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总统冯国璋
张映勤
冯国璋在北洋时期当过代理大总统,时间不长,一年零三个月。他去世得也早,1919年12月28日就因病故去,年岁不大不小,终年六十岁。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冯国璋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北洋系的重臣,直系军阀的开山鼻祖,与段祺瑞同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一
冯国璋,字华甫,一作华符,出生于河北省河间县西诗经村。他们家原是当地的大户,到他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主要靠种地为生。青少年时期,同大多数人一样,冯国璋走的也是科举致仕的道路,希望通过读书获取功名。他从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年长之后,因为家境贫寒,到姥爷办的毛公书院读书,虽然聪明好学,但时运不济,从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两试不第,二十四岁时他不得不放弃学业,回家务农。转年冯国璋到天津小站投入淮军盛字营从军,试图改变命运。他先做炊事兵,后当勤务兵。
淮军是李鸿章建立的武装,他在任直隶总督时,推行洋务运动,为了训练新式军官,1885年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挑选一些淮军兵弁入学,冯国璋因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好学上进,又经人推荐,顺利地进入第一期的步科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五年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冯国璋留校当了教官。当时军队晋升靠的是战功和私人关系,书生背景的冯国璋感觉难以在淮军学堂施展才华。1893年,他投到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的军中当幕僚,屡次为聂出谋划策,颇得重用。转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聂士成率部在辽东与日作战,冯国璋随行管理军械局,表现突出,深受好评。1895年4月,三十六岁的冯国璋经聂士成推荐随驻日公使出使日本,在考察军事的同时,结交了一批日本军界人士,并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制度的“兵书”,转年回国后上呈聂士成阅读。聂士成没什么文化,未予重视,但又不想辜负部下的热情和努力,便把所谓的“兵书”转给了朋友袁世凯。袁世凯也属于淮军,这时正在主持小站练兵,用人之际,求贤若渴,看到这几本书,不禁拍案叫绝,如获至宝,称赞冯国璋道:“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军界学子第一,了不得了!”于是向聂士成要人,将冯国璋纳入门下,共襄其事。
几年后,袁世凯官运亨通,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练兵处大臣,加封太子少保衔。得到朝廷重用后,他开始大力提拔亲信,培植羽翼,委任冯国璋为督操营务处总办,自此天津小站新军兵法操典多由他一手修订。中国第一部现代军事操典书《新军兵法操典》即出自冯国璋之手,这也是他发迹的开始。1903年,冯国璋再度赴日本考察军事。回国后,升任练兵处总办兼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督办。1907年,四十八岁的冯国璋又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
1909年,即宣统元年,五十岁的冯国璋再次官运亨通,被清廷委以军咨府军咨使的要职。这一职务相当于陆军参谋长,负责全国军队的驻扎、调防、军事演习等重大事务。
在前清,科举不成的冯国璋经袁世凯的大力提携,在军旅生涯中找到了晋升之路,成为北洋新军的股肱之臣。
1900年秋季,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决定在济南举行操练与检阅军队的秋操大演习,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接到命令,昼夜加紧操练新军。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参加检阅部队,一行人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当冯国璋发出口令后,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军容严整,训练有素,场面壮观,振奋人心。德国总督当面称赞主持操练的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
所谓的“三杰”,声名远播,均为北洋时期叱咤风云的大佬级人物。“北洋之龙”王士珍,才智过人,性格谦和宽宏、锋芒不露,若隐若现,游于宦海神龙见首不见尾,故曰龙;“北洋之虎”段祺瑞,性格坚定,刚愎自用,我行我素,令人生畏,故曰虎;冯国璋有忠心护主的一面,也有见风使舵、善变圆滑的一面,人称“北洋之豹”,也称“北洋之狗”。
说起来,冯国璋与袁世凯两人同龄,冯国璋的生日比袁世凯还略大几个月。袁世凯用人有道,驭下有方,礼贤下士,敬冯国璋为上宾,对他以“四哥”相称,并把新军操练、营务等事完全放手交给他管理。小站练兵,极大地提高了袁世凯的地位。他得到朝廷重用之后,不断提携手下的干将,冯国璋随后也步步高升。对袁的知遇之恩、重用之情,冯国璋一直心存感激,始终以“门生”之礼事袁,态度恭谨谦逊。
1908年,小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为报复袁世凯当年出卖其兄光绪帝一事,载沣将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彰德“养疴”。冯国璋在政坛处事谨慎,八面玲珑,四处讨好,周旋于袁世凯和朝廷之间,他提出请辞回家,未被批准。袁世凯的旧部中他是唯一比较得到朝廷信任的官员,这也是后来他一度忠君保皇的原因之一。冯国璋工于心计,为人圆滑,在政局不明朗的情况下,首鼠两端,互不得罪,一方面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不改其忠,暗通音信,不断联系;一方面对朝廷也忠贞不贰,结交皇族,邀宠示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江山不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清政府试图以武力镇压革命军,陆军大臣荫昌受命督军前往镇压,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各部队,均归其节制。荫昌亲率第一军打头阵,第二军则由冯国璋督率接应后援。清朝贵族荫昌虽然得到朝廷的信任,但手里没有一兵一卒,调动不了军队,出去参战,他改不了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做派,磨磨蹭蹭十天以后才到了武汉。他将指挥部安在火车上,由重兵把守,并在火车的前后都挂上了火车头,随时可以逃跑。这样的清朝贵胄,如何领兵打仗?!
