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源流与分类

第一节 文献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古文献的产生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典籍文献源远流长。古典文献产生之早，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首屈一指的。相传，我国古代典籍文献很多。早在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典籍，“三皇”时期的文献叫“三坟”。章炳麟在《检论·尚书故言》中称：“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今存《三坟书》内分山坟、气坟、形坟，以《连山》为伏羲作，《归藏》为神农作，《乾坤》为黄帝作，各衍为六十四卦，系之以传，且杂以《河图》。前代目录典籍无著录，宋代元丰中（1081）张商英自称得之于民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是张氏伪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以此为伪书。“五帝”时期的文献叫“五典”，孔安国《尚书·序》称：“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古书名。“八索”，孔颖达引孔安国《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九丘”，孔颖达引孔安国《尚书·序》云：“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这些传说中的古书名是不可信的，只不过是反映中国古典文献产生之早罢了。

就现存的古文献来说，《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共四篇，虽属后人追记（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但其中的一些材料反映了虞舜和夏代的社会情况。《尧典》开始即讲“曰若稽古”，说明本书是后人依据传闻整理而成。“禅让”帝位故事，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政治局势，大体可信。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中认为：《尧典》中所谓四方之民，与鸟兽者，亦与甲骨文及《山海经》之四方名及风名合。其次，文中“出日”“入日”“河宗”“岳宗”和日月星的祭典，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可见《尧典》中的一些事实是有根据的，此书部分内容应产生殷代之前。竺可桢先生对《尧典》所记四仲中星的研究，认为应是殷末周初的记录。法国人卑奥根据马融以前对《尧典》的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出那是公元前2577年的二分二至的所在点，从而证明《尧典》中的四仲中星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当然，这仅是一种说法，还需进一步研究。

到了商代，已有文字，在社会上肯定出现了文献书籍。西周初年，周公旦曾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商代典册，属于殷王言论和行事的记录。《尚书》中保存的几篇“商书”，其中如《盘庚》三篇，是盘庚迁都时对其臣民所作的演讲。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献，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周代王朝，专设有史官，掌管典册，记录周天子言行。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制度，《左传》中的五十凡即是史官记事的条例。记事著书由史官垄断，当时文献资料都保存在史官手里，很少向外流传，看文献的人只有到史官那里，经允许后才能阅读。《左传》中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看到《易象》和《春秋》。据《公羊解诂》记载，孔子受端门之命，刊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看到《百国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墨子南游，载书甚多，弦重子见而怪之曰：“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这些资料表明，战国以前各国保存的典籍文献是不少的，而且已经被人们阅读和利用了。章学诚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说明我国以前无私人著述，当时所有的图书资料都是国家官吏统治百姓所遗留下来的政典掌故。

现在传世的《尚书》《诗经》《易经》三部古籍，据说是根据史官记录文件而编定的，事在春秋末年。其中，《尚书》保存了三千五百年前的社会史料。《诗经》中“周颂”“大雅”“小雅”等篇多作于西周，“国风”则多为春秋时作品，“商颂”“鲁颂”亦作于春秋时代。《易经》内容也很古老，但下限较晚，包括了战国时期的材料。这三部古典文献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以前历史的重要资料，是现今保存大量古典文献中的始祖，应当引起人们的珍视。

二、孔子编纂的典籍

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依附于奴隶制的“士”（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发生急剧的变化。在社会文化日益发展的前提下，“士”逐渐发生分化，而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依靠世袭的具有政治特权的“士”已经失势，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士”非常活跃。他们到处游说，招徕门徒，扩大影响，创办“私学”，发展社会文化。

孔子是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所在的鲁国是一个奴隶制文化的中心，保存有宗周的典籍和文物制度。孔子自命为周公，反对社会改革，要恢复日益衰落的宗周制度。他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保守落后学说，遭致新兴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所以到处碰壁，只好回到鲁国创办“私学”，通过传授古籍知识，把奴隶主贵族文化思想传给弟子，以期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据说孔门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优秀门生七十二人。这些人多属奴隶主子弟，听孔子讲学要交一定学费，教学内容都是奴隶社会的“经典”与“技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编纂成《易》；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编纂成《春秋》；《乐》《诗》《礼》等书也都是从社会上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并非孔子杜撰。即所谓“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所以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由此可见，在孔子之前，社会上已存在许多古典文献了。孔子编定《书》《诗》《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从而打破了前代史官垄断典册文献的局面，为私人著书立说之始，使我国古典文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六经”是奴隶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及哲学不可缺少的典籍。“六经”中的《书》是重要的政治文件汇编，《春秋》是历史大事年表，《易》《诗》《礼》《乐》等四经主要是讲哲学、文学、典制和音乐方面的文献，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根据。这些文献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

