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多日，编就此书。始料不及，取名不易。虽已著书几种，因为纲目一致，不曾遇此繁难。而编文集却为首次。不同文章归在一处，找一合适题目领衔，颇费周章。想到本书所收皆为曾刊之文，实有“旧调重弹”之意，而它们又多与德国或德国学术有关，就借用一句汉译德诗“新腔重弹旧调的余响”，聊作书名。

本书第一辑题名“哲学文学”。从内容上讲，此辑所收，多与德国哲学文学，或与德国思想史有关。笔者主业德语教学，却不由自主地写下此类文章多篇，可见德人思想史之创获，对自己颇具魅力。就篇目而言，十三篇文章中的九篇，曾由《文景》登出。它本世纪初创刊于上海，是笔者至今集中发稿较多的一份杂志。为读书类刊物投稿，就我而言，其实始于上世纪90年代，曾在北京的《读书》和上海的《书城》分别发过文章。但都是浅尝辄止，未有后续。原因是自己的懒散，也可能是缺少编辑的督促。直到本世纪初起，承蒙《文景》当时的执行主编杨丽华女士的约稿和鼓励，才连续多年在该杂志上发文。此种善意，令人难忘。

第二辑是“中德文化”。治学伊始，考虑作为中国的日耳曼学学人，研究重点若与德国同行一致，恐怕难有突破，因而比较注重中德文学或文化关系，力求在中德学术的交接处开辟通道。本辑所收，是此种努力的反映。

第三辑是“书前书后”。不敢掠美，“书前书后”，曾是钟叔河先生用过的书名。此处仅出现在辑目中，应该不会形成冲撞。在钟先生笔下，《书前书后》是“一束以书、读书、编书为题材的散文”，在我这里，标题下收录的主要是译本的序言或跋文，另有几篇是自己主编之书和为他人专著所写的前言，名副其实来自“书前”或者“书后”。

多年前曾与一位中文系出身的学友闲谈，欣羡其落笔成章的洒脱之态，喟叹不如。他解释说，当你们这些外文系的人背诵单词之际，正是我们进行思维和写作训练之时。细细忖量，似有道理。也许恰恰出于扬长避短之意识，虽然不时也有“创作”的冲动，但每每得到合适的译书稿约，我会立刻选择翻译，以为这才是外语教师的本分。而一旦完成译文，或长或短，常常有话想说(除了早先的几部科幻小说译本)。由此留下一些文字，形成自己在“译”与“作”之间徘徊的学术态势。而本书所收，基本反映这个事实，即相当一部分文章(不仅仅是第三辑“书前书后”中的文字)，原为译序。

此书收文五十篇(收入该集时有个别修订)，多数篇幅不长，追求叙述性的散论风格。即使几篇发表在“严肃”学术刊物上的长文，也力避繁琐概念和空头理论的时风。在我而言，虽以外语谋生，但在汉语语境中追求思想与文字的和谐，并由此寻得开明心绪，始终是教书之余努力的方向。此书可为这方面的一个小结。

本书书名出自歌德《诗歌集》(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的引子，其完整的双联是：“新腔重弹旧调的余响/幸与不幸都化为歌唱”。诗句恰恰道出了我整理旧文、即将跨入人生另一阶段时的感慨心绪。

而这些“旧调”，不管“幸与不幸”或成功与否，之所以能够结集“重弹”，多出于杨丽华女士的雅意。本书的谋篇布局，乃至书名取舍，都与她极具专业素养的帮助密不可分。刘靖女士则以出版人特有的细致与照顾之心，专程来沪，成就此书出版事宜。郭晓慧编辑在最后的编辑阶段，多有指教。谨借此序，深致谢意！

卫茂平

2014年元月初稿，同年8月18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