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还是习惯使用香格里拉从前的名字——中甸，因为香格里拉应该，而且也的确拥有更广泛的含义，而不仅仅是用来指称一座城市。无论是作为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驿站，还是作为外地游客进入迪庆的起点，香格里拉都是深入迪庆的必由之地，独克宗的存在足以令我对它生心迷恋。

在独克宗重逢

清晨的独克宗古城还没有从昨夜的喧哗中完全醒来，窄窄的石头路面因为雨水的冲刷显露着五彩的斑斓，在晨曦中泛着光，滑腻中散发着潮湿的味道。街道两旁的酒吧、咖啡馆、小饭馆、客栈、藏刀店、手工艺品店门窗紧闭，行人寥落，好像都是为了配合独克宗早晨的片刻宁静。只有街口的白塔已经桑烟缭缭，塔下的那圈转山筒似乎刚刚被人转动过，还没有来得及摆脱动力作用下的惯性，依旧缓缓地、无声地转动着。远处龟山顶上的大转山筒在晨光中熠熠生辉，映衬得眼前这片藏式民居的白墙愈加如月色般温婉。这座建于公元640年的古城在旅游的盛名之下，穿越了千年的烟云，每天只有在如潮的游人涌来之前，才真正应合了“月光城”之名独享片刻的幽静。

扎西像是突然出现在小街的另一端，康巴汉子壮硕的身体、黢黑的皮肤和总不离左右的军绿色帆布挎包都是我所熟悉的。才刚入秋，他已经穿上了羽绒外套，搭配着牛仔裤，虽是一身汉人装扮，可还是能一眼看出他康巴人的身份，尤其是他走路时身体摆动的弧度更充分体现了这个热爱锅庄和弦子的民族的体态特征。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单调的重复的左右晃动的舞姿却是康巴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和表达方式，尤其是当酒精进入他们的身体之后。这种看似简单实则变化无穷的舞步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康巴人性格中豪迈率性的一面，在一整夜一整夜的狂欢中酣畅淋漓。这个生活在藏汉两地交界区域的藏族族群，之所以被称为“康巴”，正是因为“康”相对于卫、藏和阿里（西藏早期分为四部分，即卫、藏、阿里、康巴）足够边远，而“巴”便是特指这些生活在边地的人。人类学家则将这一地区称为“藏彝民族走廊”，这条“走廊”上分散居住着氐羌这一古老民族的后裔，他们保留有游牧的习性，活跃在中国版图上这条唯一南北走向的山脉附近。因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板块的碰撞和挤压而突然由东西转为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拥有草原、雪山、森林、江河、冰川、湖泊，冷暖空气的不时遭遇成就了这里瞬息万变的气候特征。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彝族和纳西族混居于此，这种特殊的地理和气候，以及特定的族群分布使得康巴文化既有着显而易见的藏文化特点，又不可避免地结合了其他民族的特质。康巴汉子除了有着远近闻名的俊朗外表、能歌善舞，还以善于经商著称。历史上出过不少康巴商贾巨子，如今拉萨八廓街的生意人也以康巴人居多。他们见多识广、头脑灵活，同时也以性格剽悍而闻名。

扎西迎着我走过来，寂静的街上似乎回响着他铿锵有力的脚步声。他笑着，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笑容让他看上去坦荡、温暖、直率。半小时前我们在电话里约定中午在古城的停车场见面。虽然，我已经不止一次到香格里拉，而且每次都会与扎西在独克宗古城见面，因为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康巴人，甚至是这座城里唯一的朋友。但扎西知道，对我说古城北门绝不如说古城停车场更能让我明白。这座据说是建在一块状如乌龟、面朝北方的坡地上的古城，有着曲折密布的街道，但在古城网状的街道上漫步绝不会迷失，因为每一条被行人踩踏得光滑的彩石道路最终都朝向城中心的四方街。这块面积甚至不足一块篮球场的广场，原本是当地人节庆时聚会的地方，在茶马古道商贾云集的年代，也曾经是南来北往的马帮和商人们交换货物、收集信息、歇脚休息的地方。如今，每天不到中午这里已经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他们慕“香格里拉”之名远道而来，从这里开始了解这座康地县城。这里可以满足他们对于康巴人的好奇，同时印证“香格里拉”投射在他们心目中的所有想象——高原炽烈的阳光、湛蓝高远的天空、通透纯净的空气、热情奔放的民族。读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的人还能在这里找到现实中的蓝月亮峡谷、寺庙、僧人。但也有不少游人，在这里搜集更多的旅游信息，再次出发去更远的地方，看更多的风景，因为他们相信，“香格里拉”并不是那个叫希尔顿的英国人道听途说后编撰出来的虚拟世界，它真实存在于藏民族的心中，也真实存在于茫茫雪山深处。

“这是我的世俗之路，我每天至少走一趟。”扎西在州政府就职，住在古城一幢老旧的房子里，所以他每天要穿过古城城区到设在新城的政府办公室上班。或许扎西只是单纯地喜欢老宅的居住环境，而我更愿意将此解读为，他有意让自己每天穿梭于过去和现在之间，这种穿梭有着某种象征意味，仿佛藏族人所笃信的生命轮回，但穷其一生所付出的努力则又是为了摆脱轮回。

