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经将近七十年了。按说，历史早已尘埃落定，是非成败不应成为争论。然而，实际上却是歧见纷出。日本右翼竭力淡化侵略战争罪责，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对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正义性提出质疑。就连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好也说，1937年7月到1941年12月7日的日中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而1941年12月8日开始的太平洋战争则是列强之间的战争，是日本代表东方同西方列强的对抗，让东方回到东方人的手里——说白了，就是解放西方殖民地的战争。竹内好的鲁迅研究颇有深度，给日本战后萎靡的精神注入了强心剂，也给中国多侧面认识鲁迅提供了启迪。但是，竹内好的太平洋战争观则明显带有为日本讳疾忌医的色彩。

有的日本人说，日本根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被美国打败的，苏联不过是火借风势而已，而中国更是坐享其成。某些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日本人这样说倒也罢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们的同胞中竟然也有人认同这种说法。网上有人说，中国军队常常一个师一个师地被吃掉，而从来没有整建制地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团）；日本武士道精神多么了不得，宁死不降，有多少官兵剖腹自杀，而中国将军没有一个自杀殉国的。——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了解真实的历史，这里只举两个例证。

1937年11月，第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受命防守南京左翼防线的广德城。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步兵的立体攻势之下，一四五师一线部队几乎拼光，预备队违抗军令擅自后撤，导致防线崩溃，广德失陷。饶国华率领仅存的一营官兵反攻，陷入重围。日军派人递送诱降书。11月30日晚，多处受伤的饶国华写下绝命书，号召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尽之志……”然后举枪自杀殉国，终年43岁。其遗体由民生公司民俭轮运回四川，途经各地，均举行公祭仪式。1937年12月12日，运抵重庆，国民政府隆重举行公祭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撰写两副挽联，写给重庆公祭会场的是：“虏骑正披猖，闻鼙鼓而思良将；上都资捍卫，昌锋镝以建奇勋。”写给成都公祭会场的是：“秉节之来，捍国卫民方倚舁；存仁而达，唁生吊死倍哀思。”国民政府追晋饶国华为陆军上将。1983年9月10日，川军出川抗日46周年之际，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1941年中条山会战中，日军10万兵力发动地面进攻。我15万大军陷入分割包围之中，牺牲惨重。新编二十七师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壮烈殉国；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本可趁各团正与敌胶着之际，选择薄弱环节冲出去，但他抱着与中条山共存亡的决心，故又复趋附第三十五团的县山阵地指挥，坚持战斗，旨在吸引敌众，借以掩护突围各部顺利脱险。血战至五月十二日午后，已弹尽粮绝，颓势无法挽回。官兵死伤的惨烈，更使唐悲愤填膺，痛不欲生。他摒弃随从的官兵，于县山西南隅，用手枪自戕，壮烈牺牲。及左右发觉，已无法救治”，^[1]终年57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撰写挽联：“国土未复失壮士，碧血千载染中条。”1942年，国民政府追晋其为陆军上将，1986年，云南省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如果说网上还是众声喧哗而又往往隐匿姓名的话，那么，令人遗憾的是有的知名刊物上，竟然也有学者咬文嚼字地说：战争对于美苏来说是胜利，而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结束。^[2]

胜利的涵义究竟是什么？难道台儿庄战役、万家岭战役、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腾冲战役、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赴缅甸作战、广西反击战歼灭强敌，不是胜利？难道由这些胜仗与一系列由于种种缘故失利的战役组成的八年持久战不能说最终取得了胜利？难道胜利仅仅属于对日作战三年零八个月的美国与重兵出击24天的苏联，而唯独不属于坚持八年零一个月、最多时拖住了日本70%的陆军与近三分之一海军的中国？难道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才赢得的胜利仅仅是一个“结束”？难道当年中国人民欣喜若狂只是替我们的美、苏盟友表示庆祝？

1945年5月，欧洲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给盟军官兵的一封信中说：“人们必然会争辩哪个国家、哪支部队打赢了这场欧洲战争。但是，我不想参与这类无益的争吵。参加欧洲战争的每个男人、每个妇女和每个民族，都按照自己的能力尽到了职责，对最后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我们要认准这一点，以此来向一座光荣的坟墓表示敬意，向未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战友的亲人们表示慰问。”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中美关系史上如何评价另当别论，而他关于欧洲战争的这段饱含深情的话语里却无疑传达出清醒的理性精神。关于是谁打败了日本，也应该如此认识。日本投降，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携手作战的成果，胜利的光荣理当属于反法西斯同盟的所有国家。中国作为抗日主战场的主力军，理应享有胜利的荣耀。

