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日记

1

1938年1月28日，我们登上“台山”号内河航船，离开香港前往广州。

这个时候到广州有两条路线可选: 内河航线或者是粤九铁路。铁路线几乎每天都会被炸，日军飞机从停靠在澳门外海某处的航空母舰上飞来作战。但这些攻击几乎没有妨碍交通。大多数投下的炸弹准头都很差。如果道路被击中，一队队的苦力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展开作业，数小时里就会把它修复。这些英国所有的内河航船以前竟然从未挨过炸弹。

这是一个晴朗、酷热、雾气蒙蒙的早晨。我们在舱内吃完早饭，赶忙跑到了甲板上，我们如此急切，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我们预期中的爆炸性场面。有过旅行经验的香港朋友曾描述过如此场景: 那些从空袭中返航的日军飞机，会俯冲下来飞近“台山”号，耍闹般地将机枪口对准我们的头。也许真的会看到日本战舰和虎门炮台^[1]间的大炮对决。要是能拍到些照片该多好！我们私下里决定一试，尽管我们在餐室里看到的告示警告说禁止拍照:“在国家的危急时刻，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视为错误行为或会遭致某种犯罪活动……”

一个人第一次作为中立的观察者进入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必定会产生梦一般的不真实感。确实，从一月的伦敦到热带地区二月的香港，这整个漫长旅程也有此种梦的特性——时而单调，时而奇特又美好。我们在香港已相互叮嘱过，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一切将变成真实。但我们没有醒过来；只是那个梦已改变。新的梦比旧的梦更令人困惑，更不让人安心，甚至略微有点让人忧虑。到处都是加长餐桌的宴会，以及与著名新闻人物的可笑会面——英国大使，总督，维克多·沙逊爵士^[2]。我们似乎不停地赶来赶去，吃力地套上件无尾礼服，跑着钻进出租车，去赴那些个我们绝对已迟到的约会。而且如梦游者一般，我们总是忧心忡忡——茫然地听着那些教诲或忠告，而我们知道，再清楚不过了，这些内容我们在早晨起来时再也不会记起来。也有提醒；有些提醒之荒诞如同噩梦:“不要和一群中国人打交道，不然会感染斑疹伤寒”,“千万不要单独一人出去散步，不然他们会把你当间谍给杀了”。

此刻，“台山”号驶出了港口，朝着一块巨大礁石开去，那刷了白石灰的礁石标出了进入西河河口的航道，我们再次努力振作精神，意欲摆脱那梦魇。“嘿，”奥登说，“我们到了。现在它就要开始了。”

我们到了，稳稳地驶进了这个宽阔得有些让人昏眩的河流入口，驶离了那些宴会餐桌，驶离了美国电影，驶离了这座严加守护的英属岛屿上的女王塑像，一路西行进入了危险而不可预知的战时中国。现在——无论是什么——一切已箭在弦上。这可不是梦，也不是小孩玩的印第安人游戏。我们是成熟的战地记者，正要开始履行我们现场报道的职责，即使是业余性质的。然而，暂时，我只能体会到一种不负责任的在校学童般的兴奋感。我们急切地察看着河岸两边，半是忐忑地期待着在那儿看到敌人密布的刺刀。

“看！一艘日本炮艇！”

它就在那儿，安静地锚泊在我们的航道上，却暗藏杀机。我们的船贴着它驶过。当水兵们在甲板上走动，或者擦拭着火炮瞄准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脸。在他们那个极其狭小的钢铁岛屿上，他们完全与世隔绝，几近凄楚可怜。他们在仇恨中自我隔离，如同罹患了致命传染病的患者般被摒弃于世，如此地孤立，与河流的平静健康，与天空的单纯明朗全然格格不入。仿佛是某种超自然的邪恶怪物。他们全神贯注于手头工作，几乎不看我们一眼——这似乎是最为奇怪最为反常之事。我想，这就是战争吧: 两艘船交错而过，没人会招手致意。