古时的独克宗归属“吐蕃神川都督府”，是一座“以雪山为城，金沙为池”，有着军事前沿地位的城池。吐蕃时期，金沙江云南段建有铁索桥，铁索桥周围又建有16座城池，独克宗是其中之一。独克宗的藏语意为“岩石山上的城堡”，藏民族有把重要的城池建在岩石之上的习惯，比如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于“独克宗”在茶马古道上作为重要驿站的商贸价值和地位却是很多年以后才形成的，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将这里视为水草肥美、森林丰茂的宜居之地。独克宗的另一层寓意为“月光城”，与之相呼应，藏语意为“日光城”的“尼玛宗”建在独克宗之北5公里处，可惜百年风雨之后，尼玛宗仅余残垣断壁在山野之间隐约地诉说这座城池的历史。“日光城”和“月光城”的建成似乎暗合了“香巴拉”在藏语中意为“心中日月”的含义。追溯到藏民族最古老的苯教信仰，“光明是万物之源”是这个原始宗教对世界的认知。

有一次，我住在古城西南边一家新开的客栈，早晨依据客栈老板的指点，爬上了背后的百鸡寺山。站在山顶口见四周青山如黛，苍茫连绵地合围着中间的一片草甸，雨季来临的草甸繁花开败后留下了一片绿草荫荫，坦荡如甸。北方远山上，松赞林寺的金顶在蓝天白云下光芒闪耀，金顶下的白色和绛红色相间的建筑主体雄浑庄重。据说，独克宗的选址可以在佛经中找到相关的依据，所谓“人生如苦海，大龟可导航。西方有佛祖，皈依路未长”。建在大龟山上的独克宗坐南朝北，喻示一心向佛，建在北面山腰间的松赞林寺当然非偶然为之，后来有建筑学家做了实地测量，发现独克宗与松赞林寺几乎在同一轴线之上。佛教认为西方为极乐世界，古城的西边是一片林木葱郁的山林，里面是否真藏有一个人人都心向往之的“香格里拉”呢？

作为迪庆首府的中甸县（2001年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选择在古城之外重新修建了一座崭新的县城，政府部门都集中在新县城里。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甸，整个县城只有一条相对宽阔的马路，所有的重要设施几乎都集中在这条马路上，政府机关、宾馆、饭店、邮局、商店、医院、车站，华灯初上，街道上便几乎没有车辆了，也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出售日用品的商店还亮着昏黄的灯光。里面的货架上摆满了在我们看来充满异域风情的艺术品，其实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如质地坚硬、有着清晰木纹的木碗、用银饰装点的酥油筒、洁白的哈达、人们随身携带的铜质嗄乌，还有藏族人用作室内装饰的牛头。我后来买了一个嗄乌，一直挂在家里书房的墙壁上。十几年后，再次来到已经更名为香格里拉的中甸县，长征路这条贯穿整个城市的干道两旁已有许多崭新的建筑比肩而立，这些采用藏式风格和彩绘装饰的楼房间夹杂着不少的高档酒店，十多年前住过的那家宾馆已经寻不到踪迹，或者是相形见绌地隐藏在某幢高楼的后面，没有了往日的神气。站在百鸡寺山上，作为城市中心景观的坛城广场比松赞林寺更加醒目，绛红色的建筑主体在蓝天的映衬下庞大而又簇新，让人领略到这座城市追赶现代化进程的热情和步伐。

“香格里拉”一词出现在英国作家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但在藏地文化中的“香巴拉”是一个来源于梵语的词汇，发源于古印度，之后流传于藏地。“香巴拉”被认为是从此世到西方极乐世界之间的净土，净土代表了未来世界，成为与现实世界相对照的“彼岸”。

哈达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礼帛，是一种丝织质地的长条丝巾，在藏族人社交活动中十分常见，用以表达敬意和祝贺之用。以代表白云的白色和代表天空的蓝色为最常见，也有黄、绿、红等色彩，而五彩哈达是最为珍贵的，只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

嗄乌是一种采用金、银、铜等不同材质制作而成的小盒，作为护身符随身携带。盒面多用玛瑙、绿松石、珊瑚作装饰，盒内通常装有小佛像、舍利子、印有经文的铜片或者由高僧加持过的药丸。

我们习惯性地走向那家叫作“静静的嘛呢石”的藏餐吧。这些年来，古城里的酒吧、餐吧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还有不少新增的，各式餐饮店与古城里的民居建筑相互影响融合，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混搭总是让我不知所措。“静静的嘛呢石”是扎西带我去的，这家餐馆的老板就是电影《静静的嘛呢石》的导演。这部电影讲述了生活在寺庙里的小喇嘛回家过年的经历，表现了日常生活与宗教生活、传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冲突，餐吧的名字就是取自这部电影。在这幢由藏式民居改建的主题餐吧里，我第一次吃到了藏包子、生牦牛肉、用青稞做成的菜肴，当然酥油茶从不缺席。餐吧分成两层，一楼只有两三张餐桌，二楼略大，晚饭后改为酒吧，放映藏地题材的电影是这家主题餐吧的特色。遗憾的是，我总是错过这些放映，或者因为停电，或者酒吧有其他的活动。但现在他们彻底取消了电影放映，餐吧的服务员对此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只是固执地表示以后都不再放映了，只有墙上的那些电影海报还是原来的样子，算是对这个主题餐吧的说明。

喝一口香浓的酥油茶，茶汤里的奶香、淡淡的咸和茶的微苦都恰到好处。要知道，这条街上不是每家的酥油茶都这么地道，我在另一家茶馆也点过酥油茶，服务员妹子转身就去打电话咨询酥油茶的制作，连原材料都是临时外出购买的。当然，她也诚实地表示，在家里都是阿妈亲自打酥油茶，她从来没有做过。还好，制作酥油茶并没有太多的技巧，只是原料的配比会让茶汤的味道千差万别。“我被医生警告，不能喝酥油茶。”扎西一边朝我的碗里倒茶一边说，“不许一个藏族人喝酥油茶，这是多么大的惩罚，还不许喝酒吃肉。”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他的身上，高原的阳光勾勒着他的五官，这是一张希腊雕塑般的脸庞，棱角分明中带着岁月风霜的痕迹。扎西说，不久前的体检表明，像这个年纪的汉族男人一样，他也面临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三高问题”。谨遵医嘱，他没有给自己倒酥油茶，吃饭的时候，也极少吃油腻的菜，他甚至没有喝酒。几天后的一次聚餐中，他依然无酒不欢地喝得畅快淋漓。我更喜欢略微酒酣耳热时的扎西，奔放自在，纵情欢歌，不像平时那样拘谨。接触的康巴人多了，我发现，严肃拘谨和热情奔放是这个族群性格的正反两面，只有真正熟悉之后，你才能看到他们的全部。

