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村民的眼泪

这一天农历十八。飞机是半夜的，穿过云层，月亮就在窗外。飞行的时候，机舱里很暗，月亮很亮，我离月亮很近。

我心里难受，什么滋味都有。想起夏龙鸣，想起那些在娘娘庙里等我的老人，他们散了吗？他们会恨我吗？今天早上，我甚至没有等到夏龙鸣离开村委会，就先行离开。

这个是一个纠结了好多年的问题。但在今天，我要勇敢把它说出来，把自己内心的懦弱和无奈拿出来讨论。

我是一个敏感而多情的人。大一的时候，在圆明园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和近处的断壁颓垣，我会流泪。那年暑假，我去关中调研皮影戏，采访老艺人。有人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末，民间艺术凋零，民间艺人贫困，文化局克扣年底发的200元慰问金和10公斤食油，国宝级的艺人跪在地上乞求。艺人除了眼泪什么也没有，他们希望我们“上达天听”，可是我们除了回报眼泪，什么也不能做。面对苍老的生命，看到他的泪沿着皱纹的深痕滚落的时候，年轻的心如何承受这般之重？后来，我的足迹遍及全国十几个省市，走过数十个村庄，见过数百个农民。常常与他们的眼泪不期而遇。我平静了，不再逃避，甚至不再流泪，只是默默地听着，听他们倾诉，或许用这种方式能让他们心里舒服一点。

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多年来，这个话题便挥之不去。没有答案。

农民喜欢听戏，戏里讲的永远是民间疾苦被微服私访的钦差发现，随后正义得到伸张。比如包拯、海瑞，或许在那个时代“清官”对于国家发展并无特别贡献，也改变不了国势衰退的命运，却因为他们的“偶然性正义”，给了老百姓正义想象，于是他们由人变成了神，而与他们相关的戏剧传播数百年不衰，荡气提神。《康熙微服私访记》热播十多年，收视率不减，亦可见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喜欢这个。毛泽东时代，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特派员等调查组进驻乡村，惩恶扬善铲除恶霸。比如大别山里就流行着几个老将军一拍桌子，贪官污吏屁滚尿流的故事。

后来，我在村里又遇到一个比夏龙鸣更“冤屈”的人夏应武。他对我们长期进驻却不作为很生气，暗示我说，很多人在讨论我们，说我们是吃干饭的，说我们不顶事。我不知道，面对这个结论，我应该如何回应。这个村子似乎积攒了太多的强权和历史的恩怨。他们需要发泄，如果我是他们的一个渠道，我是该欣喜还是难受？

我曾请教过一个新闻界的老先生，他说，学生时代没有能力改变。但今天，我们是在学习，了解社会百态，心里要记住这些苦难，记住这些生活在黄土地里的人民。等到哪一天我们有能力了，不要忘本，不要像王怀忠之流变本加厉地欺压百姓，要回来为底层的人们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再后来，我见到的世界多了。又有一个新闻界的老先生说，这些告状的农民确有冤情，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要求被关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众口难调，转型期的社会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领导者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关照更大的群体。这便是悖论：谁的错？谁都没有错。

如果一个村庄的领导者用强硬的手段，让村里90%的人收入提高了很多倍，买了摩托车，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房子；可是10%的人却因收入差距，而越发贫困，于是村里矛盾深化，冲突不断，我们该如何评价？如果一个村庄的领导者让全村人都解决温饱，但仅仅是解决在温饱线上，却村庄和睦，我们又该如何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这两者都是不对的，“先富要带动后富，然后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正道。可是当一个理论与生动具体的实践结合的时候，显得苍白。如何做到？在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问题？千奇百怪，五花八门。那么，怎么办？于是有人噤声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相对的。这两种模式是文化多元的体现，只要前者趋向幸福，后者果真幸福，那就让其存在吧，存在即真理，让当下的现实慢慢地去打磨出未来的现实。我们要懂得欣赏这样一种现实的美，存在的美。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是救世主，不能普度众生，但被我们撞上了，却不能不管，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但至少从我现在的阅历来看，地方上很多具体问题错综复杂，这在下文中，我会具体讲述。我们初来乍到，很可能好心办坏事，不但老人家得不到好处而且会伤到自己。

我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许老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成长需要正视残忍的社会百态，没有痛，何来成长，只是要记住苟富贵，勿忘本。

午夜12点，北京依然灯火辉煌。找了一辆出租车，看着窗外的华丽，我回到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