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严酷洗礼与炽烈撞击中的创作转换

在社会动荡与变革中，人们总是不断调节和转换自己。在一次次的转换中，很多作家顽强地保守转换动机，且对自己的转换原因讳莫如深。当然也有一些“觉醒”的作家在晚年突然“醒悟”，用一些文字来“忏悔”自己的“不端”。至于他们转换的理由，研究者就整体也就个体进行过多方面的考察，比如对丁玲、沈从文、周作人、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赵树理等的多角度研究，基本稳定了其在文坛的应有位置，并认为较准确地把握了他们的艺术价值以及他们与时代的特定关系。通过对众多作家的考察，我们只能找到为数不多的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理想，并在一次次社会与生活变迁中坚守信念的人。大多数作家因为时代原因，既批评别人又被别人批评，以致改变了自己的思想。至于一些具有卓越文学才能者，由于热心政治、崇尚权力，而忽略文学的艺术性，让自己的艺术才能淹没在追逐权力的潮汐中，甚至最后演变成悲剧。这些都是严肃性的，甚至是个人性的悲剧性事件。为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合理评价，1991年冯至在香港《诗双月刊》发表的《自传》一诗里毫不隐讳地说：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了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才明白，

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冯至用此诗表达了自己一生中的不断转换，以及心难安静，诗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无奈，流露出把握自我的艰难，流露出对过去告别的坚决。是不是作家们都有这样的告别？

笔者以为，有一个作家属于例外，他就是周立波。因为顺应形势太自然，许多人对他不以为意。我们检索周立波成长史，不难发现：从亭子间到左联，至延安和解放区，最后到新中国，他的转换都是自觉的。在亭子间，当左联之雄风似乎风去人走，他却加入左联并成为革命者；在延安，当许多作家遭遇批评时，即使他写出了《麻雀》等与延安文坛气氛不一致的小说，他也没有受到像丁玲遭受的那样严厉的批评；在鲁艺，讲授外国文学的种种，同样没有人因他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文学而对他有异议。本处于安静之中，他却以《后悔与前瞻》《思想、生活和形式》等文章来自我剖析与自我批评，自我确立为被改造对象，并引起人们关注。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为了和大众保持一致，他毫不犹豫地以记者身份随王震部队南征北战，并在东北为剿匪和土地革命鼓与呼，进而写下带给他极大声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由此可见，他身上已经固有的左翼文学理想，和已经付诸行动并确立的革命姿态，都足以证明他的文学立场与时代立场的一致性。总体来说，他的转换在集体的转换中完成；在集体的排队中，在加入合唱与交融中实现独立。总之，他的每一次转换都可以被视为历史性事件，其中的根由就是他从一名亭子间作家转换成左翼作家不仅仅代表他这一个体，转换中还有随行的大众，只是他的转向总独树一帜。

第一节 作家自觉革命与坚守左翼的“偏执”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人生？周立波在《我凝望着人生》一诗中写道：

我凝望着人生，

我要知道他的一切公开和秘密，

一切小小的和巨大的东西。

我好像一只森林里的野兽，

初初走出他的洞穴来，

对阳光，对人迹，都感到惊奇。

这节诗歌表达了周立波对自由与和平世界的极度新奇以及渴望探究之情，毫不掩饰在追求中的洪荒之态。也可以说，人生路程对于周立波而言一直是一种预想，他对未来无法预知。在人生的书页展开后，他才发现自己对一切都感到惊奇。

谈周立波，必须从亭子间谈起。亭子间作为他文学人生的开端，已经暗示了他今后可能的命运。但他自己无法预料，更想不到人生的许多环节会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周立波的人生历程和人生追求决定了他的创作走向和特性，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思维方式。我们在后面的文字里不厌其烦地描写他的生活历程以及同他共时代发生的事件，也就是为了考察他文学创作转换的根源。

周立波从亭子间的自由文人变成左翼作家，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显著的历史事件，原因在于这种变换不仅代表周立波个体，还代表与他同样生活在亭子间并转向的作家群，这些人后来成为延安文艺界的主力之一。而周立波转向的代表性与深刻性在于：一名受着西方文学涵养熏陶的理论家，是如何转变为充满革命意识的左翼作家的，这对于后来的他又会有怎样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转向是在哪些环节完成的。

一 蛰伏亭子间：文艺修养养成与革命火种撒播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经济十分凋敝，吃穿住行水平低下。周立波家乡所在地益阳处于丘陵地区，发展落后，但只要有激进思想的人就会被当局管制。叶紫的姐姐和众多亲人就因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而被当局杀害。而从长沙回来的周立波，思想带有激进意识，于是在1928年为回避与家乡对立势力冲突，新婚未足一个月便随远房叔叔周扬来到上海，住进了虹口区北四川路恩德里的一个亭子间，从此开始了远离亲人和故乡的生活。和在家的相对稳定生活比，亭子间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很大的跨越。虽然未来一切不可预料，但他在艰苦求生存中收获极大。西方文艺素养在此期间养成，加入左联也在此期间，创作也在斗室里起步。最为重要的是，在亭子间里，一个作家变成了革命者，一个自由文学者变成了革命作家，恒固的革命意识必然影响了后半生的追求。同时，周扬也成为其后来命运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反封建、反侵略的火焰在中国大地燃烧时，周立波的创作渐渐融入革命元素，以后的作品如《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小说中的革命姿态如影相随。即便后来在生活上经历了诸多变化，与其他亭子间作家一样，周立波对亭子间的经历刻骨铭心。

关于亭子间，周立波在《亭子间里·后记》中这样说：“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地到了灶披间；厅堂和厢房的楼上是前楼和后楼，或总称统楼；灶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间；如果有三层，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1]多年后，周立波还能那么具体地描述亭子间，可见亭子间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