这时的冯国璋接到任命,马上跑到彰德密见袁世凯。袁大人面授机宜,以“慢慢走,等着瞧”六字箴言相告,并对冯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袁世凯经营新军多年,官兵上下对其极为效忠,北洋军形成了“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荫昌作战不利,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冯国璋又走走停停,迟滞不前,起义的风暴遍及各省,告急的文书纷至沓来,朝廷震惊,不得不走马换将,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待价而沽,要足了条件。出山之后,命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担任前方作战任务,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为后方接应。
冯国璋得到命令后,马上率军猛攻汉口,炮轰放火,穷追猛打,激战三日便攻克了汉口,其后又打下汉阳。武汉三镇连克两镇,其势之猛出人意料。冯国璋因战功卓著被朝廷授予二等男爵,他正打算一鼓作气渡江拿下武昌之时,袁世凯却命令他按兵不动。
冯国璋立功心切,他懂军事,善用兵,但玩不好政治,袁大人“剿抚并重”的良苦用心他没揣摸透。革命军是袁世凯手里要挟朝廷的王牌,冯国璋的战绩让革命军看到了北洋军的强大实力,但是一旦把革命军灭了,阻断了沟通的渠道,他拿什么与朝廷讨价还价?这点心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历来军事就是政治的延续,军事要为政治服务,这种基本常识冯国璋不会不懂。说到底他骨子里还是效忠朝廷,梦想着建功立业、出人头地。当时袁世凯派心腹王士珍到前线暗示冯国璋,要他凡事悠着点,打打停停,伺机而动。冯国璋竟然说:“余只知精忠报国,不知有他。”不仅如此,冯国璋还头脑发热,亲自跑到北京通过摄政王载沣面奏隆裕太后,请求拨给饷银四百万两,他保证可以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财政吃紧,四百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给他拨发三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清政府当时把宝压在了冯国璋身上,希望他再接再厉,一举扫平革命党。可是当时国家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可供朝廷支配的银两只有一百多万两。袁世凯听到风声,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袁世凯不可能让冯国璋坏了大事,他马上将冯国璋调回北京,接替载涛担任清廷禁卫军统领,兼察哈尔都统。前线战事交由段祺瑞全权指挥。
冯国璋虽然没有完全实现袁世凯的政治意图,但是他战功卓著,连克两镇,作用非凡,为日后袁世凯跟革命党人谈判,逼清帝退位,争得总统宝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初在君主立宪还是共和体制的选择上,冯国璋举棋不定。但是他很快便顺应形势,心里清楚清朝已经大厦将倾,无力挽回了。同情归同情,可是他无能为力,袁大人执掌国柄,只能继续在这棵大树下乘凉。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再次向清廷施压逼宫,联名四十六位北洋高级将领吁请清帝逊位,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1月1日这一天,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位北洋将领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这一次联名的变成了四十七人,唯独少了他冯国璋。
此前,冯国璋曾对家人讲过:“现在有人要推翻大清,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不干,你们也一样。”见了电文,他勃然大怒,对其秘书长说,段祺瑞现在人在保定,这个电报却发自武汉,是真是假,尚无法确定,他要通电质问。手下人清楚段祺瑞的做法都是袁世凯在背后指使,晓以利害,反复劝说,冯国璋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接受现实。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武昌起义最大的赢家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
袁世凯要逼小皇上退位,其实还有一个心结没有打开,当时北京有一支保卫朝廷的禁卫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支一万两千多人的部队,大部分都是效忠皇室的满族和蒙古族人,北洋重兵这时候并没有集结于北京,一旦清帝退位的消息传出,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后果不堪设想。而能驾驭这支部队的,只有禁卫军统领冯国璋一人,他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关键时刻,冯国璋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为袁世凯登上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国璋带着赫赫战功回到北京,担任保卫京畿的重任。由于他为人机智圆滑,对皇室贵族恭敬有加,素有忠君的美名。昔时,皇族为了牵制尾大不掉的袁世凯,对冯国璋也是极尽拉拢予以重用。在武昌前线,他的突出表现让朝廷十分满意,他誓死效忠,奋勇拼杀,极力主战,反对议和,与袁世凯的态度大不相同。大势已去,南北谈判之时,他又以旧臣身份主张优待清室,保持帝号,为维护皇室利益做出了不少努力,冯国璋的所作所为深得皇族好感。解决好禁卫军的问题,非他莫属。