我告诉扎西，这次要去外转。“好啊。那是一条充满了神迹的转山路，而且得到过许多高僧大德的加持。”扎西说，眼神里充满了赞许、鼓励和肯定。我知道扎西会说藏语，但用汉语写作，与一帮朋友们致力于对藏地文化的挖掘、弘扬和保护。几年前，母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我面临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之一——生死离别。扎西建议我试试藏医，对于藏医药在问诊和治疗方面的独特之处我早有听闻，但长期以来对西方医学的信任，让我对这门古老的医学抱有怀疑。后来，扎西给我寄来藏传佛教的书籍，希望宗教能带领我走出人生最大的困扰，但我始终没有把那本书读完。大抵如此，扎西再也不与我谈论藏文化相关的话题了。

午后的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烧烤摊、小吃摊占据着四方街上最中间的位置，大张旗鼓地招徕着食客。卖牦牛酸奶的约定俗成地把持着广场五个不同方向的出口，这里往往也是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掀开盖在塑料桶上的薄纱，露出凝如膏脂的牦牛酸奶，花5元就能买到满满一纸杯，递给你之前，摊主一定会往上面加几大勺白糖，如果你事先声明“少放点糖”，对方会十分肯定地说，“糖放少了酸，你们汉人吃不惯。”藏族人似乎更加喜酸，高原上的酸奶都有着名副其实的酸。捧在手里，用勺小心地把糖和奶搅拌均匀，放到嘴里便酸酸甜甜地融化开来，奶的嫩滑和着白糖的细小颗粒总是让我欲罢不能。好的酸奶入口顺滑和稚嫩，口齿不会有奶渣乱跑。藏族大姐听我夸她的酸奶味道好，笑得露出一口雪白的牙。她说，自从县城不再叫中甸以后，外面来玩的人更多了。孩子要上学，光靠地里的活儿不够家里的花销，卖酸奶能挣些钱贴补。“听说很久以前，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外国人，他在松赞林寺那里住了好久，回去写了本书，外面的人就都知道我们这里了。”我猜，她说的那本书就是《消失的地平线》，她说的那个住在寺庙里的外国人应该是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康威。小说描写的是英国领事馆的领事康威和另外三位同伴乘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时遇劫，被带到了一个有着雪山、峡谷、瀑布、湖泊、草地、蓝天、明媚阳光和金碧辉煌的庙宇的地方，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而且永不衰老。他们被劫持的原因是寺庙的主事想在他辞世之前为这片被称为“香格里拉”的地方挑选一位合适的继承人，康威是他心仪的人选。一心想回到故乡的康威最终成功逃离了这片位于藏区深处的世外桃源，可是，回到文明世界的他却开始怀念这里，但他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这部像是另一个版本的《桃花源记》的小说发表之初，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刚刚经历了战火的西方人热烈地追捧这部小说，把它翻拍成了同名电影，由此也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寻找香格里拉”热潮。事实上，小说作者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并没有到过西藏，也没有到过被描述成香格里拉的喜马拉雅山区，当然更不可能是在松赞林寺获得的创作灵感。

松赞林寺离县城仅有5公里的路程，据说是由五世达赖喇嘛占卜求神选址所定，是康熙帝在藏区敕建“十三林”中的一座。这座庙宇因外形颇似拉萨的布达拉宫而被称为“小布达拉宫”，是康巴地区最大的格鲁派寺庙，也是本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最高机构。据说，这里还曾是茶马古道上签发进入西藏通关证书的机构，没有松赞林寺核发的通行证，便不能取得到西藏的贸易资格。如今的松赞林寺更像是一个热闹的旅游景点，每天世界各地的游人被旅游大巴一车一车地拉来，人们沿着长长的台阶攀登这座建在海拔三千多米之上的寺庙，高原缺氧的同时也惊叹这座宗教建筑的恢弘。我喜欢夕阳西下时分的松赞林寺，人潮退去，被斜阳勾画成剪影的寺院静默庄严，周遭的山峦、青稞架、农舍的袅袅炊烟是最日常的生命流转。

宗教在这里是庸常生活的必须，任何时候，龟山上那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转山筒，总是被人努力地虔诚地推动着。那些把风霜刻在脸上的老人、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浑身都是高原阳光味道的年轻人，他们夹杂在旅游人群中间推动经筒，而游人更多时候只是把推动经筒当成是旅游中的一个项目，或者高原上的适应性锻炼，所以他们兼顾对着同伴的相机镜头摆姿势。经筒在人们的努力中昼夜不停地转动，入夜的灯光让它在黑暗中像是一盏温暖的灯，在它的光晕笼罩下，白色的独克宗古城如月光般安详。

吃完酸奶接着在古城里闲逛，闲逛的姿态与古城的气氛最为适合。这些年，古城里增加了不少的咖啡馆，透过落地的玻璃窗里面发呆或者闲聊对坐的人成了外面的风景，而外面摩肩接踵的游人又成了里面的陪衬。客栈也比几年前增加了不少，各种标新立异的风格倒也成了古城的看点，拐进一条小街，走了一段坡路，看见曾经投宿过的那家客栈还在，竟还是那个样子。小院里满是明媚的阳光，墙角的花换了品种，但依然娇艳，藏饰元素的客厅里空无一人。站在院子里，回忆汹涌而来，某年某月的某天里的所有气息、声音、光线。“有事吗？”楼上传来问话，但不见人影。“故地重游。”我答道。然后整个院落重又安静下来，直到离开再没有人来打扰我。