问题的复杂性不止在于日本人的不认账以及某些中国人的糊涂账，更在于我们民族内部，在承认中国胜利的前提下又出现了胜利归功于谁的分歧。

2005年6月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一位小学生的文章里说爷爷告诉他，抗战期间，日本人，还有国民党在北京抢粮食，老百姓度日如年。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北京抢掠粮食金属等战略物资，这是历史事实。可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纪律严明，勇于作战，而于老百姓则秋毫无犯，当时《北平时报》有文章称二十九军为“模范军人”。自七七卢沟桥抗战以来，二十九军英勇搏杀，老百姓自发支援自己的军队，还用得着抢吗？由于仓促应战，武器落后，作战失利，1937年7月28日夜，宋哲元军长率军部及三十七师等部队离开北平赴保定。30日，留守的部队或突围，或被解除武的参战，加快了日本的投降，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抵抗，又何尝不是为全世界人民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时，绝不应该轻视中华民族为此做出的伟大贡献。”装，北平沦陷，国民党的部队哪里还会在北平抢掠粮食？

小学生的误解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同整个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中历史主义的缺席直接相关。关于抗战的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板垣师团辎重后勤部队）、黄土岭战役（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在涞源黄土岭击毙日军“山地战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百团大战（1940年8月20日～1941年1月24日）、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游击战，而对于正面战场则不甚了了。在中国内地至少两代人的抗战历史“记忆”中，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抗战无功，摩擦有术。现实生活中，许多曾经在抗日前线冲锋陷阵的正面战场官兵及其家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如诗人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甸作战，在敌人围追堵截与野人山瘴气暴雨毒蛇蚊蚋横行的死亡线上死里逃生，1958年却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劳动管制三年。参加过昆仑关战役的预备二师参谋长吕旃蒙将军，1944年11月于三十一军参谋长任上，在桂林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其妻女后来却背了几十年的“反属”（反革命家属）恶名，直到1984年，民政部门才终于追认吕旃蒙将军为革命烈士。

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的民族智慧与历史要求渐渐复苏，抗日战争的历史面貌逐步复原。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四川等地人民政府为正面战场牺牲的抗日英烈颁发证书，新闻媒体采访当年正面战场的抗日军人，称之为“爱国军人”，正面战场作战的纪念性建筑得以新建或恢复。尤其是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实现了国共两党历史性的会谈，国共两党领袖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是现实尊重历史的握手，是关系到海峡两岸和平福祉的握手，是关乎海内外炎黄子孙尊严的握手。此后，内地对正面战场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大幅度增强，过去只有负面形象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抗战功绩得到肯定。民间呼吁尊重历史的要求，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响应，参加过正面战场抗战的老兵的社会保障得以落实。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虽有“兄弟阋于墙”的一面，但主要的方面还是“外御其侮”。抗战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敌后抗日武装主要在敌后战场作战；国民党部队也有转入敌后战场的，但就其主体而言，则支撑着正面战场。抗日战争是在长达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与幅员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场进行的。两个战场彼此需要，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才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正面战场的大型会战有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豫西会战、鄂北会战（老河口地区作战）等22次，此外，还有远征军两次赴缅甸作战；重要战斗1100余次，小规模战斗近5万次。陆军伤亡、失踪达320万人，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牺牲4000余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牺牲的少将以上高级将领150余名，如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四十二军军长冯安邦等。其中，生前有上将军衔和殉国后被追封上将军衔的至少有8位，将领以下团、营、连、排长数以万计。正面战场歼灭日军约53万人，连同受降日军128万多人、伪军104万多人，正面战场共消耗日伪军285万多人。击毙（或击落飞机使其毙命）日军将领40人以上，其中有海军大将大角岑生等。

正面战场的作战，打消了日本侵略者的狂妄气焰，粉碎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由于中国坚持抗战，日本逐渐陷入了“中国泥潭”而不能自拔。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3年时间里，日本内阁像走马灯一样连续更换了7任。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对敌后战场的建立、发展起到了支援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协同作战，显示了中华民族的顽强意志、必胜信念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能力，使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赢得了美、苏的航空支援及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苏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为结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直至打败法西斯阵营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后来中国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地位，与正面战场的抵抗密切相关。

