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自述

艾欣 译

我于1889年6月11日（公历23日）出生在敖德萨附近（大喷泉区），我的父亲在当时是一名退休海军机械工程师。刚满一岁时我被送到了北方的皇村，并在那里生活到十六岁。

我对皇村最初的回忆是这样的：富丽堂皇的园林葱郁而湿润，保姆带我去的牧场，跑着杂色小马的赛马场，老火车站以及别的一些东西。它们后来都被我写入了《皇村颂歌》。

每年夏天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郊外的射手湾度过的，在那里，我和大海成为朋友。那些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古老的赫尔松涅斯城，我们曾在它附近居住过。

我是把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当做识字课本来学习阅读的。五岁时，听着老师给年纪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写第一首诗的时候我十一岁。对我来说，诗歌的启蒙不是来自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来自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他们的诗我妈妈能倒背如流。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成绩很差，后来变好很多，不过我总是不太愿意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去了南方。我们一整年都住在叶夫帕托里亚，我在家里学完了中学倒数第二年级的课程。我时常怀念皇村，写了许许多多拙劣的诗。1905年革命的回声隐约传到了与世隔绝的叶夫帕托里亚。中学最后一年我是在基辅念的，在冯杜克列耶夫中学，并于1907年从那里毕业。

我进入了基辅高等女子学校的法律系。一开始只能学习法学史，尤其是拉丁文，我当时还挺满意；不过后来开始学习纯粹的法律科目时，我就对专业失去了兴趣。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身体上（如左拉所写），建造新的林荫道的工程尚未全部完工（拉斯帕伊林荫道）。艾迪逊的朋友维尔纳指着先贤祠小酒馆的两张桌子和我说：“这里有很多你们的社会民主人士，这是布尔什维克，那里是孟什维克。”爱变换花样的女人们一会儿尝试穿短裙裤（jupes-culottes），一会儿又去穿那种几乎裹住双腿的裙子（jupes-entravées）。诗歌在那时完全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买诗集，仅仅是因为上面印着多少有点名气的艺术家画的小花饰。我当时就明白，巴黎的绘画已然吞噬了法国诗歌。

搬回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在这期间我写了一些诗，它们被收录在我的第一部诗集中。

当人们给我看了伊那肯季·安年斯基的诗集《柏木雕花箱》校样后，我激动万分，读着它，忘记了世上的一切。

1910年，象征主义的危机明显地暴露出来，崭露头角的诗人们已经不再追随这一流派。一些人加入了未来主义，而另一些人则加入了阿克梅派。我与“第一车间诗人”的同僚——曼德尔施塔姆、曾凯维奇、纳尔布特一道，成为阿克梅人。

我在巴黎度过了1911年的春天，并在那里亲眼目睹了首个俄罗斯芭蕾舞季的成功。1912年，我游遍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绘画和建筑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让人终生铭记。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了三百册。人们对它的评价还算不错。

1912年10月1日，我唯一的儿子列夫出生。

我的第二本书《念珠》于1914年3月出版。它的发行销售也就持续了大概六个星期。5月初，彼得堡的社交季走向尾声，人们都渐渐离开这座城市。这一次和彼得堡的分离竟成永别。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我们一下就从19世纪跌入了20世纪，一切都面目全非，城市的风貌首当其冲。原来，一位初出茅庐的作家写的爱情诗小册子注定要埋没在世界性的事件中。时间对待事物的方式与我们的想象并不一样。

每年夏天我都是在曾经的特维尔省的一个地方度过的，那里距别热茨克15俄里（译注，约15公里），风光并不迷人：丘陵上被翻耕成整齐方块的田地、磨坊、泥潭、干涸的沼泽、“边门小屋”、庄稼……《念珠》和《白色的鸟群》中的许多首诗我就是在那里创作的。《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9月出版。

读者和批评家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不公的。不知为何，它还不如《念珠》受人欢迎。这本诗集诞生在重大社会变革的节点上。交通瘫痪——书甚至无法运往莫斯科，在彼得格勒被全部售罄。杂志社纷纷倒闭，报社也同样如此。因此相比于《念珠》，《白色的鸟群》并未大张旗鼓地发行。饥饿和破坏日益严峻。奇怪的是，这些情况放到现在都不算什么事儿了。

十月革命后，我在农学院的图书馆工作。1921年出版了我的诗集《车前草》，1922年出版了《公元1921年》。

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我怀着极大的热忱和兴趣，着手于旧彼得堡建筑和普希金生平创作的研究。我对普希金研究的成果有三个：论《金鸡》、论班杰明·康斯坦的《阿道夫》以及论《石头客人》。这些文章都在当时得以发表。

我最近二十年创作的《亚历山德林娜》《普希金与涅瓦海滨》《普希金在1828年》应该将被收录在《普希金之死》一书中。

自20年代中期起，我的新诗几乎无法再发表，而旧作则不予再版。

1941年的卫国战争使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9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直至1944年5月，我都一直住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寻关于列宁格勒和前线的一切讯息。与其他诗人一样，我也常常去军医院慰问表演，为受伤的战士们读诗。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树荫和水声对于酷暑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了什么叫做人性之善：在塔什干我得了好几场重病。

1944年5月，我飞回到了春天的莫斯科，那时全城已经充满了胜利临近的喜悦与期望。6月我返回了列宁格勒。

这个可怕的幽灵，它乔装成我的城市的样子，让我惊惧万分，我把与它的相遇详细地写进了散文里。那段时间我写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捷里奥基前线朗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而言一向既神秘又带着诱惑。我从一开始就深谙诗歌的方方面面，对散文却从来都一无所知。所有人都对我创作散文的尝试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并不信以为真。我请教左先科，他叫我把其中某些段落删去，并且告诉我其他部分都可以保留。我很高兴。然而，在我儿子被逮捕后，我把它和所有文稿一同烧毁了。

我对文学翻译一直充满兴趣。在战后的岁月里，我翻译了很多作品，至今仍然还在翻译。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二十二年。

去年冬天，在“但丁年”前夕，我再次听到了意大利语的声音——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岛。1965年5月，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见到了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友重聚，也认识了新朋友，还再次访问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写诗。对我来说，诗歌蕴含着我与时代、我与同胞的新生活的关联。当我写作时，我的生命便与诗韵交织在一起，这韵律在我的国家英勇的历史中不停回响。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年代，并见证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事件。

196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