1912年2月10日上午10点,清帝退位的前两天,冯国璋来到禁卫军大营,集合官兵,进行安抚。他先分析了一通形势,告诉大家,只有和议,别无选择。然后开始宣读《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
听到“皇帝逊位”的消息,队伍中立刻出现了骚动和议论,冯国璋信誓旦旦地向大伙表示:“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绝不离开禁宫,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裁撤,不断饷,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什么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
这些官兵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皇室的安全待遇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冯国璋都做了保证,皇室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禁卫军俸饷等也维持不变。人们见大势已去,不再有任何反应。一场潜在的骚乱危机让他巧妙化解。
二
冯国璋力挺袁世凯很快得到了回报,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后,任冯国璋为总统军事处处长兼禁卫军总统。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
1913年3月20日,国会开会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杀,孙中山怀疑此事是袁世凯在背后指使,组织力量进行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此后他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被授以宣武上将。从此,冯国璋拥兵自重,坐镇南京,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
随着袁世凯政权的巩固,他对自己的左膀右臂冯国璋、段祺瑞采取了笼络和打压的两面手段,除加官晋爵之外,大总统重施政治联姻的故技,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了丧妻不久的冯国璋,同时又派人监督限制他的权力。
冯国璋为了保袁,放弃了忠君的立场,而一旦发现袁世凯有称帝的举动后,就立刻表示反对。
冯国璋那时坐拥江苏富庶之地,兵多粮广,当他听说北京城有人策划拥袁称帝的消息后,决定到北京一探虚实。1915年6月,冯国璋三次亲自谒见袁世凯。每一次袁世凯都要留他吃饭。
冯国璋借机试探道:“外间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请预为秘示,以便地方上着手准备。”
袁世凯一口否认:“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今天总统的权力和责任,跟皇帝有什么区别?一个人想当皇帝,无非是为子孙着想,因为总统不能世袭,而皇帝却可传子传孙。拿我来说,老大克定有残疾,是个无用的跛子,老二克文以名士自居,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其余都很幼小,岂能付以国事?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会招祸,不会有好处的。”
冯国璋又追问一句:“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南方人言啧啧,都不明了总统的心事,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也推不掉了。”
袁世凯听了还装作很生气的样子:“我决不会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已让他在那里买好了房子,如果再有人逼我,我只有出国去当寓公,再也不问国事了。”
袁世凯信誓旦旦,说的和真事一样,冯国璋半信半疑地回到南京。谁想到过了不到半年,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劝进”。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发布命令,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为“洪宪”。12月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