古城民居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地人租用，改造成饭店、咖啡馆、手工艺商店或者客栈，真正称得上老宅的已经不多，如北门附近的阿布老屋，据说是一座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宅。很多年前，我和同伴曾经冒昧地闯进去，说“闯”是因为守屋的老人并不欢迎参观者，在四周都改为店铺的民居中，它显得清寂、桀骜，也正是它的这种气质吸引了我们。刚一推开虚掩的木门，老屋深处便传来苍老的呵斥声，我们假装没有听懂，继续往前。倏地，一个干瘦的老人站在我们面前，他态度生硬地说：“这是私房，不接待参观。”我们表达了对这座老宅的浓厚兴趣，出示了相关的证件，大概因为我们是从北京来的，老人转而主动带我们参观了老宅的二楼，还特地将那间上了锁的房屋向我们开放，老人指着布满灰尘的佛龛一脸骄傲地说，“这个东西连‘文革’时都没被破坏，一直保存到现在。北京的专家看过了，说这个房子很有价值，让我们好好保护。”记忆里，对老宅后院的印象极深，因为常年无人料理，院落零乱而又无序地荒芜着，但墙角那片盛开的花朵，红的、白的、粉的，在阳光下婀娜摇曳，娇媚的花朵衬托得老宅更加落寞孤寂。再去，阿布老屋也改建成了客栈，站在街头看到老宅窗户后晃动的年轻身影，不再有踏进去的愿望。让孤独的耄耋老人和落败的院落定格成阿布老屋最后的形象，还有阳光下的花朵。

路过奔子栏

离开香格里拉的那个清晨，入秋的县城依然阴雨绵绵，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在人们的经验中，深秋是迪庆最美也是最适合旅行的季节，这个季节里，天永远是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映衬着卡瓦格博连绵雪白的山峰，圣洁、高远、超凡出世，那是人间最美的一幅图画。“秋天是卡瓦格博最美的季节。”每个人都这样说。

出了县城，汽车沿214国道一路北上，原本浓厚的云雾竟然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明朗的蓝天，汽车在连绵的山体间盘旋而上，海拔也在逐渐抬升。

开车的是扎西的一个表哥，也叫扎西，他们这个家族里至少还有一个叫扎西的，是香格里拉扎西的另一个表哥、开车扎西的亲哥哥。后来为了称呼的方便，我们就在他们的名字前面按年龄大小加上大、中、小以示区别。藏族是一个没有父姓的民族，他们的名字通常是请寺庙里德高望重的喇嘛给取的。有次在德钦的一个村子里看到一张写满村民姓名的榜单，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扎西、吾堆、江初、次里、卓玛、达娃、拉姆，等等，这些名字分别代表着月亮、太阳、仙女、长寿等，大多是表示吉祥、祝福的意思。

终究是有血缘关系，两个扎西的长相有几分相似，年龄的关系，中扎西显得更加敦实些。他一路沉默地开车，也许是我们在旅途中表现的兴奋完全盖过了他想要说话的念头，车窗外晃过的高山、江河或者赶牦牛的当地人都能引起车里一片大呼小叫，这些不是第一次到达高原的旅行者，或许是为即将开始的外转旅程而激动，竟然有些不能自已。在这样的热烈中，车不觉已到奔子栏。

每一次经过奔子栏都没有机会停下来仔细看看这座金沙江边的小镇，坐落在这条混沌如泥汤的江水边的小镇，从远处望去是绿色树丛间的一片白色的藏式建筑群，与四川的得荣隔江相望。“奔子栏”是藏语的音译，可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简单的音节总是让我对它有种隐秘的向往，既不是因为它身处金沙江边的地理位置，也非作为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驿站曾有过的故事，竟是一种莫名而生的情绪，或许是单纯因为字面和音节所产生的美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奔子栏是地域的自然分界点。迪庆一共有三个县，香格里拉县、维西县和德钦县，维西与丽江交界，县内的白水台被纳西族认为是东巴文化的发祥地，傈僳族是这里最主要的民族，也混居着藏、汉、怒等民族。香格里拉则是以汉藏为主的民族杂居地区。以奔子栏为界，再往北就是德钦的地界，那里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藏区。”一位人类学者的这番话，点明了“奔子栏”这三个字一直以来在我心里存在着的那种隐秘的吸引力和莫名的喜爱。

因为接下来沿途还有不少景点要看，没有人想在这个越来越现代的江边小镇多作停留，于是我不得不再次与奔子栏擦肩而过，这个地名也依然无法在我心目中具象成一座真正的城镇——建筑、街道、居民、店铺，城镇里流动着的时间和与时间一同存在的那些只属于当地的生存方式和语言。在千百年的岁月里，地名本身已经被高度抽象成为一个特定的符号，其间所包含的意义已经凝练成名称中必不可少的内涵，这已经足够了。金沙江继续貌似平静地向前奔流，江两边的奔子栏和得荣也继续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纷至沓来的外地游人在摇下车窗的瞬间发出“哦”的莫名感叹，或者毫不吝惜的相机快门声响都不能真正地改变什么，即便是停下车吃一顿午饭，对于这里的生活来说依然构不成涟漪。“‘三江并流’腹地的干热河谷奇观”这样的解说词在面对真实的地理存在时完成了字面语义与现场视觉的转换，没有人不被这种存在于大自然的景观所震撼，以至于当地庸常的生活细节被忽略于旅行计划之外，尽管，它们必定会呈现出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特征，但我们已经分不出更多的精力深入其间了。