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动很大，反映出的许多新问题亟待人们加以研究解答，所以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广泛讨论社会重大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逐渐形成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和纵横家等学派，因而在社会上出现一大批反映各家各派学说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文献的宝藏。

第二节 甲骨、金文、简牍与帛书

在我国纸张未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人民都曾努力寻找各种书写材料。印度人用过棕榈树叶和树枝，巴比伦、西亚细亚人用过泥版，埃及人用过纸草，罗马人用过蜡板，小亚细亚人用过羊皮。而我国古代人民曾将社会纪事、立论学说往往刻在甲骨、金石中，或写在简牍或绢帛上。《庄子·徐无鬼篇》载：“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韬。”墨子也说过：“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即所谓“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汉代许慎所说的“著于竹帛谓之书”，是对书的最早理解。

一、甲骨文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殷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甲骨文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殷代奴隶主为了占卜吉凶祸福，将文字刻在龟甲和牛、羊、猪、鹿的肩胛骨上，因而称为甲骨文。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迄今已八十余年。这期间出土甲骨实物甚多，国内有四十个城市九十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中国台湾、香港还藏有甲骨三万片左右；国外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十个国家藏有二万六千多片。

甲骨文属于殷代中晚期文字，发现的殷墟卜辞始于武丁，止于帝辛（殷纣）。甲骨文单字大约有四千五百字，可释者不过一千字。一片甲骨文少则几个字或几十字，多则达一百八十字。每片甲骨刻文虽然很简单，但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甲骨文中载有国家征伐、狩猎、畜牧、农事以及疾病、灾害、祭祀等方面内容，为后世研究殷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事、思想信仰、风土民俗以及帝王世系等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是古老典籍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间，著录甲骨资料的书刊，已出版的专书有七十种，论文四十三篇，总共一百一十三种，著录甲骨约六万九千片。国内各单位收藏甲骨拓本达一百九十多种，十四万片左右。新中国建立前五十年间，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将近三百人，论著约九百种。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新出作家近一百人，论著近四百种，加之国外发表的论著，据一位外国学者估计有一千种左右。

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甲骨文的整理工作。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现已陆续出版。该书经过剪裁书刊，重新墨拓，恢复原形，校对重出，拼合断片，同文类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一系列综合整理工作，然后选出在文字学、历史学上具有一定意义的甲骨，共约五万片，按五期，分二十二类，编辑而成，计划于1981年出全十三巨册，将为进一步研究甲骨文提供可靠根据。

最近几年，陕西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批早周的甲骨，共约一万五千片。其中甲骨一万四千八百余片，卜骨一百二十多片。经过对部分卜骨的清洗整理，确定为早周甲骨。在有字的卜骨一百二十七片中，有四百五十余字。这批甲骨有钻凿不同的穿孔，并且有“典册”的记载，说明周人把刻有文字的甲骨串连成册，作为档案保存了。

二、金文

殷代初期，社会上出现了用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器。（按：我国青铜冶炼技术起源很早，传说中的禹铸九鼎，可以溯至公元前2200年。商代已建立冶炼青铜业，而且有相当的发展，河南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厂遗址可资证明。）传世的青铜器中，刻铸类似甲骨文的如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兄癸卣（以上三器见于宋薛尚功著《钟鼎彝器款识》）、戊辰彝、艅尊、庚申父辛角、般献（以上四器见于清吴式芬著《捃古录金文》），从其文字及事实中，足以证明是商代青铜器（可参阅《殷文存》与《续殷文存》）。青铜器一直延用到西汉，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世的器物数量很多，种类庞杂，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和日用工具等。当时人们在器物上面刻铸的字叫作“铭”，后人称之为“金文”。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有铭文共七千三百一十二器。这些器物的铭文不等，多者有近五百字者。所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器物上铸造制器时间、原因和用途，有的将需要长期保存的文件铸在上面。春秋末年，郑国、晋国曾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传诸后代。铭文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如毛公鼎、曶鼎、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著名器物，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三、简牍

