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南的设想——时间的考验

汉斯·豪格^[1]

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中，亨利·杜南不仅描述了一场血腥的战役，还回忆了战后几天发生的事件以及他从中所起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将来的设想与建议，目的在于防止他曾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亲眼目睹的痛苦场景重演。这些曾是大胆而又质朴的设想，很快便为人们所接受，使杜南的著作不再只是对又一个战争的描述。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而且是一本了解红十字这个世界性组织不可或缺的书籍。

杜南建议的宗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所有国家成立“为战时伤员提供服务的志愿救护协会”，二是制定一个“由一项不可违反的国际公约所认可的国际准则”来作为这些救护组织的依据并支持它们的工作。从那以后，一百多年过去了，杜南的这些设想今天已经演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在1863年，索尔费里诺战役过后4年，也就是杜南的书出版后一年，一个由杜福尔将军、穆瓦尼耶律师、阿皮亚医生、莫努瓦医生以及亨利·杜南本人组成的一个私人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会议，有16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会议提议成立国家救护协会并请求政府给予支持与保护。另外会议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战时交战各方应宣布医务所和战地医院保持中立，也就是不可侵犯，同样也要保护军队医务人员、志愿服务者和伤员，最后各国政府还应选择一个共同的特殊标志来标记所要保护的人与物。

五人委员会按照杜南的设想，建议由会议设立“志愿救护协会”

1864年，瑞士联邦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外交会议，有16个国家的全权代表参加，这次大会起草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此公约在同年8月22日被签署并在以后的几年里为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批准。这个公约使1863年大会的建议落实到了纸面，并且阐明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即必须不分国籍接收伤病员并对其予以照顾。为了表示对瑞士的敬意，会议选择了与瑞士国旗颜色相反的白底红十字符号，作为对保护和援助提供保障的标志。

1864年日内瓦外交大会

根据1863年会议的决议并以《日内瓦公约》为基础，一个被称作“国际红十字”的人道组织逐渐发展起来，获得普遍认可的构成保护战争受难者之《日内瓦公约》的基本规则也逐渐得到了完善。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已拥有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和一套公约，前者代表人道救助，后者提供法律保护，这两方面互相联系又互为补充，二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股为成千上万遭遇灾难的人们提供保护与安慰的力量。

在《日内瓦公约》通过之前，“五人委员会”就决定在维持其瑞士特性的同时，将这个委员会变成“国际伤兵救护常务委员会”并规定了它的任务就是鼓励建立各国红十字会，为它们的工作提供便利，作为中立的调解者保证战争受难者得到保护，并随时随地在他们需要时提供援助。这个委员会后来成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

在二战期间，ICRC主要关心的是战俘境遇：委员会的代表们探视了战俘营并在日内瓦设立中央情报所，在战俘及其家人之间传递消息。在二战中，ICRC还开始为平民提供保护与援助，特别是被占领区的被拘留者和平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ICRC就做了大量工作，尽可能使《日内瓦公约》更全面更完善。《日内瓦公约》的修订本、1929年及1949年通过的新条款就是委员会努力的成果。

1864年过后，许多国家立刻成立了红十字会，后来随着各种冲突的爆发又有其他国家成立了红十字会。除此之外，有的国家还成立了红新月会、红狮与太阳^[2]会并拥有相应的标志，从这些事实显然可以看出，红十字运动已广泛波及了欧洲以外的地方。现在已拥有186个国家的红十字会和大约2.5亿名成员。此外还有5000万10～18岁的年轻人参加了红十字青少年组织。

现在这些红十字会的活动领域已经远远超出了亨利·杜南及1863年大会所设定的范围。对伤兵进行的医疗救护工作已经发展到面向所有的战争受难者，其中包括囚犯、平民伤病者、被拘禁和驱逐的人、疏散人员、难民、无家可归的人和被占领区的居民。

战争时期红十字工作的发展也使和平时期的活动得到了扩展：在敌对时期为红十字努力工作的志愿者们不愿意——而且也不应该——在困难较小的时候停止活动。相反只有让他们在工业化国家——同样还有第三世界国家里——为需要开展的日复一日的人道工作作出贡献才是唯一正确的决定。红十字会在“和平时期的活动”就是这么形成的，而且为了本国境内或境外的病者、伤残者、老人、儿童以及受灾者的利益，它们已经行动起来了。和平时期的医疗和社会活动是在一战末期增加的。红十字青少年组织负责向年轻人讲授救死扶伤的理念，其目的是促进所有国家青年人之间的理解与友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红十字会青少年团也开始开展和平时期的医疗和社会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