“金沙江第一弯”的标志牌豁然出现在公路边，对我们的视觉构成不可忽视的强大冲击，以一种不由分说的姿态强调着这个堪称地质奇观的景点的不可忽略性。仅仅是几年前，这里还允许过往车辆随意停放，而且熟识的司机还会帮助你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以至于那些雷同的摄影作品在网络或者纸质媒体上随处可见，为此，你可能只需要向引路人支付一点点费用作为报酬。扎西说，从这里开始直到澜沧江边的明永和雨崩都已经被划归“民族风情走廊”的景区范围。与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藏彝民族走廊”这个有着民族学、社会学双重意义的概念不同，“民族风情走廊”仅仅是将沿途的景点划归一个景区，为此所有的旅行者都必须购买门票，旅游也因此被规定为一次有关观看的商业行为。

虽然，早已在各种影像资料里熟悉了金沙江上这个优美的“Ω”形符号，但真正面对时，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震撼。发源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而来的金沙江在遭遇了由东西向突然扭转成南北向的横断山脉时，轻曼柔顺得似一根绸带，像是献给日锥峰的一条哈达。但几百公里后，它却嘶吼着冲撞开玉龙雪山的阻挡，形成了虎跳峡奇观，也再次令人类为之惊叹。尤其是雨季来临，江水在狭路相逢的峡谷之间冲撞成愤怒的浪涛，声震如雷让人不敢靠近。然而，在几十里外的丽江石鼓镇，它再次改道形成一个更大的拐弯，人们将它命名为“长江第一弯”，事实上，直至流出了川滇境内到达宜昌后，这条大江才被正式命名为长江。可似乎，它所有的激情都已消耗在“金沙江”段，它冲刷两岸的泥沙，它突破峡谷深渊，它迅疾地奔腾向前，只为了最终成为一条宽阔的、坦荡的、奔向更辽远的海洋的大江，同时孕育了中国文化版图上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体系——长江文明。自然才是真正的大手笔，仅是顺势而为地轻轻一转，便成就了气势恢弘的景观，而人类千年的文明不过是其间的画龙点睛或者锦上添花。

继续沿着金沙江边走，远远就能看到噶丹·东竹林寺的建筑，依然是金顶红墙，但在一片白色墙体的民居间，平添了平易的气质，感觉比松赞林寺更容易亲近。江边的东竹林寺不需要经过一级级向上的漫长台阶就能到达，规模也不算太大。

临近中午时分的东竹林寺依然有一种不允许被惊扰的肃穆和静寂，寺院里几乎没有游人，只有几位正在劳作的僧人举目对望，不愿搭讪只是低头继续手里的工作。

大经堂是这座四层土木结构建筑的最底一层，早课结束后的经堂内，只有酥油灯的光明照亮经堂前的宗喀巴和他的弟子们，以及一世班禅的塑像。经堂前一排排的蒲团上摆放着绛红色的僧衣和镶着黄边的僧帽，空无一人的座位竟依然有着严谨的秩序，余音绕梁的诵经声似乎还在回荡，与酥油灯的光晕一起，让经堂充满了庄严的宗教感。我正在一排色彩鲜艳的酥油花前流连，一位年轻的喇嘛走了过来，我好奇于酥油花的制作过程，而他更愿意向我介绍这座格鲁派寺院经堂里供奉着的宗喀巴，以及他的事迹。众多的流派分支、繁杂的神祇，以及相关的传说都是让外人对藏传佛教望而却步的原因。我们止步于经堂里那些造型工整的佛像、精妙绝伦的坛城与唐卡，尽管我们心知肚明这是一个丰富多彩而又神秘瑰丽的精神世界。最后，这位喇嘛建议我到楼上观看那幅长达八九米的巨幅唐卡，作为东竹林寺的镇寺之宝，这幅唐卡通常只在最重要的日子才会对外展示。在三楼的一间经堂里，我抬头仰视这幅唐卡，阳光从窗户外幽幽地透射进来，照在这幅据说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唐卡上，以我对藏传佛教那点微不足道的了解，完全无从辨别它的珍贵价值，但我还是心生敬慕地仰望着它，犹如幽静肃穆的经堂、光芒温暖的酥油灯、形式多变的造像、精美但瞬间幻灭的坛城一样，唐卡带给我的感受也只能停留在最表面的触动，与此相比，大经堂旁边的六道轮回图更容易被理解。这是一张几乎在每个藏传佛教寺院里都能找到的图案，它用简洁和直观的方式解释了藏民族终生都信奉的一个准则——此生所有的言行都是为了来世得到一个好的果报，更是为了彻底地摆脱生命的轮回。在这张被魔咬在嘴里的轮回图中，描绘了天道、人间道、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和地狱道里所呈现出来的场景，来去往回周而复始，世间众生无不在这因缘果报中轮回不得解脱。不论是地狱道里的可怖还是天道里的祥和快乐，轮回中的凡夫都不可能彻底摆脱的痛苦，都是对众生的警示，唯有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脱离三界轮回，想要脱离无边的苦海、轮回，只有不断地修行来为此生获得更多的善业。每座寺庙里的轮回图都有差别，但都令人畏惧，被形象化后的六道栩栩如生，如临其境的真切感的确有极大的威慑。

宗喀巴是青海湟中县人，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

酥油花是以酥油为原料的一种高超的手工油塑艺术形式，人物、花卉、飞禽、树木是主要的表现题材。

坛城在梵文中称为曼陀罗，在古代印度是祭祀的祭坛，在这里是指为修行者观想方便而特别绘制的特定形制的坛城图案，多为圆形和方形两种。坛城一般用彩色砂粒制成，过程需要十分地精准细致，但顷刻间就能毁灭。