河道变窄了。已到了虎门炮台。炮台坐落在在绿树掩映的岛屿上，沿着肥沃的海滩铺展延伸，跃出了泛着金色光芒的浅浅海面，这个百年战役的遗迹看来如此荒凉、无辜而美丽。很难相信它们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且事实上已给予日本舰队以相当大的打击。炮台后面，在河道中间，屹立着一座形如乌龟游泳般的无名小山。水手们开始探测水深。一个年轻的美国记者对我们说内河航船有时会在此搁浅。谈话间，他偶然提到他在班乃岛^[3]也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故。我们很是激动，瞪大了眼睛，指望他继续说出下文。但他流露出厌烦和疲倦之色——一来是想念家乡，二来对中国和战争已不胜其烦。他这是最后一次去广州。如果所报道的一个真实事件在两周里还不消停，他说他会想尽办法调回美国本部去。我们走开了，不希望再去搅扰他，与他保持了合乎礼貌的距离，敬而远之地看着他。一个心灰意冷的记者纯然是拜伦式的人物，我们现代世界里不切实际的哈姆雷特。

天气很热。当我们接近广州时，沿途风景让我们想起了塞文河谷^[4]——处处遍植柳树和果树。一个坐落在石墙围绕的花园里的农宅，有如一处被抵押的英国庄园般，散发着忧伤与魅力。一条条大平底帆船从我们身边经过。它们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大帆船很相似，尾舵高耸出水面，雕刻着华丽的装饰纹样，头重脚轻。船上危险地拥挤了好多乘客，显然是在返航途中。连一艘涂成绿色的小炮艇似乎也别具中国风格，它有一个细长而古雅别致的烟囱——不像一艘战舰却更像一条奇异的水甲虫。一艘英国轮船的甲板上，一个穿着白帆布裤子的男子正用一根高尔夫球棒练习发球。沿岸开始出现了成片的货栈仓库。很多仓库的屋顶刷着英国国旗，纳粹十字，或星条旗。我们想象出一幅很滑稽的画面: 一个认真勤恳的日本侦察员从一架轰炸机上困惑地俯看着底下茫茫一片的中立国旗帜，最后偶然发现一块小小的毫无防卫的中国田地:“你觉不觉得我们或许可以扔一小颗下去，就往那儿?”

不远处，广州出现在视野里，最先出现的是她那两栋半高的摩天大楼。接近栈桥的河港里，麇集着汽艇、舢板和小船，吱吱嘎嘎地挤撞在一起，显然陷入了一场无望的交通堵塞。我们的轮船颇有耐心地穿梭其间，驶向了岸边。那些舢板往往由一家男女老少驾驶，要么用篙撑，要么快速地划着桨，每条船都去往不同方向，一路叫嚷不停。不知怎的，我们就挤到了跳板上，然后穿过码头周围那些警察、海关官员、旅行者、挑夫和看热闹的人，来到了早已等候着的汽车跟前，英国总领事周到备至地特意派了车来接我们。

英国领事馆坐落在外国租界，坐落在沙面的一个江心洲上。仅只一次，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由想起了科伦坡、新加坡和香港的种种糟糕恐怖来——英国人显示出了某些良好品位。沙面很讨人喜欢: 屋宅比例恰当，毫不招摇，有大而通风的走廊和阳台，还有一条遍植草坪和树木的宽阔的中央大道。你走过一个狭小的用沙包堆起的渡桥，来到了岛上；这里守卫严密，因为外国人担心，万一发生了大规模空袭或者日军进攻，中国人惊惶之下会跑进租界来。英国和美国的炮艇沿着外面的滩岸停泊着。水兵们在踢足球——他们多毛，皮肤泛红，臀部壮硕，在瘦削细腰的广州观众看来，定然是些凶暴而粗野的巨人，若与本地人无力如花朵般的站姿以及羞怯开朗的笑容相比的话。

我们要在河流下游半英里外的一个叫白鹤洞^[5]的村子里暂住。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在那儿建起了一个定居点。漫步在整齐的步道上，穿过运动场、学校大楼和别墅花园，你会以为自己回到了故乡伦敦某处令人心旷神怡的郊外。在一间雅致宜人的郊区住宅般的客厅里，我们的传教士男女主人给我们端来了茶饮。你们一路旅行顺利?是的，谢谢，非常顺利。海关有何不便之处?哦，是的，很倒霉: 奥登为他的相机不得不付了三十块大洋的关税。哦，多讨厌啊；但你们可以领回这笔钱。广州往年这时节总这么热么?不，不是这样。五年前，天可是冷得够呛。