古时，有以竹为简记事者，有以木为牍记事者，合称为“简牍”。制简大致将长竹断成筒，刀削其皮，经过烤炙“杀青”，既去水分，又可防腐防虫，墨书写于背面。长短不等，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各种规格竹简。武威出土的《礼记》简书，甲本与乙本长度在55.5—56.5厘米之间，差不多等于汉尺二尺四寸，而医简则长23—23.4厘米之间，与汉尺一尺相近。二尺四寸竹简多记儒家经典或法律文书，“《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由于法律文书竹简多为二尺四寸，因称“三尺法”。六寸、八寸简，短小便于随身携带，多属一般记事。每支简的字数不等，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仪礼·聘礼疏》称：“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竹简多用皮绳或青丝编连一起，牛皮编简称“韦编”，青丝编简称“丝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是指牛皮绳编简而言。编简分册的方法，有二编、三编、五编者，据《说文》“中有二编”，是指两编竹简而言。1972年武威出土的医简中，上、中、下端都留有空格，是三编而后书写。简书编连书写后卷起，题目多在其后。所谓“编连为策，不编为简”。“策”与“册”通，是古文献单位名称：“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自1899年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出土竹木简以来，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共计出土竹木简约一万多枚。新中国建立后自1951年以来，先后在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甘肃等地出土竹木简二万七千多枚。这些竹木简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古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

早在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魏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凡七十五种十万余言。经当时学者束皙等人整理，写成当时文字者十六种，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保存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新中国建立前甘肃居延出土的大量汉简，是研究汉代文物典章制度的第一手资料。1930年居延烽燧遗址中的《汉永元兵物簿》七十七枚简书，具体反映了汉代西陲军事驻防情况。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四千九百四十二枚简书，其中发现两部“孙子兵法”，一部是现今流传较广的《孙武兵法》，另一部是失传一千七百余年的《孙膑兵法》。从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以后，《孙膑兵法》就不再见于著录了，以致自宋朝以来对这两部兵法产生了种种怀疑。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原是一书，甚至有人怀疑本无孙武其人。两部兵法简书的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千余年来有关孙子兵法的疑案，为研究孙武、孙膑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可靠根据。此外，在这批简书中，还有《六韬》和《尉缭子》，这两部书也曾被人们怀疑是伪造古籍，至此也得以澄清。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三十二枚竹简，系《汉元光六年历谱》，比西方著名的《儒略历谱》要早八十多年。这部历谱对研究古代历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可校正一些古书中的遗误。

1972年到1974年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古中获得两万余枚汉简。这是我国历来发现古代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一部汉代编年档案史料集，成为研究汉代历史的可靠资料。

1972年11月，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九十二枚汉代医方简牍，是考古界重大收获之一。由墓葬时代推算，这批医方简书比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要早一二百年，时代仅次于马王堆三号墓的帛书本与简书本医书，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内容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之一。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枚。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是考古学界的一项重要收获。简书共有十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两种》。简书属于秦始皇时期的文字，大部分是法律文书，不仅有秦律，而且有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在《编年记》中有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大事纪，逐年记载秦统一全国的历次战争，其中还记载一些人与事。属于年谱一类文献，成为后世年谱的雏形。总之，简书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为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材料。

在竹木简之外，还有玉简书。早在殷墟发掘中即出现了玉板甲子表残片。1952年河南辉县固围村二号战国墓的祭坑中发现埋有五十枚玉简，但未见诸文字。1965年底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中，发掘出五千余件距今两千四百余年的“侯马盟书”，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书写在玉片上。“侯马盟书”是春秋时期晋国赵鞅和有关国家订的盟约文书，具有极大的文献资料价值，也是我们研究简册文献中的新收获。

四、帛书

帛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流行。《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由此可知，至迟在春秋时期是竹帛并用的书写材料。《齐民要术》引语中讲道：“以丹书帛，致之枕中，以为国宝。”由于帛质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能够随文字长短截断，易于流行。西汉末年，杨雄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他调查方言的方法时说，他常常拿一支三寸长的笔，一段四尺长的上过油的绢。这种绢写过了可以抹掉再写。绢帛用于书写材料，在汉朝是相当流行的。

帛书与简书并行时间较长，在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北堂书钞》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中说：“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由此可证，距离纸张发明已有三百余年的东汉末年，帛书仍在流行。但帛书不易保存，容易损毁，流传至今者多是从地下发掘的实物。