几天之后,洪宪帝就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封一等公,急电催促他进京就职。冯国璋知道被人耍了,这一次再也不上当了,声称有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命令冯国璋出任征滇总司令,他仍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不就。当梁启超派人到南京,联合他共同反对帝制维护共和时,冯国璋的病马上好了,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他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言辞恳切地劝其退位;又通电几个省,表明自己反对帝制的态度。
最初,公开反袁的只有宣布云南独立的蔡锷、唐继尧等人,他们与北洋集团无论是在政治影响力上,还是在军队实力上,都没法相比。冯国璋这时候的选择至关重要,他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有胜算。在所有未独立的省份之中,冯国璋的号召力极大,振臂一挥,就会使许多观望的将军、督抚们改变态度。他既是护国军的坚定支持者、同盟者,又考虑到与袁世凯的旧情,政治上反对帝制,积极筹划协商,四处联络施压,大造声势;军事上暂时观望,大棒举起来,先不下手。
1916年3月19日,冯国璋联络长江巡阅使张勋、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联名发出了致各省将军的密电,征求各省对撤销帝制收拾时局的意见,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这五个人都是北洋大将,手握重兵,盘踞一方,一旦出手,连带其他各省起义,袁世凯的天下势必土崩瓦解。
袁世凯见了电报,吓出一身冷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封密电无异于给他送上了一道催命符,三天之后,袁世凯便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称大总统。两个多月后的6月6日他忧惧而亡,时年五十七岁。有人说,冯国璋的背叛是导致袁世凯死亡的主要原因,“五将军密电”成了压死袁世凯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世凯当大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心服口服,袁大人足智多谋,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堪当大任。可称帝不一样,大总统死了,他们两个人都有机会上位,袁世凯当了皇帝,将来太子继位,他们梦想破灭,又成了袁氏家奴。让他们再伺候太子袁克定,那是绝不可能的。
袁世凯在称帝以前,一些北洋旧臣见他时恢复了跪拜,有一回冯国璋、段祺瑞春节去给袁世凯拜年,两人勉勉强强不情愿地跪在地上,弄得连大总统都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拦住说:“不敢当,不敢当!”可冯、段二人到了袁克定那儿,这小子居然大模大样地坐在那儿接受两位前辈重臣的跪拜。就冲这一点,两人也不会赞同袁世凯当皇帝。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他不愿失去地盘,仍在江苏就职,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兼江苏督军。此时北洋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派。
1917年7月,因府院之争,张勋入京调停,却闹起了复辟,黎元洪躲进了日本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复辟闹剧只上演了十二天就草草收场。
赶走了黎元洪,段祺瑞三造共和,再当总理,他马上给远在南京的冯国璋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只有“四哥快来”四字。冯国璋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盘和兵权,又贪恋总统的位子,他经过反复斟酌筹划,将一切安排妥当后,于8月1日,在北京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职务。
冯国璋进京后,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北洋三杰”聚在一起,信心十足地筹划未来。三个人共事多年,情意深重,冯国璋成了元首,他表态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这时的北京政权由他和老段瓜分了,一为代理总统,一为内阁总理,冯国璋以为黎元洪不是北洋派系,和段祺瑞难以合作,这回自己当了总统,老段顾及情面,从此可以“府院一体,内外一心”了。况且他也不是黎元洪,要钱有钱,要兵有兵,地盘不小,势力很大,段祺瑞断然不敢小觑。
冯国璋想得太天真了,玩政治、玩手段他还真不是老段的对手,很快,“府院之争”再度爆发,直皖矛盾不断升级,冯国璋在总统的位子上只干了一年多,1918年9月他被段祺瑞胁迫下台。
三
在北洋旧人中,冯国璋以爱财著称。坊间最著名的段子是关于“卖鱼伐树”的故事。
话说冯国璋当了代理大总统,住到了中南海。有一天他散步时看见了“三海”里有很多漂亮的大鱼游荡,便随口问了一句:“这都是些什么鱼呀?”随从赶紧回答:“回大总统,什么鱼都有,都是些珍稀品种。三海是历朝历代皇上放生的地方,谁也不会动它们,都成了精了。听说有的鱼都上百年了,大的有上百斤重!”“哦?”冯国璋来了兴趣,“这要是把这些鱼都卖了,应该值不少钱吧?”随从答道:“肯定值钱,听说有的大鱼身上还套了金圈,挂了金牌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冯国璋就派人把“三海”里的鱼都捞了上来,金圈、金牌有没有不知道,但这么多鱼也是一笔钱。手下人把鱼运到市井,沿街叫卖“中南海的鱼,大总统的鱼”,一时间,北京城里到处都在卖这种鱼,饭馆也借机炒作,推出了“总统鱼”的招牌菜。冯大总统小赚了一把。事后有人戏称:“宰相东陵伐树,元首南海卖鱼。”