唐卡是指用彩缎装裱而成的、能悬挂供奉的宗教题材的卷轴画，是藏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形式，因为其题材多为藏传佛教的内容，又被称为“随身携带的庙宇”。

离开东竹林寺，我们慕名去寻找塔巴林寺，它是云南省内唯一的一座藏传佛教尼姑寺，最为珍贵的是寺内有百年历史的壁画。与东竹林寺同为一位住持的塔巴林寺藏在山路的尽头，虽然我们轻易地找到了通往书松村的路口，但还是颇费了些周折才寻到了寺院。扎西好奇我们是怎么知道这座寺院的，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车沿着新修整过的山间土路不断盘旋而上，直到路的尽头才看到寺门外有个临时接待站，人们零星地四处散坐，聊天或者准备午餐，我们碰巧遇到寺院里有大型法事活动。寺院有一新一旧两幢建筑，上下两层的新寺院好像刚完工不久，那种显而易见的新透着某种因为新鲜而引发的喜悦和欢快，衬得相距不过几米的老寺院更加地沉寂。老寺院的土坯院墙在正午的阳光下，斑驳着时间的倒影，墙角有花朵灿烂，让安静的时光有了温情细致的动人美感。

有人引我们走进新寺院的二楼佛堂，站在这里可以看清这座四合院式的建筑，中庭有个明亮的天井，也让所有的经堂都有极好的采光。刚刚结束的讲经还没有来得及收场，一楼经堂的喇嘛依然端坐着，等待下午还要继续的讲经活动。四周有准备小憩之后继续听经的人，他们互不干扰地各自为政，或吃饭或低声聊天或闭目养神，让寺庙的肃穆中多了些世俗的温暖。我举着相机寻找拍摄角度和对象，显然这里的气氛不像东竹林寺那么严厉。

“你们从哪里来的？”声音是从二楼拐角处传来的，一位着绛红色袈裟的尼姑靠坐在经堂的门边，她面目清秀，一头短而精干的黑发，小麦色的皮肤有着阳光的明亮与温度，她目光清澈而又炯炯地注视着我们。她的主动倒让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当她听说，我们是去转卡瓦格博而路经这里时，目光中闪过一道光亮，“是吗？我想羊年去转山，那是卡瓦格博的本命年。”民间传说，卡瓦格博峰是羊年羊月羊日羊时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所以羊年被认为是卡瓦格博的本命年。当然，更为可信的说法是，噶玛噶举的二世活佛噶玛拔希到卡瓦格博巡山正好是羊年，他还写下了被后世尊为转山指南的《绒赞卡瓦格博》，所以，人们把羊年定为这座神山的本命年。她还告诉我们，她去过北京的雍和宫，刚从尼泊尔回来，不过她决定羊年去转卡瓦格博。或者先去转冈仁波齐，因为马年是冈仁波齐的本命年。“你们羊年再来转山吧，到时我们可以比赛。”她仰着头，阳光穿过寺院的屋顶照在她的脸上，那张笑意融融的脸有着青春的俏皮，却又闪动着宗教的庄重。或许是为了这个约定，她主动给我们留了联系方式，在姓名处她留的是自己的俗名：卓玛。后来，卓玛索性起身带着我们参观新落成的寺院，在二楼的一个经堂里她告诉我们，这整整一面墙的度母由一千个大小相同的铜质造像组成，她们面目柔和而又恬静，似乎与眼前的卓玛有几分的相似。

回来后查阅了相关资料，得知“塔巴林寺”的藏语意思是“尼姑修行解脱的乐园”。阳光、鲜花、度母和卓玛的笑脸，似乎都在印证修行解脱的喜悦与美好。也许是沉浸在新寺院落成的兴奋里，卓玛忘记带我们去看老寺院里的壁画，据说，那是塔巴林寺的镇寺之宝，因为地处偏僻，那些壁画经历了时间和无数次的天灾人祸竟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本身也算得上是奇迹。

临别时，与卓玛竟有些老友分别的不舍，她极力挽留我们吃过午饭再走，因为下午是寺里三天讲经活动的最后一场，“这个很难得的。”卓玛恳切地说。因为我们必须当天赶到德钦的查里桶，所以婉拒了她的好意。

她站在寺前的空地，一直注视着我们的车慢慢走远，她旁边有一位老阿妈，身着传统的藏袍正五体投地地朝着寺院走去。阳光下，卓玛身上绛红色的袈裟十分醒目，慢慢地化为雪山下一个红色的小点。

度母是藏地最受欢迎的女神，无论是欢乐、痛苦、疾病之时人们都会呼唤她的名号，念六字真言。她被认为是观世音转世的女性菩萨，她有二十一度母或五百度母之多的化身，其中以白度母、绿度母和红度母最为著名。

翻越白茫雪山

汽车攀爬白茫雪山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地悬在头顶。站在垭口上，湛蓝天空下的世界一览无遗，这些由简洁而肯定的线条勾勒出来的雪山，浩荡连绵成一个沉默而又庞大的世界。公路细若游丝地缠绕在山体之上描画着弯曲的线条，那些喘息着由远而近的汽车失去了在平地上的神气，缓慢而吃力地移动着。连绵的山体沉默着，映衬了人类的渺小与无助。