早在1942年9月，长沙战国楚墓因盗掘曾出土一件驰名世界的帛书。这件帛书出土时折叠为八幅，可惜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二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的帛书，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空前发现。其中重要帛书文献有《老子》《法经》《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等。这批帛书古文献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军事、地理、天文、历法、医学和哲学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战国纵横家书》写于汉初，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其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帛书与《战国策》《史记》的有关篇章相对照，可以补充或校正后者的一些错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未见此书，因而把公元前3世纪的苏秦事迹，推到4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把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重要文献价值，在于保存了已被埋没两千多年的真实可信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既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又可校补这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

《五星占》约八千字，共分九部分（章），作于公元前170年左右，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帛书。“占文”保存了公元前370年到公元前270年间甘氏与石氏天文书的部分内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末尾三部分列出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凡七十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描述了这三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五星占》还记录了“张楚”年号，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重要资料。

第三节 写本与雕版古籍

一、写本文献

自从汉代劳动人民发明纸张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籍的面貌。纸张逐渐代替了简牍与绢帛，成为古籍的书写、刻印材料。

有关纸的发明人、发明时间以及首创用植物纤维造纸等问题，有过长期争论，而无定论。外国学者有的主张14世纪德国与意大利发明之说，早为实物例证所推翻。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发明了纸，同时也是第一个用植物纤维造纸的人，早已为世界所公认。

但是，我国有的历史文献说明在公元前的汉武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纸，可是没有实物佐证，未被学界所接受。1933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汉宣帝时（前73—前49）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一片麻纸。这个发现关系到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时间问题，但这片麻纸出土不久即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中日战争的炮火。实物消失，无法作深入研究。又是孤证，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纤维麻纸的发现应当肯定，据《汉书·赵后传》记载，当时宫中有二枚包药而又写上字的薄纸，称为“赫蹄”。

1957年，西安灞桥汉墓出土了汉武帝时代的纸。后经科学化验，证实灞桥纸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这一重大发现，把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时间上推了近二百年。就是说，我国发明植物纤维纸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1972年到1974年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掘两种汉代麻纸，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一处西汉窖藏中出土三片可能是汉宣帝时的麻纸。这些新发现，为我国植物纤维纸发明于西汉这一事实，增添了更多的实物证据。

两千年来，我国古籍文献用植物纤维纸作材料，是以写本与印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东晋桓玄曾正式下令“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目前，我们能够见到最早的写本有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佛经残卷以及《晋人田赋残笺》。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西凉建初年间（405）所写的《律藏初分》同北魏太安四年（458）所写的《戒缘》，也是属于最早的写本。其次是唐写本，1966年到1969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北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时，在清理唐墓时发现一批唐代写本古文献。其中有《论语郑玄注》残卷，长5.38米，保存了《为政》后半篇和《八佾》《里仁》《公冶长》三整篇。《公冶长》后面附杂抄中记有抄者姓名和年月：“景龙四年（710）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由此可知，唐代写本流传很广，不仅盛行内地，而且在边疆地区的流行也相当广泛。

宋代以后，虽然雕版日益兴盛，但是写本也占有相当地位，甚至有些大藏书家是靠抄本积聚文献。如陈振孙家中藏书五万余卷，均抄自郑、方、林、吴诸家。到了明代，社会上仍流行抄本，有所谓吴抄（长洲吴宽）、文抄（长洲文征明）、王抄（金坛王肯堂）、沈抄（吴县沈与文）、杨抄（常熟杨仪）、姚抄（无锡姚咨）、秦抄（常熟秦四麟）、谢抄（长乐谢肇淛）、钱抄（常熟钱谦益）诸家。许多抄家，“皆竭一生之力，交换互借，手校眉批，不独其抄本可珍，其手迹尤足贵”。清朝时期，不少典籍也靠抄本流行。1962年福建省发现了《榴花梦》完整抄本：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共三百六十卷，约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字，是目前我国流传的古典小说中最长的一部抄本，十分可贵。

二、雕版印刷文献

印本书籍，是随着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兴起而出现的。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兴起于唐朝初年，历经唐末五代，逐渐发展起来。唐朝后期，版刻逐渐普及。当时刻印地区有长安、敦煌、四川、浙江等处，所刻内容有日历、字书、歌曲、诗文以及佛经等。元稹于长庆四年（824）在白居易的《长庆集》序中，谈到白香山的诗，已“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司空图著《一鸣集》中，有一篇题为《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莫雕刻律疏》。由此可知，当代诗文、经卷已刻印刊行。据文献记载，雕刻日历上市出卖者不少，为此唐政府曾于太和九年（835）下令禁止民间私置日历版。中和三年（883），柳玭在成都书肆中看到印刷的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小学字书等书籍。