伐树一事说的是,冯国璋的老家河北河间县,地处平原,历朝历代种植了许多树木,不少还是名木古树,参天合抱,尽是良材佳木。冯国璋做代总统时,觉得这些树能卖一个好价钱,便让手下把它们全部砍伐,用火车运到天津高价出售。当地老百姓见了自然民情激愤、怨声载道。消息传到冯国璋耳朵里,他见众怒难犯,于是采用缓兵之计,邀请故乡年高德劭的乡党士绅到北京,好言抚慰,解释说:“这些树树龄太老,任其腐烂实在是可惜,所以我派人将它们砍掉加以利用。请乡亲们不要误会,回头补栽新树的费用,全部由我负担。”大伙虽然心里不满,但是木已成舟,也无可奈何,好在人家答应了补偿,也算是尚可慰藉聊胜于无吧。于是当地老百姓各自购买新树补种,事后开单子找冯国璋报销费用时,他却置之不理了。
冯国璋“卖鱼伐树”的故事不过是野史罢了,是真是假没人考证。
之所以有这样的段子,和冯国璋爱财敛财的性格不无关系。这一点,成了人们诟病他的原因。北洋同僚段祺瑞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一生不爱财,他对冯四哥的钱癖就颇有微词,有一次听说冯国璋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的鸦片,借制药之名,从中牟取暴利,他很不屑地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
“北洋三杰”之首的王士珍,洁身自好,为人低调,终生连汽车也不坐,从不在背后臧否人物,但是对冯老弟的爱财抠门也忍不住发几句牢骚。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一山不容二虎,终将段祺瑞逼退,任命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仍兼陆军总长。有一次,冯国璋让他派人到广西督军陆荣廷那里去调停一下南北冲突,王士珍请示路费开销如何报销,冯国璋支支吾吾不肯出这笔钱,让国务院自己去解决。王士珍出来后十分生气,他对底下人说:“这件事还不全是为了他,我又不贪图什么!一天到晚为他出力着想,这一点钱他都不往外拿,真是太小气了!”
在有些人心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但是像冯国璋这么精明算计的也不多见。发迹之后,他通过各种手段,聚敛了大量财富,购地置房投资经营,很有商业眼光,从不放过任何挣钱的机会。杨帆在《中国军阀的最后结局》一书中披露:“冯国璋一生善于敛财,积攒钱财资产无数,仅天津就有房产三处,共计房间六百二十间,建筑面积近十二万平方米。在北京仅帽儿胡同的本宅,就有房屋五百多间;在煤渣胡同有房屋三十多间,元勋大人胡同和西堂子胡同还有房屋四十多间。冯国璋的地产与田庄主要在江苏与直隶两省,其中在直隶的土地共计约一千一百余顷,在江苏的土地主要是与张謇合办的企业,占地七十万亩。冯国璋一生进行的土地交易无数,其中尤以直隶都督任上的一笔交易数额为最,当时他伙同有关官员以清东陵放荒为借口,廉价购得一万余顷土地,除将其中三千亩转让议员宁世恩外,其他均用于交易,从中获利甚丰。除此之外,冯国璋在金融业、工商业也有诸多投资。”
据说,他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三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十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的股票和存款。
过去民间早有“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一个清廉的知府大人一年都能刮得十万两银子,更不要说两朝权贵,当过都督、将军和大总统的冯国璋了。
当时的大总统月薪三万,绝对算得上高薪,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月薪八块,而北大校长、前清翰林蔡元培挣得最多,月薪才三百块大洋,总统的工资是他们的百倍千倍,可这笔钱人家根本不看在眼里,与那些数不清的灰色收入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冯国璋在入京代理大总统时仍兼任禁卫军总统官,每年有三百多万的军饷,他还将崇文门监督一职要到手,每年收税二百多万,其他花样繁多的各种进项更是数目惊人,当然,这些钱并不都是进了他个人的腰包。
冯国璋的后一任,一向老成持重、谨言慎行的徐世昌算得上为官清正的,有一次和老朋友赵元礼聊天时不慎说走了嘴:“一个人假若没有几百万,那还算个人吗?”连徐世昌这样没有一兵一卒的文人总统都这么想,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督军、巡抚们更是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了。在他们看来,当了官,捞不到钱,只能说明你这人太笨没本事。
冯国璋的爱财在北洋政要中是出了名的,当时有人指责他“擅自封殖”,冯国璋有自己的解释:“项城雄主,吾学萧何田宅自肥之计,多为商业,以塞忌者之口耳。”我是学人家萧何韬光养晦掩人耳目,经商是为了避免让袁世凯及忌恨者生疑说我有什么野心。冯国璋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主要原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还给自己刻了一枚印章:“平生志在温饱”。如此低调,让人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