义只存在于文本本身。对传统文学观的批判直接促成了“互文性”理论的产生。克里斯蒂娃综合了索绪尔的语言观念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深度拓展，在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中加入了言语主体和时间因素，打破表意实践中能指和所指的线性对应关系，首创了“互文性”一词。她的互文性理论既有索绪尔语言研究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又具有巴赫金对社会情境的深刻关怀性。结构主义认为语言在人类各种实践中具有中心地位，把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放在语言规律之下进行。其实语言是交际双方的行为，任何言语交际都存在话语指向，都预设着“对话关系”，但这一点并没有被结构主义所重视。

克里斯蒂娃成功地把巴赫金对话思想进行改造之后引入自己的理论研究，并进行了新术语的界定；同时对文本历史进行了拓展，文本被定义为“一种重新分配了语言次序的贯穿语言之结构，它使直接提供信息的交际话语与已有的或现时的各种陈述语产生关联”。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空间由三个维度组成，分别是写作主体、读者和外部文本，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对话关系。

在文本的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对各种他文本进行审视、解读，肯定一些、否定一些，这就是互文理论的结构性特征。文本与文本这种相互牵连和相互吸收转换的关系，克里斯蒂娃明确将之称为“互文性”，具体地说是指：

每一个词语（文本）都是词语与词语（文本与文本）的交汇，在那里，至少有一个他语词（他文本）在交汇处被读出。

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言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克里斯蒂娃认为巴赫金的著述使用动态模式取代了对文本的静态分割，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固定的、封闭的，“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写作的对话”。对克里斯蒂娃而言，文本不单是文字符号构成的固定的封闭的书面文本，而是一个开放、没有固定边界、不断被扩充的系统网络。在当前文本中，当前文本的陈述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陈述交汇融合，即为文本的“互文性”特征。社会、历史、各种符号系统不是超然于文本之外的独立的世界，不是只有在书写文本时才会出现，它们本身即为文本。因此对文本生成做出贡献的不只是作者，还包括读者以及当下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文本不是传达作者的意义，而是构筑了意义生成的空间，必须依靠互文性才能生成意义。她提倡对文本进行“互文性”解读，即对当前文本的解读要将其放置在社会和历史的广义文本之中。

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发挥着中介地位，既连接着文本与读者，也连接着文本与历史。文本是在写作主体、读者与语境构成的三维空间中发挥作用，因此每一个文本背后潜藏着作者的意识、读者的阅读和语境。我们对文本的研究不能满足在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应该采取“超语言”的方法，关注语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是对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超越，她反对将文本当作一个自足实体进行共时性研究，认为文本的边界具有不确定性，文本的价值就体现在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之中。文本互文分析的目的不是罗列出参与当前文本生成的文本清单，而是对话语主体身份的跨越性验证。

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的著作引导下开启了“言说主体”和“文本历史”的研究，最终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开拓者。从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从对话理论到互文性，他们描述的是相同的现象。

3. 巴特、里法泰尔：互文理论和接受理论结合。“互文性”概念产生以后被广泛使用，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对这一术语进行了再定义，并赋予它不同的思想内涵。罗兰·巴特和里法泰尔将互文性研究的范围加以缩小，使其成为文本阅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继克里斯蒂娃之后，巴特成为“互文”概念的第一个也是最为积极的阐释者。1973年，巴特在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文本理论”这一词条时，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巴特基本同意克里斯蒂娃将“互文性”概念用于文本生产机制的思路，认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组织和引用已有的言辞。”“任何语篇都是对以前引文的新的编织。一个个代码、程式、节奏模式、零星的社会语言等等，进入到语篇之中，并在其中重新分布，在这个语篇之前和周围始终都有语言存在。”

巴特同时认为文本不是来源于作者的独立意识，而是来自多种声音和多个他人话语。“互文是由这样一些内容构成的普遍范畴：已无从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识的引用和未加标注的参考资料。”以此为契机，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对作者的权威性进行了否定。

在《文本意趣》这本书中，巴特再一次提到了“互文性”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解释，使其转向了阅读层面，互文概念得到拓展。由此，巴特借用互文性概念成功丰富了自己关于阅读理论的思考。巴特从阅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读者是文本多重意义产生的重要一环，从而将读者的地位进行了提升，将读者视为扩展文本多重意义的主体。

在把互文和阅读联系起来的过程中，里法泰尔比罗兰·巴特走得更远，他将“互文性”变成了一个接受理论的概念。里法泰尔认为，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是作品的延续，是互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互文是一种特有的阅读机制，里法泰尔将其定义为“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的领会，无论其他作品是先于还是后于该作品存在”。里法泰尔认为阅读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模仿层”和“追溯阅读层”。读者首先在模仿层进行线性阅读，寻找文本和客观世界的指称关系；然后跳跃至“追溯阅读层”，以非线性的方式阅读、寻找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与传统的线性阅读相反，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头脑中会闪过许多其他文本，这些文本在读者视野中存在共存、转换等关系，使文本存在多种解码的可能性，这即为“互文性”。

互文性理论在后期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的互文研究是广义的，他们把互文当作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把文本放置在其出现的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进行分析，重视文本与其他多种文化实践的关联，强调文本和社会、文化、历史的互动。下面要谈到的热奈特的互文性研究则是狭义的，专指一个文本和其他具体文本之间存在的引用、仿拟、抄袭等关系。

4. 热奈特：互文理论的明确化。热奈特的研究决定了互文性概念从广义路径到狭义路径的转换。萨莫瓦约在谈到热奈特的互文研究时说：

同时，他还为理解和描述“互文性”的概念做了决定性的工作，使“互文性”成为“文”与“他文”之间所维系的关系的总称。从这本书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能随意使用“互文性”这一术语：要么是一般作为对话性的广义的外延（巴赫金，尽管他主要将之运用于文本进行文学创作分析），要么就是将它作为理论组成来理清文学手法，两者必居其一。

热奈特把“所有使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定名为“跨文本性”，也叫“文本的超验性”。热奈特认为这种跨文本性是文学的研究对象。

热奈特的《隐迹稿本》按照抽象程度、蕴涵程度以及概括程度递增的顺序将互文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互文性、正文与其副文本的关系、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和广义文本性。上述五种类型，包括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

我把它称作“跨文本性”，并把严格意义上的“文本间性”（自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以来的“经典”意义）包括在内，这里的“文本间性”是指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实（不同程度的忠实、全部或部分忠实）存在：引语是这类功能的最明显的例证，引语以引号的形式公然引用另一文本，即表示另一文本的存在，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类功能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