传世最早的唐代印刷品是中和二年（882）、乾符四年（877）刻的两本日历以及咸通九年（868）雕印的《金刚经》，已被斯坦因从敦煌盗往国外。《金刚经》卷本，长十六尺，用七张纸粘成一卷，第一张扉页刻画释迦牟尼佛法图，以下是经文，实属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国内现存的唐代印刷品仅有两件，一是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约刻于至德二年（757）以后；二是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华经》。这部经文卷子很长，一纸十七行，每行十七字，刻工印刷水平很高。

五代时期，雕版印书事业发展迅速。据载，后唐长兴三年（932）由冯道等人建议曾依照石经刻“九经”印版，这是用雕版印经书的开始。其后又扩至《论语》《孝经》《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由国子监负责此项工作，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凡二十二年，至广顺三年（953）始告完成。其中《五经》《孝经》《论语》《尔雅》等典籍，由国子监博士李鹗写本付刻，成为我国最早的“监本”古典文献。此外，五代私人刻书，有四川毋昭裔在明德二年（935）刻成《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及九经诸史等书。乾德五年（923）贯休和尚自刻《禅月集》。

五代刻书流传至今者，仅有甘肃敦煌千佛洞石室中发现的《唐韵》《切韵》两种，细书小字刊刻本，已被盗往国外。而国内仅存者，有敦煌石室遗物《文殊师利菩萨像》，刻工极为精美。其次是，1924年8月27日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发现的经卷，为吴越国王钱俶所刻《宝箧印陀罗尼经》，首有佛说法图及钱俶题字，经文共二百七十一行，每行十字，分竹纸、棉纸两种，反映了五代时期较为纯熟的刻工印刷水平。

宋朝雕版印书事业十分发达，官府、书院、私家与书坊都从事雕版印书工作。印本书籍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成品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官刻本以国子监刻本最为有名，如在杭州刻印的《五经正义》《七经义疏》《史记》、前后《汉书》以及医书《千金翼方》《金匮要略》《图经本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典籍。当时刻印书籍，除儒家经典外，还大量刻印史书、子书、医书、算书以及日常参考的类书和诗文等文学作品。当时刻版中心地区，除首都汴梁（开封）外，还有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以及山西平水（临汾），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地都有水平很高的各类印本书。当时社会出现了专营出版事业的“书肆”，如杭州陈道人“经籍铺”、尹氏“书籍馆”以及建阳余家、虞家经营的“书肆”，对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北宋中叶，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之后，又陆续出现有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和磁活字印本书籍。这类印本虽未普及，仍以雕版为主，但却反映了我国古代印刷事业的进展情况。

明清时代，印本书籍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明代北京与南京是刻印图书中心，杭州、建阳等地刻印事业仍在发展，四川眉山等地已为苏州、徽州等地新兴印刷业所代替。此外，边远地区已开始刻印书籍，如海南岛刻印的书籍也具有相当规模。清代雕版印本，数量大增，除内销全国外，还远销日本等其他国家。清代刻书风气很盛，除职业书肆及官府刻书外，凡有一定条件的官僚、地主、士大夫都自行雕版印书，以示文雅。雍正四年（1726）陈梦雷用新制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一大创举。此书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共印六十四部，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显著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石印、铜版印刷以及铅字排印等新技术兴起后，逐步取代了古老的雕版印刷术，从而结束了我国古代雕印古籍文献的历史。

第四节 古籍分类

一、古代典籍分类

秦汉以来，国家处于空前大一统的局势，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国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纸张，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文献的面貌。纸张价格便宜，携带轻便，逐渐代替简牍和绢帛，成为书写刻印专用材料。在文化日益发展和纸张不断扩大生产的情况下，国家与私人藏书越来越多。汉武帝时期，首次下令征集全国图书，加以收藏保管。“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因之，汉朝政府专门掌管书写之官，筹划建馆藏书，不断派遣使者前往地方收求遗书。国家藏书除太史、博士官署之外，还有延阁、秘室、兰台、东观以及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观文殿等处，“搜之不为不力，聚之不为不专”。