河对岸的远处，不断传来模糊而沉闷的砰砰声；不是听到的，而是感觉到的。然后变成了微弱而清晰的哀鸣，就像一只蚊子在暗头里飞到你脸上时发出的嗡嗡声。这可不是什么蚊子。砰砰声愈来愈频密。我环顾四下里的其他人等。是不是有可能他们都没注意到?我清清喉咙，尽量保持平常谈话的声调:“这是不是一次空袭啊?”

我们的女主人从茶盘边抬起眼来，笑着:“是的，我想是空袭。它们差不多这个时候飞过来，多数是在下午……你要加糖和奶么?”

是的，我都要；外加一块家乡风味的葡萄蛋糕，来掩饰我欠缺教养的激动。奥登那么怡然安静地坐在那里，在争论着教团运动^[6]。他去过西班牙。我的眼睛移向这个迷人的房间，看着这些茶杯，盛着烤饼的盘碟，收藏有切斯特顿^[7]散文和吉卜林诗歌的书架，镶在像框里的牛津大学的照片。我的大脑试图将这些形象与外部的声响联系起来；作着动力俯冲的轰炸机的哀鸣，远方轰炸的隆隆声。我对自己说，我理解了，这些声响，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单一而完整的场景的一个部分。快醒过来。这一切非常真实。而在那一刻，我真的醒过来了。在那一刻，突然间，我已来到了中国。

“它们飞走了。”我们的女主人对我说。她那和蔼亲切的神态，像是在安抚一个被电闪雷鸣的暴风雨吓得有点紧张兮兮的孩子。“它们从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喝完茶，她和我一同去散步。天色已经开始变黑了。我们爬上了村后的一座小山，眺望着广州流域。我们的脚下，绵延伸展着一个巨大的城市，暮色中，围绕着她的是神秘的郁郁葱葱的广东平原。沿着地平线，低矮的山峦升起了帽子般的小小峰顶。这是有如《爱丽丝镜中奇遇记》^[8]般的风景。你在此地可以来一次刘易斯·卡罗尔式的徒步旅行，与那些从事着最奇怪工作的最陌生的人们来次不期而遇——两个老人正试图将一只老鼠放进一个瓶子里，一个女人正用一个漏勺灌着水。而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举动，当你去询问他们的目的，必定非常地实用和理智。人们告诉我们说，中国人没有绝好的理由绝不会去做任何事。

步行回家时，我们的女主人谈起了白鹤洞当地神学院的学生。她说，在中国教授基督教神学可是个难题(我们从其他很多传教人士那里一再重复地听到)。吸引中国学生来到西方教会学校的动机很可能多种多样。在物质方面，他收获很多: 欧洲语言的知识，西学方法的入门，一份好职业的可能性。自从蒋介石皈依^[9]以来，基督教在政治上成为时髦，而且很可能今后会变得更受欢迎，假若现政府能挺过这场战争的话。

而且，即使假定这个学生的目的意图极其认真，他也会发现基督教很难消化。中国人的思想天生不会被神秘事物吸引。它关注的是实用伦理。它要求的是达成良善生活的七德行^[10]。它对现世的兴趣程度远远超过对来世可能性的兴趣。于是这些年轻人——不管他们多么快就掌握了神学的思辨技巧，不管他们回答老师的提问时有多聪明——在今后的生活中，很容易倒退到哲学上的异教信仰。

两位主人对广州青年知识分子在战争前后的态度很是失望。开战前，他们曾带头发起了抗日宣传，并要求诉诸武力。可眼下，他们中很少人会想要跳入战壕。“这场战争”，他们会说，“是一场苦力们的战争。我们的职责是为今后所需的重建工作进行自我教育。”不过，从学生的角度而言确实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中国牺牲不起她那相对来说人数还很少的知识阶层。必须记住的是，对于广州人来说，这地面战争发生在数百英里远的一个地区，那里的居民所说的方言他们甚至都听不懂。