抗战期间，中共中央文献中就已对两个战场的区分有明确的认同。1938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分析八路军在一年半时间里所取得的战绩的原因时说：“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作战，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1943年7月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中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正面战场壮烈殉国的张自忠、王铭章、戴安澜等高级将领，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如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题赠给台儿庄战役中战死在滕县的王铭章上将的挽联是：“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顽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朱德、彭德怀的《挽张自忠将军》写道：“一战捷临沂，再战捷随枣，伟哉将军精神不死。打到鸭绿江，建设新中国，贵在朝野团结图存。”王稼祥的《挽张自忠将军》写道：“誓驱倭寇，三载沙场千日战。尽忠民族，一朝殉国万古传。”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殉国于第一次赴缅作战，毛泽东的挽词是：“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的挽词是：“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人民群众尽管对正面战场一些部队的不战而退与军纪混乱颇有怨艾、甚至愤恨，但总体上来说，对正面战场寄予厚望。当正面战场传来捷报时，人民欢欣鼓舞；当正面战场遭受挫折时，人民为之痛苦、忧心。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如台儿庄大捷飞传四海，徐州人民慰劳作战官兵，赠送写有“民族救星”的锦旗。

在整个中华民族都动员起来的抗战中，天性敏感的作家怎么会对正面战场无动于衷？老舍在《火葬·序》里说得好：“历史，在这阶段，便以战争为主旨。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睛过日子，假充胡涂。”中国作家在抗战中没有闭着眼睛假充糊涂，而是积极地投身抗战。许多作家奔赴正面战场，采访、慰劳、宣传，有的亲身参与作战，在战场上流血，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即使身在大后方，也是热切地关注前线，以各自的方式为抗战建国尽心尽力。作家自觉创作，民间（此处指非职业写作者）自发写作，政府积极推动，涌现出大量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可谓“正面战场文学”。正面战场文学与敌后战场文学共同描绘出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同表现大后方、沦陷区、日据下的台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孤岛”与香港的文学一道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全景图。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历史认知的偏差，现代文学研究所关注的战场多为敌后战场，而对正面战场题材则仅用眼角余光一瞥而过，即使偶或涉及，能够公允评价的实属凤毛麟角^[3]，大多则往往缺乏历史感。有的只说抗战文学肯定了国民党部队下级军官与士兵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有的片面强调文学对军事溃败的批判，如此等等。事实上，正面战场文学是抗战时期文学的重要一翼，其中表现正面战场悲壮抗战的作品远远多于揭露正面战场阴暗面的作品，只要返回抗战历史时空，看看当时的出版物，这一点清晰可见。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可以从史实出发考察抗战文学，可以实事求是地评价正面战场文学，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1] 参照《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第278～279页；刘晨主编《中国抗日将领牺牲录》，团结出版社，2007，第266～267页。

[2] 2005年7月三联书店再版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读书》编辑部9月3日召开专家座谈会，就此书的价值与中日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座谈会部分发言由曾诚整理摘录，王芝琛等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题刊发于《读书》2006年第3期。有学者提到对于“八一五”的表达问题：“对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本投降，在日本有两种表达，一种叫‘终战’，一种叫‘败战’。我本来以为这种区别表达的仅仅是日本人不同的历史态度，现在看来并没有这么简单。可以说，两种不同的说法也表达了日本与中、美、苏国家关系的差异。‘二战’中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员，逻辑上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是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问题显然还有另一面。中国的‘胜利’与美国或苏联的胜利大不相同。美国是在攻占冲绳、扔了两颗原子弹、轰炸东京之后胜利的，苏联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扫平日本关东军之后胜利的，而中国胜利的时候国土还处于分裂为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的状态，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还在日军控制之下，共产党政府还在黄河西岸，国民党政府还在遥远的重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抗战胜利’其实是‘抗战结束’——因美苏出兵痛击日本，中国的抗战得以结束。‘胜利’值得庆祝，而‘结束’值得反思。”同一座谈会上，金以林则说：“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唯一一次彻底的胜利，虽然这一胜利不排除有外部因素，但不可否认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一次历史性的胜利。尽管由于美国和苏联

[3] 冯光廉、谭桂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第十二章关于赞颂国民党抗日将士作品的认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第432～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