扎西特意把车停在垭口上，他远远地旁观着我们在雪山的公路上奔跑，兴奋而慌乱地按动着快门，变换着角度和姿势与雪山合影，极尽可能地把眼前的景色留住。为了眼前的美景我们走了太远的路，也等待了太久的时间。扎西是宽厚和体谅的，他明白这些外地人面对雪山的惊喜和贪婪，同时也想给我们留出足够多的时间，不只是让我们尽情地拍照和宣泄，还为了让我们尽快适应这里的海拔高度。出发前已经有队员因高原反应不得不滞留在香格里拉，尽管她之前数次到过迪庆，甚至有过长达5天的内转山历，但这一次她还是被高原反应留在了香格里拉，没人敢保证她能平安无事地登上雪山。高原反应就像雪山的天气一样难以预料，没人能说得清什么样的体质一定不会高原反应。面对它，人们只能小心翼翼。自从那场著名的山难发生后，扎西接触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山难中丧生者的家属、妄想登上卡瓦格博的登山者、形形色色的游客，还有那个每年都要到明永寻找山难遗体的日本人小林尚礼。扎西了解这些外来人需要什么，也知道这些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可能是日本人走了，天晴了。”重新上路，扎西像是无心地自语道。扎西说，昨天他从德钦出发到香格里拉接我们，一路都是阴雨和浓雾，到了奔子栏天才开始放晴。这一车的人都没把扎西的话当真，从小接受的教育让我们几乎是无条件地相信科学和它所做出的解释——这座海拔6740米的雪山因其特定的地理位置而形成了阴晴难料的气候特征。然而，在当地人看来，日本人与卡瓦格博的阴晴关系无疑是那场山难留下的魔咒，只要山难不被忘记，这一魔咒就不会被解除。

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体委收到来自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攀登梅里雪山的请求时，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座被称作梅里的雪山的详细位置。滇西北有着众多的终年积雪的山峰，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版图上唯一一支南北走向的山脉——横断山脉，那里有云南省内的最高峰，那里世居着纳西、藏、彝、傈僳、怒等民族，那里还深藏着一条被历史学家命名为“茶马古道”的古驿道。

“因为山在那里。”这句关于为什么登山的著名回答充分表达了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征服欲。早在一个世纪前，人类已经在这颗星球上开始了频繁的登山活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以当时的测量数据来看，世界最高峰的海拔为8848米，但日本登山队指定攀登的梅里雪山最高峰的海拔仅为6740米。这就是现在被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所熟知的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境内的梅里雪山，它北起德钦县佛山乡的梅里石村，南至云岭乡与燕门乡的永支村，直线距离100多公里，是一个包括了13座平均海拔5000米的雪山群，最高峰为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难的发端就是从雪山的名字开始的。

佛教正式传入藏地之前，崇尚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是西藏地区的主要信仰，这也是藏文化中存在着无数的神山圣湖的主要原因。随着佛教在藏地的传播，为了更容易被当地民众所接受，佛教吸收了苯教的许多因素，成功地完成了佛教在藏地的本土化，也因此形成了佛教分支中极有影响力的一个分支——藏传佛教。在藏文化的传统中，卡瓦格博位列藏区24大圣山之一。传说中，卡瓦格博原本是一个长着九头的凶煞，藏语称作“绒赞卡瓦格博”。在藏语里，“绒”是指河谷地带，“赞”是指居住在山岩上的凶煞，“卡瓦格博”是指白色圣洁的雪山。这个苯教传说中的凶煞在莲花生大师进藏传播佛教的过程中，与其他被大师降伏的凶煞一样，成为了护法神，也被藏民尊奉为藏区24座圣山的宗主，同时卡瓦格博地区还被藏传佛教认定为是密宗最著名的本尊之一——胜乐金刚的宫殿。所以，千百年来，藏民从四面八方来到圣山脚下，用双脚和心灵践行着一条艰辛但却圣洁的朝圣之路。但另一个关于卡瓦格博的民间版本则认为，他是格萨尔王麾下的一员猛将，他的任务便是镇守边地，护佑当地民众的安宁。不论哪一种传说，卡瓦格博在藏民的心目中都不是一座自然山。

格萨尔王是藏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传说人物。史诗《格萨尔王》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长达1000多万字。这部史诗在藏传佛教地区有着广泛的传播，是一部堪与《荷马史诗》相媲美的长诗，主要以口头形式传唱。

“看，卡瓦格博。”藏族人在把这座神山示意给你看的时候，不仅语气充满敬畏，而且绝不会随意指点，而是手掌朝上举向山峰的方向。在藏族地区，卡瓦格博既是指13峰中海拔最高的那座山峰，又是对13座雪山的统称。但因为历史的误会，地图上一直沿用梅里雪山来标注这一系列山峰，所以梅里雪山在外界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卡瓦格博，20世纪的那场山难再一次增强了梅里雪山在外界的影响力。

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并不是第一支想要征服梅里雪山的登山队，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有来自英国、美国、法国的登山者试图登上这座雪山，但都以失败告终。进入20世纪，人类对雪山的了解、登山技术和装备都已日臻成熟，又有了珠峰成功登顶的记录，这支由17名队员组成的中日联合登山队自信地认为，登顶梅里雪山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只要选择适当的时机，一定能攀上这座处女峰的峰顶。为此，联合登山队曾先后4次来到梅里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雨崩村进行线路考察。

日卦，在雪山上划定的封山线，以线为界，线以上的地方不得砍伐，甚至不能采摘，更不能捕猎。

“那时候穷啊，见到可口可乐就像见到金子一样稀奇。”扎西作为当地村民目睹了这些登山者的到来，目睹了他们面对雪山时的兴奋和强烈的征服欲，当然，他还是当地村民阻止外来者攀登卡瓦格博一系列事件的参与者。在当地人心目中卡瓦格博是最圣洁的地方，每年由喇嘛在雪山划定日卦，村民绝不会越日卦一步，因为日卦以上的任何一草一木都属于卡瓦格博，他们甚至从不进山捕猎，因为山里的动物都是卡瓦格博的护卫或者侍从。现在这些人要爬到卡瓦格博的头上去，这是对他的不敬，全村的男人都到澜沧江大桥静坐，试图阻止登山队员的登山行动。