第二天，我们被各种混杂的声响给吵醒了——清晨空袭的遥远的爆炸声，我们的主人在隔壁小礼拜堂里的风琴演奏声。吃过早饭，我们立马坐上汽艇到城里去。因为要正式拜会市长曾养甫^[11]先生，总领事把他的车借给了我们。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进行专业采访，我们急切地希望不要丢自己的脸。引擎罩上，英国国旗猎猎飘扬，我们坐在领事馆司机后面，骄傲却又有点紧张，对于该问些什么问题仍有点疑惑。街道在两边快速掠过，有些很西化，有些十足中国特色，全都挂着长长的字号旗幡，金色的，猩红的，白色的，旗幡让这个国家的每个市镇看上去永远在过节一样。人是如此地多；每条路上都挤满了行人、黄包车和马车。我们没看到多少空袭损毁的迹象。几个月来，日本人并没有在市中心投弹——只攻击铁路、机场和郊区。很多大宾馆的门口都垒起了沙包。

市长官邸是一栋很大的建筑物，由挎着自动手枪的侍卫们担任警卫。哨兵对我们试探性的微笑报以面无表情的瞪视，带着年轻军人特有的耀武扬威的愚蠢。如同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大多数士兵一样，他们看去大约十五岁左右。

曾养甫先生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单独会见了我们。他穿了件简单合身的政府官员蓝制服，没有那种类似英国司机行头的徽章或金色穗带。他光滑的圆脸似乎不时因夸张地咧嘴大笑而扭曲；像被切掉一小片的西瓜。对我们而言已没有必要去采访他了: 他自说自话，从头至尾笑声不断:

“我们不向和日本对着干。日本人却向找我们茬！哈哈哈！日本恨愚蠢。首先它向成为第三大国。然后当第二大国。然后当第一大国。日本是工业国，你知道。假如我们去日本，认几颗炸弹，嚯嚯，轰一声！我向，这对日本是不是恨糟糕?日本人到中国来。中国是个农业国。日本人认炸弹，嚯嚯，轰一声！只会把土地犁开，让中国人种田更方便！当然有恨多人死了。恨残酷。但我们还有更多人，是不是?哈，哈哈哈！”^[12]

这当口，我们被震耳欲聋的空袭警报声打断了。警报器就在窗外。曾先生变得几近不可理解地逗趣搞笑；他剧烈地摇晃着椅子:“你们看到了?日本人在我们头顶认炸弹！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抽我们的烟。我们可不怕！我们来喝点茶！”

但这一次，空袭根本没有影响到广州。我们有点失望，因为我们曾很希望一睹市长的豪华防空洞的风采，这防空洞据说已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大奇观。奥登拍了些照片，曾先生为此颇好说话地摆好了姿势；我们躬身而退，离开了房间。

我们都喜欢曾先生。如果这是中国针对日本人的典型姿态的话，对西方来说——连同它那些乏味的仇恨赞美诗，那些“弑婴凶手”、“蛮夷”、“没人性的恶魔”的尖叫声——它当然也是个实例。这种轻蔑不屑而又温良敦厚的逗趣，我们一致同意，确乎是一个富有教养且爱好和平的国家在其宣传中去打击一个残忍自负之敌的应有调子。曾先生那种幽默，若加以适当地运用，将为中国赢得许多海外朋友。

那天晚上的宴会来了几个客人——其中有一位中国上校和他的妻子。上校是个有点高深莫测的人物。他的健谈和流利的美式英语，和东方传统的沉默寡言一样，可能隐藏了很多秘密:“您这儿很不错，牧师。很简朴但很不错……恕我冒昧，您那个柜子花了多少钱?”他完全乐意谈及任何话题——中国的音乐，战争，他的妻子。他们在两岁时就订了婚；因为他们各自的父亲本是至交好友，并希望以此让他们的友情长久留存。从童年起，上校就没见过他的未婚妻，直等到他二十六岁。他从俄国回来之后，他们马上就成了婚。“那么你们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合吧?”宴会中的一位女士问道，非常欠缺英国人的得体。我们的女主人连忙插进话来:“可你是多么幸运，上校。”上校欠身道:“承蒙赞许了，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