公元前26年，汉成帝再次下令征集图书，命谒者陈农前往地方收求遗书。国家图书日益增多，保管贮藏与阅读流通发生很大问题。因之，命光禄大夫刘向整理校勘经传、诸子、诗赋三类书籍，步兵校尉任宏整理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整理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整理校勘方技，而刘向负责总校。根据古典文献内容范围，当时分为六大类。刘向每校完一书作《叙录》一篇，条列篇目，说明大意，同书奏上。这是对古典文献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其父业，综合群书《叙录》，而编成《七略》，是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将当时书籍文献分为七大类，即有辑略、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辑略是概说，综述学术源流；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目；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目；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等四目；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目；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神仙、房中等四目；诗赋略包括歌诗、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等。凡六类三十八目，一万三千余卷。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对古籍的登记、保管、流通和阅读使用具有积极作用。

宋代学者郑樵指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他认为，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的确切记载。所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古典文献按照学术类别编排，不仅在于条理分明，便于查考，更主要的是它有助于辨别书的内容，从而根据各类内容考察其源流演变，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可见图书分类的重要性了。

自从刘向父子奠定我国古典文献分类法之后，历代均有所补充订正，大致说来有四分法（如《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四库全书》）、五分法（如晋荀勗《晋中经簿》）、六分法（如《汉书·艺文志》）、七分法（如梁阮孝绪《七录》）、九分法（如宋王俭《七志》）以及十二分法（如郑樵《通志》、孙星衍《祠堂书目》）。基本沿袭刘向父子的传统，只不过是有些增减罢了。类下子目也多是大同小异，没有显著变化。图书登记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刘向父子六略之书一万三千余卷。荀勗《晋中经簿》著录的甲、乙、丙、丁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宋时郑樵编纂《通志·艺文略》著录图书一万零九百一十二部，十一万零九百七十二卷（以现存典籍为主，未见者也予著录）。

二、四部分类法

四分法是我国古典文献的基本分类方法。它产生的时间很早。三国魏文帝青龙三年（235），秘书郎郑默编定《中经》图书目录时就已确定了雏形。后来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79）秘书监荀勗曾依《中经》，另编“新簿”，即《晋中经簿》，内分甲、乙、丙、丁四部，以总群书。当时甲部为经书，乙部为子书，丙部为史书，丁部为文集。《隋书·经籍志》的编者把这四部直接标为经、史、子、集四部，下有四十个子目。经部下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等十目；史部下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目；子部下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术、五行、医方等十四目；集部下有楚辞、别集、总集等三目。此外，还有道经部、佛经部下有七个子目。此后，许多史志（经籍志、艺文志）、官簿（《崇文总目》《四库全书》）及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直到近代。

经、史、子、集四部分法，产生于封建社会之中，对古典文献的保管流通起过不少积极作用，但不能忽视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封建的阶级性。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大多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本内容是贯彻尊儒重道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正流，而经书是儒家的经典，所以被列为四部之首，起着纲领的作用，余者均属支流。四部分类之所以将经部列为首位，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言，“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四部书的分类，各有其社会功能：“仁、义、礼、智（指经部），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指史部），所以治身也；诸子（指子部）为经籍之鼓吹；文章（指集部）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中国古典文献划分四类的目的是明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宣传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维系封建社会纲常伦理道德，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1. 高鲁：《星象统笺》。
2. 《尚书·多士》。
3. 见于《汉书·艺文志》。另说“左史记动，右史记言”，见于《礼记·玉藻》。
4. 《墨子·明鬼》。
5. 《墨子·贵义》。
6. 章学诚：《校讎通义》，卷一。
7. 章学诚：《校讎通义》，卷一。
8. 伊林、祝贺译：《黑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
9. 《春秋左传·序》。
10. 胡厚宣：《甲骨合集编辑的缘起和经过》。
11. 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
12. 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
13. 贾公彦：《仪礼·聘礼疏》。
14. 贾公彦：《仪礼·聘礼疏》。
15. 《春秋左传·序》疏。
16. 参见《文物》》1978年第1、4期。
17. 参见《文物》1974年第2期。
18. 参见《文物》1974年第2期。
19. 参见《文物》1978年第1期。
20. 参见《文物》》1973年第12期。
21. 参见《文物》1964年第9期。
22. 参见《文物》1974年第7期。
23. 参见《文物》1964年第11期。
24. 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
25.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
26. 柳玭：《家训·序》。
27. 《旧五代史·唐·明宗纪》。
28. 徐坚：《初学记》卷十二引刘歆《七略》语。
29. 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八。
30. 《通志·校讎略》。
3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
32. 《隋书·经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