但一切都没能阻止登山队的行动。1989年的冬天，联合登山队开始向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攀登，大本营就设在雪山脚下的雨崩村，现在这里已经成了雨崩村的一个旅游景点，从这里可以到达雨崩冰川。1990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队员在三号营地突然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经过三天的营救，最终认定17名队员因遭遇特大雪崩全部遇难。几天前，这支登山队曾经在海拔6210米的高度建立了四号营地，由5人组成的突击队曾经到达海拔6470米的高度，距离海拔6740的顶峰仅有200多米。因为天气原因，能见度变得极差，而且下撤时遭遇了暴风雪，队员们不得不撤回三号营地休整。山难发生前的几个小时，队员还在对讲机里与大本营商定推迟登顶的具体时间。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只要天气转好，登顶只是时间问题。

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把17个队员掩埋了，来自西藏的救援队赶到事发地点后，甚至没能在雪山上发现任何一点人类活动过的痕迹，雪崩过后的雪山一片银白无痕，平静得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一次山难中队员全体遇难，且人数多达17人，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属罕见。虽然，登山队连续几年先后四次到达这里，探测登山路径、进行高原体能训练，一切似乎都准备得十分充分，但山难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后来有专家分析，这次登顶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是登山队对卡瓦格博峰的气象资料掌握得不够充分，所以没能有效地避免这场灾难。南北走向的梅里雪山是怒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呈北高南低的走势，同样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三条江的河谷均向南敞开，由此形成由南向北溯流而上的孟加拉湾暖湿气流可以长驱而上的便利条件。与此同时，青藏高原的强冷空气还不时南下，两股同样强大的冷暖气流一旦相遇便展开拉锯战，这也是整个梅里雪山一天之内天气阴晴不定、莫测难料的原因。很多年后，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教授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这样总结这次山难的原因：“1991年1月1日到4日，两支冷暖气团在梅里地区上空相遇形成最典型的强降水带。由于没有云南省气象局提供的地面天气中短期预报，联合登山队对此事先毫不知情。这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的登山，尤其是没有准确地预知当时的天气变化。”

几年后，日本再次组成登山队向梅里冲击，一是希望以此告慰山难中的同胞，二是雪耻。有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登山队从资金到装备的准备都更为充足。他们还本着尊重当地风俗的原则，请来了红坡寺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喇嘛，在出发前为他们祈祷平安。得知这一消息，村民赶来责问喇嘛，为什么要为这些亵渎卡瓦格博的登山者祈福。喇嘛说，佛家慈悲为怀，即便是这些登山者也应该得到祈福。但他们同时也断言，登山队一定不会到达山顶。

登山中一切顺利，就在他们准备登顶的前一天，大本营收到来自东京方面的气象预报：“一股南下的冷空气和北上的暖湿气流相遇，卡瓦格博将迎来一场罕见的暴雪。”此时，雪山上空晴空万里。因为有上一次的教训，登山队不敢掉以轻心，果断决定下撤。当队员回到大本营时，预报中的大暴雪并没有来临，冷暖空气在接近卡瓦格博上空时突然各自转身离去。队员在下撤时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能，不再具备登顶的可能，登山队只好遗憾返回。蓝天艳阳下的雪峰，遥远得像一场梦。

“因为山在那里。”既然山还在那里，就有人想要去征服，想要站在山顶上宣誓人类所向披靡的欲望和野心。世纪之交，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发起攀登梅里雪山的倡议，名义上是以这种特别的方式迎接千禧年的到来，但在明眼人看来不过是一次商业炒作。消息一出，首先引来的是一场范围广泛而又激烈的关于“人类是否一定要征服雪山”的论争，在一片反对声压倒支持声的论战中，这次登山行动宣告流产。2001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决定，禁止任何登山队伍再次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卡瓦格博因此成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唯一一座因为信仰而被禁止攀登的山。

“后来只要日本人一来，再晴的天都会突然阴下来，卡瓦格博就看不见了。他们一走，天就会晴。”扎西没有说，那个叫小林尚礼的日本人到德钦是否也总会遇到浓雾密布。山难发生后，受遇难者家属的委托，也怀着对山难中失踪朋友的怀念，小林尚礼几乎每年都要到卡瓦格博脚下的明永村，一住就是好几个月，他先是请村民带着他去山里寻找遇难者的蛛丝马迹，后来是自己独自进山。他渐渐地被村民所接受，混迹于明永村里，与村民一样地吃，一样地住，甚至学会了说流利的藏语，后来，他还资助贫困家庭的孩子继续求学，甚至帮助他们到海外留学。而他自己也在越来越深地了解这个生活在雪域高原的民族之后，逐渐认同他们对于这座雪山的情感，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从澜沧江对岸眺望梅里雪山的山腰，可一览这种大自然结构。藏族人看到如此景象，视卡瓦格博峰为神而加以膜拜，可说再自然不过了。他们敬畏山，认为山是人类不可踏入的圣地，他们在人类与大自然的对峙下，保护了山。梅里雪山的景致使我们不断思索，生活中什么相当于卡瓦格博？孕育我们的大自然是什么？”7年后，遗体陆续在明永村的冰川里被发现。“每次小林到明永都是包我的车，别人的车他都不坐。我跟着他去了很多地方，他很能吃苦。”扎西谈论小林尚礼的时候俨然是在谈论一位老朋友。

说话间，公路边出现了一排白塔，桑烟缭绕着洁白的塔身袅袅娜娜地升向天际。扎西停了车，“卡瓦格博现身了。”顺着他的手掌看去，全车人压抑着兴奋的惊呼声奔向观景台。蓝天下，连绵洁白的雪山耸立在那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圣洁、辽远、博大而又摄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